高尔泰生于江苏，十五岁时，他从山里走出。自此，野性和倔强伴随他终生，他特立独行，感性天然，自由而心性率真。他做学生时就拒绝几十个人把同一个模特画得一模一样。十九岁时他自问：“为什么自己的命运，要由一些既不爱我、也不比我聪明或者善良的人们来摆布？”
1957年，高尔泰写下名文《论美》。文章被内定为批判材料发表，发表后如同传奇，掀起了一场大讨论。这么一篇“唯心主义”的东西，将当时中国一流的美学学者宗白华、侯敏泽、洪毅然都扯进去写文章讨论，而此时高尔泰才二十二岁。高尔泰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
劳改期间的高尔泰，仍不放弃思考和写作。在那个年代写作如同玩火。高尔泰后来说：“除了玩火，我找不到同外间世界、同自己的时代、同人类历史的联系。我需要这种联系，就像当初需要寂静与孤独。写起来就有一种复活的喜悦。”
在人们多数参加革命、接受改造的岁月里，高尔泰的坚持如同传奇。北岛回忆说，高尔泰曾给他看过一本影集，里面不是照片，而是一张张比火柴盒稍大些的发黄的纸片，仔细看去，上面竟是些肉眼难以辨认的字迹，细密得像古瓷上的纹路。每张纸片都有一万多字，是高尔泰在牢改营写的。为安全起见，他把钢笔尖磨得比针还细，趁没人时写在纸片上，再把这些纸片藏在棉袄的夹层里。一件棉袄竟有十几层大小口袋，装满这些危险的秘密。“文革”中抄家者抄走了他所有的手稿，唯独这些记述了他更隐秘的思想的小纸片被抄家者当废纸踩来踩去，没人注意，得以留存。
1968年，高尔泰在一个农场捉黄羊，那是一只精力充沛的动物，被夹铙夹断一条腿之后仍然跑得无踪无影。他沿着零星的血迹开始寻找、追赶，终于赶上了。“我坐下来。不料这个动作，竟把它吓得急速地昂起头，猛烈地抖动身躯。我想我在它心目中，是一个多么凶残可怕的血腥怪物啊！事实上也是的，我真难过。”
20世纪80年代，刘宾雁的报告文学流传中国，其社会影响高于当下的超男超女或天王巨星。高尔泰感叹说：“如果说西方美学的诸流派要比我们的文学评论更科学些，那我愿意指出，无论是唯美主义的佩特还是未来主义的马里内蒂；是意识流派的詹姆斯还是表现主义的布莱希特；是超现实主义的布列东还是新小说派的葛利叶；是结构主义的弗拉核还是语义学派的瑞恰兹，都不能说明，为什么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以马蒂斯式的粗线条而能如此以雷霆万钧的力量，震撼着亿万人的心灵！”
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的“积淀说”风靡一时，以高尔泰为代表的美学新潮对“积淀说”进行扬弃。经过对“积淀说”的不断认识，人们意识到，积淀的传统给人带来的不仅是单一、固执、封闭和宿命，还给人带来死寂、麻木和创造力的丧失。高尔泰说：“也许崔健和他的摇滚乐是中国唯一可以启蒙的文化形式。”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已经由主张和平进化，反对激进变革，发展到重评历史。从崇尚英美模式，否定法国模式，发展到认为没有五四运动更好，没有辛亥革命更好。高尔泰自认漂流异国，久居山野，日与草木鸟兽为伍，已经落后于这个潮流很远。当纽约一家杂志的记者远道来访，问高尔泰对这些问题有什么看法，高尔泰说：“我没有那样想过。”
“与世隔绝”十多年后，《寻找家园》出版，高尔泰的名字再度跟读者会面，一时轰动。从诗人作家到网络读者，盛赞高尔泰的散文是当代中国最美的收获。崔卫平说，那是“当代《红楼梦》般的汉语”。北岛说，“他的文字炉火纯青，朴实而细腻，融合了画家的直觉和哲学家的智慧”，“把毕生的愤怒铸成一个个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