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所说:“强势集团欺压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滑向边缘群体,边缘群体中的绝望者可能沦为暴力群体。” 孩子是父母的希望,是国家的未来。近期,我国连续发生数起针对幼儿园儿童与小学校学生的恶性案件,震惊了整个社会。为此,公安部门和教育部门联手,并发动社会力量,采取了一系列紧急安全措施,在威慑犯罪分子、保护少年儿童以及安定人心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但是,这些措施毕竟还只是暂时打压。正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所说,频频发生的杀童案,说明中国社会存在深层次矛盾,而且日趋尖锐化,这是导致事件发生的根源。因此,我们不但要加强治安措施,还要找出酿成惨剧的深层原因。
我国目前处于转型时期,呈现出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早在2004年,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的基尼系数就达到0.47(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这意味着贫富收入分配差距已经逼近“警戒线”。国企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贫富差距过大,腐败问题严重,司法缺少公正,社会浮躁唯利是图……
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处于底层的弱势群体很容易遭遇不公,利益被侵害。他们能做的,或是去相关部门反映问题,或是诉诸公堂,或是去上访。但这三条路对这些弱势者都异常艰难。一些政府工作人员麻木不仁,敷衍塞责。打官司程序复杂、耗时长、费用高,普通百姓很难承受。信访本是政府给求告无门者开辟的又一合法而且比走司法程序简捷的救济途径,是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安全阀,带有非常浓厚的中国特色。可惜,一些基层官员思维严重偏差,把上访等同于“闹事”,把上访者视为麻烦制造者,不是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而是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试图把各种矛盾“打压”在基层,结果将这个“安全阀”变成激起社会冲突的“导火索”。
正如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所说:“强势集团欺压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滑向边缘群体,边缘群体中的绝望者可能沦为暴力群体”。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武和平也指出,一些矛盾没有及时化解,导致矛盾激化;一些属于有先兆、有迹象但未引起重视,由民事纠纷转到刑事案件,由一般的刑事案件又转到恶性案件,用暴力极端手段来报复社会。
在这里,我们绝不是在为那些制造校园血案的歹徒开脱罪责。孩子是最无辜、最脆弱的,任何个人遭遇,都绝对不能成为向无辜儿童痛下黑手的借口!但是,如果对作恶歹徒只是一味地痛斥、声讨,只是简单地防与打,而不追究背后的社会因素,就不可能真正杜绝此类惨剧的重演。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曾铿锵有力地说,要坚持严打严防,打得犯罪分子不敢对孩子下手,防得犯罪分子不能对孩子下手。每个歹徒都清楚,光天化日之下在校园行凶,结果必是一死,但还是毫不犹豫地下了手。这些对别人与自己的生命都肆意践踏的人,还有什么“不敢”做的事情?!而且,校园防护措施再严密,也要由人来执行,由保安、教师来帮,还要家长们配合。可是,什么严密的措施能够保证他们中的个别人绝对“不能”向无辜儿童伸出黑手呢?这不是危言耸听。广东雷州的小学血案中,凶手就是一名病休在家的教师;而江苏泰兴的幼儿园惨案中,歹徒曾经是这里的保安!
当务之急是,政府要切实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问题,保障弱势群体基本的生活与权益。同时,排查化解在基层出现的矛盾,给弱势群体以关心与切实帮助;维护司法公正,畅通上访渠道。这样,弱势者即使遭遇不公,也能及时得到权利救助,这是避免恶性事件发生最根本、最有效的办法。
校园血案的背后确有社会因素,但这些歹徒通常都有着严重的人格缺陷,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当今社会,确实存在许多不公现象,但是,有些人只是一味地抱怨社会,而看不到他人对自己的善意与帮助;只是盲目地仇视富人,甚至仇视所有比自己生活得好的人,却不想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有些人偏执地把生活不顺完全归罪于他人与社会,从不反省自己的弱点与错误。经济大潮下,人们过于重视物质利益,而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关爱,一些面临生活与情感困顿的人,因为无法排遣,得不到帮助而越陷越深。最终,这些人中少数心理畸变者,彻底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便生出自己要死还不能容忍别人好好地活,死也要拉上“垫背的”,而且越多越赚、制造的混乱越大越好的念头。幼小柔弱的孩子,就成了他们罪恶计划的首选目标。
当下,人们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乐观,对他人多一些感恩心,对自己多一些责任感;对周围遭遇困难的人,多一分关爱,多一分宽容,多一分支持和帮助;对那些思想偏激、性格偏执的人员,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对有潜在危险的人员采取必要的救治和管理措施。为了孩子,全民动员起来,只有整个社会和谐了,校园才能真正成为孩子安全的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