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分工理论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分工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古典经济学时期的亚当?斯密对于分工理论做了经典论述,本文试图对他的分工理论做阐述和评价。 关键词:斯密;劳动分工;劳动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0)09-0114-01
斯密的整个经济理论体系是从分析劳动分工开始的,在他的经典巨著《国富论》中,他提出了系统的劳动分工理论,并奠定了劳动分工在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一、亚当・斯密确立了分工在经济学中的首要地位
熊彼特曾经这么说过:“无论在斯密以前还是在斯密以后,都没有人意识到如此重视分工”。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以做扣针为例详细阐述了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国民财富的巨大作用。他指出,扣针的制作可以分为18个工序(抽铁线、拉直、切截、一头磨尖、一头磨平、做圆头、安装圆头、涂白色、包装等),如果18种工序由一个人完成,一天做不出20枚,甚至于一枚也做不出来;如果每人做一个或几个工序,就会做很多枚,一个小工厂,每人做2―3个工序,平均每人成针4800枚。可见分工的巨大作用。正是基于这一古老的经济学命题,为提高地区劳动生产率,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经济学者们对地区分工进行了长期不懈的研究。
二、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论述
18世纪下半叶,英国的工场手工业进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这促使斯密开始以资本主义生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国富论》研究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发展。其实,对于斯密来说,不论是经济发展、国际贸易,还是国民财富的增长,分工都是关键的起点。因此,斯密在该书的开篇就论述了这个问题。
首先,斯密认为,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主要手段,是导致经济进步的唯一原因。斯密认为,为了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力,首先需要加强劳动分工。“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以著名的制针工场为例,列举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三个原因:一是分工提高了每个特定工人的熟练程度;二是可以节约由一个工种转到另一个工种所花费的时间;三是机械的发明可以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时间,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1]这三点表明,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继而通过生产力的提高来促进经济增长。
其次,斯密考察了分工之后,接着分析了引起劳动分工的原因。斯密认为,分工起因于交换的倾向,他说“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这样就可得到相互的帮助。而交易的准则,就是“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如果没有这种倾向,“各个人都须亲自生产自己生活上一切必须品和便利品,而一切人的任务和工作全无分别,那么工作差异所产生的才能的巨大差异,就不可能存在了。”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到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这就高度概括了分工的产生以及分工与交换关系,即分工源于交易的需要,而交易的能力大小又影响分工的发展。
最后,斯密指出了分工所产生的消极后果。斯密也看到了由分工带来的弊端。斯密在《国富论》下卷中谈到,分工进步使大多数人民的职业局限于少数极单纯的操作,往往单纯到只有一两种操作。可是人类大部分智力的养成,必然形成于其日常职业。一个人如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而且这些操作所产生的影响又是相同的或极其相似的,那么他就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或运用他的发明才能来寻找解除困难的方法,因为他永远不会碰到困难。这样一来,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且使他不能领会或参加一切合理的谈话,以便使他不能怀抱一切宽宏的、高尚的、温顺的情感。其结果,就是失去了做适当判断的能力。这样看来,他对自身特定职业所掌握的技巧和熟练,可以说是由牺牲他的智能、他的交际能力而获得的。
三、亚当・斯密劳动分工理论评析
约瑟夫・熊彼特曾经在为《国富论》撰写的“读者指南”中写道:“第一篇前三章讨论的是分工。这是整座建筑物中最古老的一部分”,“是《国富论》全书中最精炼的部分”。 斯密的分工理论,其核心在于强调了劳动分工是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根源。斯密的观点明显地反映了他的时代的特点,他所处的时代是工场手工业时代的末期,那时的生产技术方法主要是手工劳动的分工。正如列宁后来所说的:“在手工生产的基础上,除了分工的形式以外,不可能有其他技术进步。”斯密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增进国民财富上,他批评了重商主义的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源泉的观点,也批评了重农主义的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偏见,他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宣称:任何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财富的源泉。按照他的思维线索,要增加国民财富,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加强劳动分工。这一观点是他综合前人的思想所创立的分工学说的精髓,也是他的经济增长理论体系的出发点。
当然,斯密的分工理论并非是完美无缺的。
首先,他认为分工产生于人的交换的倾向,分工取决于交换能力,也就是说他是从人性、人的本能和功利主义的立场来解释分工的产生,这并没有解释产生分工的根源问题。是先有分工还是先有交换?没有分工又何来交换?斯密的这种观点充其量也只能理解为是交换能力对分工进一步发展的制约。
其次,他没有区分社会分工与工场手工业分工,认为社会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分工的区别只是主观的,整个社会是一个大的手工工场,真正的手工工场是小手工工场,不论是大手工工场还是小手工工场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国民财富增长。这种看法显然欠妥,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工场内部的分工尽管有许多相似和联系,但二者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本质的区别。[4]
总之,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斯密不能像马克思那样把分工的根源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也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对社会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分工作本质的区别,更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通过对分工的探讨进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深刻剖析。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富论[M].杨敬年,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5―2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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