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6年1月10日下午，宋庆龄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在秘书杜述周的陪伴和隋永清、隋永洁姐妹的搀扶下，她来到医院简陋的告别室，强忍悲痛最后一次端详着已经十分消瘦、苍老的周恩来。
宋庆龄第一次见到周恩来，还是在半个世纪前的1924年。当时这位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年仅26岁，坚定沉稳、才干超群、精力充沛，给宋庆龄留下很深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前，周恩来是在国统区公开活动时间最长的中共领导人。所以，他与宋庆龄有着最多的直接接触。1949年以后，在中共最高领导人中，周恩来也是和宋庆龄走动最多的。生活、工作中桩桩件件的事情，无论大小，他都替宋庆龄安排得妥帖周到。
告别后，宋庆龄回到家，情绪还没有缓解，就听到了“高层”通过秘书传达给她的批评。大意是：“让她去和周恩来告别，为什么还要自己带人去?”宋庆龄心情本来就很差，听到指责立刻按捺不住了。她在卧室里激动地说：“我这么大年纪，就不该有个人扶扶我吗?再说，总理也是看着她们两个(指宋氏姐妹)长大的，怎么就不能去告别?”宋庆龄一生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所有事情都尽力做到完美，几乎可以说是在个人品质上有“洁癖”。因此，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尽管有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给她造谣，但对她的个人行为却无法说三道四。这次受到批评，在宋庆龄来说是“破天荒”的。何况，批评还是由秘书传达的，这也是对她刻意的不尊重。但国家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她还争什么?沉浸在悲痛中的宋庆龄，只是在私人空间里，跟身边的人发泄了几句，也就忍了。
1月15日，宋庆龄抱病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周恩来的追悼会。
之后，“高层”的一些评价又传到宋庆龄的耳朵里。她终于忍不住了。她气坏了，在卧室里大发雷霆：“真是岂有此理!说我是‘总理帮’?我就是‘总理帮’又怎么样?我不干了!我辞职!这么大年纪，我也该休息了hE?我回上海养老!”
周恩来去世了，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这时的宋庆龄已经对中国政局心灰意冷。在原则问题上宋庆龄从来是说一不二的。既然要回家养老，她便吩咐杜述周，26日她要回上海。杜述周立刻向上级报告，并与空军司令部联系专机。最后，专机定在了1月27日。
1月24日，宋庆龄写信给廖梦醒：“我写信是要秘密地告诉你，我有可能回家去改变一下环境。可怕的打击(指周恩来逝世)以及我的皮炎和关节炎越来越严重，吃安眠药也没用。我的眼睛似乎总是睁着。”
同一天，她写信给爱泼斯坦：“此信是为了告诉你，我必须回上海去住些日子，因为那里有急事要我处理，且不说我迫切需要从我们最近遭受的震惊和痛苦中解脱出来，也不说那些我还没有告诉你的其他麻烦事。没有必要去麻烦你，你也不能帮助解决我的问题。”
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回上海，这次离开北京，宋庆龄做好了切断和北京一切联系的准备。1月27日，她要求秘书张珏，以住宅秘书室的名义分别发函给全国人大、新华社、《中国建设》杂志社、北京地安门邮局和上海徐汇区邮局。函件很简短：
密：
人大常务委员会：
从今天起给宋副委员长的文件、信件，请寄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林泰同志收。
密：
新华社发行科负责同志：
宋副委员长看的《参考资料》，请寄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林泰同志收。大字《参考消息》也请寄上开地址林泰同志收。
密：
中国建设杂志社：
给宋副委员长的杂志《中国建设》和信件等，请邮递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林泰同志收。
密：
地安门邮局负责同志：
自即日起，寄给宋副委员长和林泰同志的信件、刊物、包裹等，请转上海市衡山路徐家汇邮局投递。
密：
上海市徐汇区邮局负责同志：
自即日起，寄给宋庆龄副委员长和林泰同志的信件、包裹等，请投递淮海中路1843号。
我把这五个函件都公布在这里，是为了使大家了解这次宋庆龄离开北京的决绝态度。对于经常往来于京沪之间的宋庆龄，这种举动是异乎寻常的。
二
1月27日是宋庆龄的83岁生日。就在这一天上午10点30分，她乘坐一架三叉戟，带着满心的愤懑离开了北京。
以后的5个多月中，宋庆龄把自己关在上海的家里，整理资料和物品，不时因勾起对往事的回忆而唏嘘长叹。她已经开始为自己的身后事做准备了。
7月6日晚，北京电话报告：朱德逝世，请宋庆龄第二天回北京。对此，她无法推托。朱德的为人一直令宋庆龄十分敬重，更何况朱德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是第一副委员长。
7月7日中午，宋庆龄飞抵北京。她不带行李，拒绝回后海的住宅，而是入住北京饭店1435房间。当天下午，她就到北京医院向朱德的遗体告别。11日，她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会。14日，她从北京饭店直接到南苑机场，乘专机回上海。
宋庆龄悲凉的心情无法解脱。18日，她写信给廖梦醒：“参加完我们敬爱的领袖朱德同志悲痛的葬礼之后我又回来了。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不爱抛头露面的。朱德同志为中国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却如此低调。他得到每一个人的爱戴。在我们最敬爱的总理同志逝世不久，我们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实在令人难以承受。”
9月1日，她将几个月来整理出的文物装了一面包车，由两位秘书护送到上海市博物馆。9日，北京又传来消息：毛泽东逝世。10日下午，宋庆龄再次回到北京，住在北京饭店7031房间。11日、12日和17日她三次参加遗体告别和守灵。18日在天安门广场出席追悼大会时，她已经站立不住，斜靠在搀扶着她的杜述周的身上，最终不得不要了一把椅子，成为唯一坐着与会的人。
国庆节前夕，宋庆龄接到9月30日晚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座谈会的邀请，她“因身体原因请假”没有出席。
“十一”一过，宋庆龄就要杜述周马上安排回上海。8日，宋庆龄和随从人员乘车来到南苑机场，专机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就在宋庆龄走向飞机舷梯时，突然接到停飞的命令。这种情况是以往从未发生过的，大家都十分惊愕。过了一段时间，又通知可以起飞了。宋庆龄没有作出任何表示，登机回到了上海。对这一突然变化的内幕，她真的毫不知情。
三
1976年10月注定要在历史上重重地记上一笔。6日晚，“四人帮”被逮捕，这个消息被中央严密封锁。8日，“四人帮”上海老巢的死党们刚刚得到用暗语传递来的消息。中午他们召开会议，决定抓紧部署发动武装暴乱。而正在这个时候，宋庆龄要返回上海。这位著名的“总理帮”的安全有没有保证?如果临时取消飞行，会不会引起“上海帮”的怀疑?这肯定是需要考虑的。
宋庆龄平安回到上海。但很遗憾，她没有听到在北京通过口口相传陆续“发布”的令人振奋的消息。上海的“四人帮”死党统治一直维持到13日。
10月14日，上海的大学生冲破阻力，高呼口号上街游行。一位服务人员慌慌张张地跑来向宋庆龄报告：“街上有人喊反动口号!”宋庆龄问：“喊的是什么?…是说江青和张春桥同志……”宋庆龄眼睛一亮，吩咐隋永清：“赶快上街去看看!”永清很快就回来了，说：“是打倒‘四人帮’!”
宋庆龄对“四人帮”是再熟悉不过了。早在3月9日，她就忍不住在一封信里明确地提到这个词。她说周恩来逝世后，“每个人都在分担她(指邓颖超)的损失，除了‘可怕的四人帮’以外”。紧接着她就对“四人帮”做出了评判：“只要时机一到，他们必将得到应有的惩罚。”在风雨如磐的中国大地上，当时有几个人能够说出或者敢于说出“四人帮”这几个字?
如今听到这个消息，宋庆龄舒心地笑了。“四人帮”的结局她早就估计到了，只是没有料到，这个“时机”会来得这样快!
11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派出一位副秘书长专程来到上海，敦请宋庆龄回京参加会议。
30日宋庆龄乘专机回京，入住北京饭店。当天下午，她主持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2月8日，她再次飞回上海。
1977年5月25日，宋庆龄接受中央的建议，回到北京后海寓所，开始正常地履行她的职责。
历时一年多的辞职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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