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英文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黄威廉教授是台湾新竹县关西镇深坑乡人，是定居在祖国大陆的台湾省籍植物地理学家。1947年台湾“二・二八”起义爆发时，他正在台湾大学森林系求学。“二・二八”起义后，为躲避战乱和白色恐怖，他不得不暂时返回祖国大陆，来到他父亲――著名台籍教育家黄国华年轻时从日本回国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贵州，进入贵州大学农艺系读书。随着两岸陷入隔绝状态，从此生活、学习、工作、奋斗、奉献在祖国大陆。岁月荏苒，一晃就是半个多世纪。
　　50年来，黄威廉兼教学、科研及行政工作、社会事务于一身，作为教师，他为祖国培养输送了一大批急需的科研骨干力最，桃李满天下：作为科学家，他是我国植物地理学、生态地植物学领域的著名专家和学科带头人，辛勤耕耘，硕果累累。
　　
　　大陆唯一的台籍植物地理学家
　　
　　1953年，年轻的黄威廉大学毕业后进入贵州师范学院教书。当时，经历长年战乱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百业待兴，高等教育在很多领域几乎是空白。他所要教授的植物地理学国内大学还没有开设过，是从苏联的教学计划中照搬过来的，起初连一本完整系统的教材都没有，师资力量更是无从谈起。
　　面对重重困难，黄威廉白手起家，自编教材，在摸索中奋力前行。他也因此成为新中国最早教授这门课程的拓荒者。后来，作为国家重点项目的《植物地理学》教材，国家教委指定由他担任主审。1980年，他被国家教委聘为首届理科地理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作为贵州师大生态植物地理学硕士生导师和中国科学院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特聘的博士生导师，他精心指导和培养着作为前沿和交叉学科的植物地理学方面的国内外高精尖专业人才。
　　除教学外，他还主持了大量的科研工作。曾数十次参加国家和贵州省组织的各类科学考察，主持进行贵州梵净山、赤水桫椤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贵州植被和珍稀濒危植物调查等科研项目，参与中国科学院西南热带亚热带橡胶宜林地、生物资源综合考察。作为中科院综合考察队植被组负责人，他对贵州农业水利、中草药资源、薯芋资源、农业地理、糖料作物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综合科学研究和调研。
　　在半个多世纪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黄教授勤奋耕耘，多年来对于贵州植被的研究和为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其研究成果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其中，《贵州天然林的保护与利用问题》、《贵州的草坡资源利用改造与畜牧业的发展》、《贵州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平衡与管理》、《贵州喀斯特植被与环境保护》、《黄果树生态旅游资源评析》、《贵州珍稀濒危植物及管理》等论文都成为相关领域的权威文献。1964年他发表的《贵州喀斯特植被》是我国最早提出的亚热带岩溶植被的分类系统。1966年提交的研究成果《贵州天然林的保护与利用》是最早提出和呼吁在贵州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建议，之后贵州陆续建立起多个自然保护区，其中梵净山还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他的研究成果《贵州山地草场分类与等级评价》成为我国南方地区利用次生植被发展畜牧业的科学依据，促进了相关省区畜牧业的快速发展。1984年发表的《冷杉属新种――梵净山冷杉》，向世人揭示了全球最后被发现的北半球冷杉属新种以及在贵州省亚热带梵净山地上保存冷杉林的科学价值和深远意义，引起轰动。
　　在黄教授众多的科研工作中，拯救贵州“草海”的呼吁曾引起很强烈的社会关注。有贵州高原明珠之称的草海，由于“大跃进”时期片面追求扩大农田面积，数次被放水排干，致使威宁周边等县的生态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空气湿度减小，大气中损失的水汽大量增加，产生了一系列恶性循环效应。黄教授在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马士骏院士的支持下，组织科研力量进行草海生态环境变化的调查，在深入调研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完成了《草海排水后生态环境变化及今后合理利用对策的考察报告》，为草海生态系统的恢复与合理开发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贵州省对这一研究报告高度重视，成立了由省领导挂帅的领导小组，开始按照黄教授的思路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恢复草海的自然生态，恢复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在内的大批世界珍稀鸟类栖息地。2001年，《中华工商时报》、《中国环境报》等媒体分别发表文章，全面报道黄教授及其调研组的工作。在《草海的痛》一文中曾有这样的记述：“在贵州师范大学黄威廉教授的学术生涯中，对草海的关注无疑将伴随这位年届七旬的老人度尽余生。黄教授用他的笔记录和描述了一个命运多舛的草海的沧桑与兴衰。”现如今，在黄教授和社会各方的努力下，经过艰难的治理，草海逐步恢复原有的面貌，高原明珠重新大放异彩。
　　几十年来，黄教授的科研硕果累累，著述等身，主编的《台湾植被》、《贵州植被》、《贵州珍稀濒危植物》、《贵州国土资源》、《贵州植物志》，参加编著的《中国植被》、《中国珍稀濒危植物》、《中国植物红皮书》、《中国自然保护图集》等十几部著作已成为我国地理和植物学界具有奠基地位的权威论著，为国家和贵州省保护开发植物、药物、草地和次生植被资源，为维护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生态作出了卓越贡献。
　　
　　大陆研究台湾植被的开拓者
　　
　　《中国植被》及所属《台湾植被》和《贵州植被》分卷是上世纪70年代由中国科学院设立的国家级大型重点科研项目，作为大陆唯一的台籍植物学家，黄教授责无旁贷，被委以重任。
　　一人独自负责承担两个省的任务，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他所面对的困难和压力也是巨大的。特别是当时两岸尚处于隔绝状态，不仅不可能到台湾进行野外调查，就是相关的资料也非常稀缺，仅有的一点也是过去日本殖民者侵占台湾时由日本学者撰写的论文。此外，还面临经费紧缺，特别是外汇紧缺，无法购买国外资料的难题。
　　对此，为了国家的利益，黄教授多方奔走呼吁，通过各种途径搜集、获得了一批宝贵的台湾地理和植物的资料。其中包括美国纽约大学科特兰分校地理系主任道摩特教授提供的50万分之一的台湾地图和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大卫・波夫教授提供的台湾珍稀濒危植物图书。
　　经过10年的艰苦努力，《台湾植被》终于完成。这部划时代的著作填补了台湾植物学领域的空白。这一著作在大陆出版后，台湾方面希望在岛内出繁体字版，黄教授感到十分欣慰，为此又进行了字体转换、增加台湾各类植物群落照片等后续工作，最终，繁体字版于1999年在岛内出版发行。《台湾植被》被两岸植物学界权威专家誉为是对海峡两岸和国际植物界都相当重要的研究，是迄今为止有关台湾植被最系统、最完整的专著。这部著作对于台湾的植物学研究和教学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岛内专家称，“大陆黄教授呕心沥血之作《台湾植被》深入探讨了台湾地区的植被与植物群落，令人钦佩，影响深远”。时任台盟中央主席的蔡子民和全国台联会长的林丽韫亲自写信、打电话给黄教授，对他取得的卓越成就表示祝贺。受益于这部专著的海外学者和学生纷纷来电来信，对黄教授表示钦敬和感谢。1995年4月10日，《贵州日报》专文报道了黄教授二十多年来在地理和植物学领域的艰辛探索之路。
　　黄教授在台湾岛内有许多亲友。在上世纪70年代，大陆福建前线不断向台湾空飘宣传品。他写了一封给岛内亲属的家信，随空飘气球飘过台湾海峡，落在台湾桃园县，奇迹般地被他堂弟的朋友捡到，辗转到了他亲属的手中!隔绝数十年的骨肉亲情竟通过这种奇特的方式联系上了。之后，在他撰写《台湾植被》的过程中，有不少第一手资料就是通过这次奇遇所建立的通信渠道从台湾亲戚朋友那里获得的。
　　1995年，黄教授回到阔别50年的故乡台湾，百感交集，激动万分。在省亲会友的同时，他仍念念不忘验证、充实他的专著《台湾植被》。在他的侄儿黄国勇和合作已久的台湾东华大学教授徐国士的陪同下，两次深入阿里山和太鲁阁大峡谷，实地考察台湾亚热带植被，特别是常绿阔叶林、亚高山针叶林及石灰岩群落，对当前台湾的植被概况进行了更深入的了解。之后对照《台湾植被》，发现与书中描述和分析的完全吻合。可遗憾的是，因自然或人为因素，也有的群落已遭到破坏，个别珍稀植物濒临灭绝。黄教授满怀深情地回忆他1947年在台湾大学求学时曾在阿里山深处见到几千株直径达2到3米的巨大红桧木，50年后重归故地，这些珍贵的桧木林已被完全破坏，不复存在了!
　　在《台湾植被》完成后，黄教授又承担了国务院环境委员会、中科院等单位委托的关于台湾珍稀植物及自然保护等课题的研究项目，先后完成《台湾植被图及说明》、《台湾植被区划及区划图》、《台湾珍稀濒危植物》、《中国植物红皮书》台湾部分、《中国自然保护图集》台湾部分6个涉及台湾植物植被的国家重点课题。
　　杰出的工作成就使黄教授获得国家授予的包括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奖、部级科技进步奖、全国高等院校先进科技工作者、从事植物学工作50年科学家奖、共和国60年百业英才人物荣誉金奖等大量荣誉和表彰，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至于省级表彰和荣誉称号更是不计其数。
　　
　　筹备成立贵州省台湾同胞联谊会
　　
　　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1981年，叶剑英委员长提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主张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从而确立了和平统一与“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大政方针，使生活在祖国大陆的3万多名台湾省籍同胞备受鼓舞。
　　当年，贵州省组织部分台胞到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学习取经，在参观中得知浙江省已率先成立了台湾同胞的组织――浙江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大家认为，贵州应该向浙江学习，成立台联。中共贵州省委对台胞的要求非常重视，于1982年同意成立贵州省台湾同胞联谊会。筹备小组于1982年5月4日成立，黄威廉任组长，陈朝基(时任邮电部539厂副厂长)任副组长，肖锦恒、林复元、潘启中为成员。后来，又把邱培声(时任贵阳卫校教师)、陈贵彩(时任贵州汽车制造厂工程师)等几位台胞从各自岗位上调来专职进行省台联的各项筹备工作。
　　经过半年多的紧张筹备，1982年11月4日，贵州省第一次台湾同胞全体会议在贵阳金桥饭店隆重召开，正式成立贵州省台湾同胞联谊会。66名来自贵州省各地的台籍同胞参加了大会，会上，大家讨论了台联章程，选举产生了贵州省第一届理事会，推选黄威廉任会长，陈朝基、潘启中为副会长。在之后的近20年中，他连任了4届省台联会长，直到2000年因年事已高而光荣卸任。
　　黄教授除了他的本职岗位贵州师范大学地理系(后改为资源与环境科学系)教授外，他还曾任中共贵州省委委员，贵州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等党政领导职务，学术和社会职务就更多了。可谓集教学、科研、行政、学术、社会工作于一身，压力之大，担子之重，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尽心尽力地做好省台联的工作，带领全省台胞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开展工作。为祖国统一大业倾注大量心血。熟悉他的台胞都打趣地说，他是全国台联系统兼职最多、任务最重、最为繁忙的省台联会长。
　　黄教授利用在国内外参加学术会议比较多的机会，接受采访，发表谈话，撰写文章，介绍祖国大陆的发展成就，宣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他撰写发表的《新中国的大学教育》、《对台湾和平统一问题的几点看法》、《广交台湾朋友，促进和平统一》、《汪辜会谈后两岸形势的新发展》、《对台湾省知识界同胞谈谈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发挥台联的桥梁纽带作用，为促进祖国统一做贡献》等大量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令黄教授印象最深的，是参加首次由中央组织的有海外学者出席的台湾问题研讨会。1983年初，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廖承志在接见加拿大西蒙・费雷泽大学台籍学者郭焕圭教授时，提出海峡两岸的学者应该就台湾的前途问题坐在一起接触讨论。于是，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和全国政协决定组织召开有关台湾的问题学术研讨会。
　　他清楚地记得28年前的1983年5月17日，中共贵州省委对台工作办公室通知贵阳师院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对台领导小组通知，将在北京举行‘台湾之将来’学术讨论会，邀请我省台胞黄威廉同志出席。”对从党中央发来的这一通知，大家都很激动，这是中央对贵州和贵州台胞的重视和关怀。
　　此次会议，是大陆首次组织有海内外各方学者参加的有关台湾问题的学术讨论会。来自加拿大、美国、西德、日本、澳大利亚等的10位海外学者以及15位来自大陆北京、上海、福建、贵州的学者(其中台籍学者5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会上，海内外的学者专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同的观点不时发生着碰撞。在与台湾隔绝三十多年后，人们第一次聚在一起，听取与台湾联系密切的海外学者介绍岛内的情况，交换对于台湾未来的看法。在改革开放之初，能够召开一个气氛如此和谐、如此民主的涉及敏感台湾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令人耳目一新。与会学者都秉持一个原则，就是要把这次来之不易的会议开成“求同存异，能容纳不同意见的会议”。
　　8月12日下午，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政协礼堂举行招待茶话会，她在讲话中特别指出：中共中央会考虑台湾人民的意愿问题，我们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就是这个意思。并表示，统一和谈一旦开始，台湾人民会有充分机会表达他们的意愿。茶话会上，海外来的学者一一发了言。接着，邓颖超主席说，请我们的黄威廉代表发言，他来得远，是贵州来的。被邓大姐点名发言，黄教授又激动又紧张，在林丽韫会长将他引荐给邓大姐后，他谈了自己的三点看法，一是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充分表达了两岸学者对台湾将来走向的看法；二是讨论会上观点虽然不同，但都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求同存异，心平气和，展现了民主的风范，开了一个好头：三是海外学者因为与台湾常来常往，对岛内情况熟悉了解，研究也比较深入，值得大陆学者借鉴学习。正如全国台联会长林丽韫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办的答谢宴会上所说的，本次会议上，海内外学者就关系1800万台湾人民命运前途的大事，交流了学术研究的成果，学者们这种爱国的热忱是可敬可佩的。
　　邓颖超主席和廖承志副委员长两位领导的高瞻远瞩和雄才大略，在近30年后仍令黄教授感佩不已。两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家发起的海内外学者进行接触交流、务实讨论的方式，延续到今天仍展现出深远和积极的意义。
　　研讨会后，黄教授更深入地研究和思考台湾问题。1986年10月，他应邀参加在美国举行的“亚洲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宣读了论文《对台湾和平统一问题的几点看法》，引起与会学者和海外媒体的热烈反响。《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发表评论，认为他对于美国当局阻挠中国和平统一的谈话，一针见血，很有见地。他是大陆较早在海外学术会议上就台湾问题发表见解的学者。随着对外交流交往的增多，黄教授的学术影响逐步向海外扩展。1985年起，他陆续参加在欧美亚国家举办的植物学和地理学高端国际学术会议，扩大了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国际影响。同时，在这些会议上，利用自己是台湾省籍的特殊条件，与来自岛内的学者接触、交流，加深了友谊，促进了两岸在科学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打开两岸民间交往的一扇窗口。在学术会议上相识的一批台湾学者，如台湾植物研究所周昌弘院士、台湾大学植物地理系主任黄增泉教授、东海大学景观系赖明州教授、东华大学资源研究所徐国士所长等，都成为两岸植物地理学交流的热心推动者。
　　黄教授有一个著名的“三不”座右铭，即“不忘自己是台湾省籍同胞，不忘祖国尚未统一，不以台胞身份向国家伸手要待遇”。他的家庭负担很重，妻子、女儿长期患病。植物地理学研究有赖于长年累月的田野考察，在家人最需要他的时候，为了科学事业他无暇照顾，辛勤奔波在深山密林之中。长斯的艰苦工作使曾经非常健壮的他积劳成疾，1992年因肾癌做了左肾切除，之后，他拖着病体又在教学岗位上坚持工作了10年。去年，85岁高龄的他还发表了《台湾亚高山寒温性针叶群系植被地理》的研究论文。
　　熟悉他的朋友在撰写回忆文章时，无不对黄教授过人的毅力和高尚的品格表示敬佩。他的老同学宋晶撰写了一首词“金缕曲”，勾画出黄教授坎坷而不平凡的一生――
　　平生风仪兼师友，叹年来，情迁事变，哪堪回首!苦况如君谁慰藉，独坐清宵良久。可曾忆，马鞍山否?一别廿年君奋起，展鹏程，踏遍千山秀。功在册，碑在口。台湾植被钻之透，阿里LU，岂黄果树，藤攀手走。资源野生成图谱，草坡未忘研究。动与否，功在不朽。老退抗癌肩仔任，群策力，拂晓钟声奏。书至此，祝君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