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理念层面都展现了一些明显不同于已往的新特征，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新外交是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社会发生剧烈变迁以及国际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的基础上发生、发展起来的，走的是由周边到全球，从实践到理念的发展轨迹。中国新外交的实践和理念，已经并且将继续对周边及国际秩序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中国新外交 和平发展 和谐世界 国际秩序�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6）0４00３３４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理念层面都展现了一些明显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中国的新外交到底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与以往相比新在何处？促成中国外交发生变化的驱动力是什么？中国外交的变化或中国的新外交对国际及周边秩序将产生何种影响？本文将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一、 中国新外交：实践与理念�
大凡一国的外交，基本可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外交理念层面，一是外交政策或外交实践层面。外交理念体现了一国外交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对外交政策和实践的基本理论指导，而外交政策和实践则或多或少地体现或反映了一国的外交理念。有时外交理念与外交的具体实践是合而为一的，如英帝国时期对欧洲大陆长期奉行的“均势外交”，就既是一种外交理念也是一种具体的外交实践。�
中国的新外交也包含理念和实践两个层面。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国新外交，基本上是实践先行，然后才逐渐上升到理念的高度。从实践上说，中国新外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开展“睦邻外交”，建构有利的周边秩序。重视周边邻国，并将发展和改善与邻国关系、构建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作为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外交最为突出的特征。这一“睦邻外交”具体体现在三个重要方面：第一，积极参与、塑造地区多边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一改先前对多边机制的怀疑和不信任态度，开始积极参与甚至主动缔造本地区的多边机制，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中国与东盟关系的迅猛发展以及由中国等国倡议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1]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堪称中国参与塑造地区多边机制的典范。它表明中国非但不再排斥多边机制，相反,在条件合适时将主动缔造多边机制，为本国及地区的共同利益服务。上海合作组织在维护中国的周边安全、维护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方面正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当前，除了六个创始国外，该组织已经吸收了蒙古、巴基斯坦、伊朗、印度四国为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影响不断扩大。此外，在解决朝核危机上，中国主动斡旋，为五轮六方会谈的召开及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第二，开展经济外交，促进本国及本地区的共同繁荣。发展、加强与周边邻国的经济交往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内容。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东南亚国家基本处于同一台阶，随着中国经济在90年代的迅猛发展，东南亚一些国家开始产生疑虑，担心中国的经济发展会挤掉他们的国际市场空间，对其构成威胁。[2]但中国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极大地改变了该地区对中国的印象，此后中国与东盟间的经济互动进入更为良性的发展阶段。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了在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决定逐步实现零关税的自由贸易。2004年1月，中国已经与东盟启动了“早期收获”计划，并于2004年11月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向东盟国家开放中国市场。东盟日益认识到中国正成为地区经济发展、振兴的引擎，他们可以从中国日益发展的经济中受益。[3]
第三，加强与周边邻国的安全对话，建立安全互信机制。中国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巴基斯坦、俄国以及泰国等周边邻国定期举行安全对话和磋商，加强彼此在安全领域的互信和交流。中国与邻国的官方军事交流近年来也得到加强，中国甚至打破多年的禁忌，与一些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4]在与东盟关系方面，中国与东盟在2002年签署了《南中国海行动宣言》，缓解各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争端，次年加入了东盟友好合作条约，成为第一个参加该条约的区域外大国。中国还积极参与亚洲地区论坛，甚至倡议在亚洲地区论坛的基础上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以使安全对话及合作制度化。[5]
2．重视发展与大国间的关系。中共十六大报告首次将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放在中国外交的首位，体现了中国新外交对大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在发展大国关系方面，一方面中国高度重视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明确表示不会挑战美国的利益，不做体系的挑战者，而是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反恐、防扩散以及朝核危机等美国关心的问题上，中国都尽可能与美方合作。另一方面，中国还积极发展与欧盟、俄罗斯以及印度等国的关系，双边交流及首脑会晤不断。此外，中国还一改先前对八国集团的疏远态度，于2003、2005年参加了西方八国集团会议。今年还应八国集团的邀请第三次参加八国集团的会议。�
3．重视多边外交。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堪称中国新外交的又一突出特点。[6]无论是中国对地区多边机制的参与、塑造还是积极发展与大国间的关系，都反映了中国正愈益深远地参与、融入国际体系之中，并将多边主义视为实现国家利益、增进了解与互信、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安全与和平的有效手段。除了积极参与、塑造本地区的多边机制外，中国还积极参加全球性的多边机制，并广泛发展与其他地区性国际组织间的关系。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是包括联合国在内的135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成员国，还是诸如美洲国家组织等一些地区性组织的观察员。在国际事务中，中国还积极提倡多边主义，主张以多边、协商的方式解决冲突与矛盾，反对单边主义或动辄使用武力。�
从外交理念来看，中国新外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新安全观；第二，和平发展（崛起）论；第三，和谐世界论。�
中国的新安全观是由外交部长钱其琛在1996年的东盟地区论坛年会上首次提出的，1998年中国发表的第一份国防白皮书对新安全观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2002年8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全面阐述了新安全观的内容和思想。中国新安全观的核心内容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主张通过对话增进信任，通过合作谋求安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解决争端，谋求共同发展；反对以增加军备为手段的安全观念以及浸淫冷战思维的对抗性军事联盟体制。[7]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合作性的集体安全理念。�
和平发展（崛起）理论是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2003年11月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首次提出的，此后胡锦涛总书记以及温家宝总理在国内外不同场合具体阐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思想，2005年12月国务院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全面阐释了和平发展理论，并将其提升到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和平发展的基本要义在于：第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是在改革开放、融入世界后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第二，中国的发展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通过全体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同时坚持改革开放，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中国的发展不是走历史上西方国家殖民化的道路，也不是重复历史上一些后发国家的武力征伐的道路，而是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和平式的发展，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和平竞争。第三，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中国走一条和平、共赢式的发展道路，“中国坚持实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把既符合本国利益又能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处理与各国经贸关系的基本原则，坚持在平等、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经贸关系，不断为全球贸易持续增长作出贡献”。[8]和平发展理论向世界表明，中国将不会走挑战世界秩序的道路，而是走一条合作、共赢式的发展道路，做体系的建设者而非挑战者或破坏者。�
和谐世界论是近年来逐渐发展起来的关于世界秩序的新构想。它实际上是在新安全观和和平发展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提炼而来，表达了中国政府对于世界秩序的基本构想和展望。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民主、和睦、公正、包容”。[9]和谐世界反对国际关系中的独断专行和单边主义，反对以强凌弱，主张多边主义和平等协商，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谐世界坚持和睦互信，坚持以和平方式，通过平等协商和谈判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反对侵略或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主张实行新安全观，通过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和谐世界主张实现全球经济平衡有序的发展，缩小而非扩大南北差距，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和谐世界坚持文明的多样性，主张各国应尊重彼此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反对文明冲突论和以我划线。�
上述的外交实践和外交理念一起，构成了中国新外交的主要内容和鲜明特征。�
二、国内变迁：新外交的国内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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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新外交的出现与新时期中国国内发生的剧烈变迁不可分割。�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迁，无论经济、政治还是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深远的变化。从经济上说，中国经济长期保持约9％的高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1473亿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2.263825万亿美元，越过英国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实体。中国的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飙升到2005年的14221亿美元，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贸易大国和强国。[10]截至2004年10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00479个，合同外资金额10621.2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552.51亿美元。[11]截至2005年，中国外汇储备高达8189亿美元。[12]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其成就令世界瞩目。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
在政治上，中国告别了先前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提倡和实施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推进依法治国，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的内政外交决策也逐渐告别高度个人色彩的“独断专行”，强调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和社会参与度。在一些重大的内政外交问题上，社会舆情和专家学者的意见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决策的重要参考或指南。�
在社会结构上，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分化，打破了先前单一、凝固的社会结构，形成诸多不同的利益主体和阶层。[13]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显著增强。虽然城乡二元体系还未发生根本变革，但每年几千万辗转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现象表明，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已大大超越了改革开放之前。而众多私营企业的崛起及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表明新的社会阶层正在生成。�
作为为内政服务的外交，其作用不可能不反映正在变化以及将继续变化的国内社会变迁中。�
实际上，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对周边邻国的新外交，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密不可分。正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的前提下，中国才有能力和自信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对邻国伸出援助之手，能够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在此后进一步加大对东盟的经济外交，开启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早期收获计划”，放宽对东南亚国家的市场准入。[14]也正是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得极大发展的体验，使得中国逐渐改变对多边机制的态度，认识到这些机制并非本质上对中国怀有敌意，相反，中国可以通过参与、塑造多边机制，使之成为促进本国利益及共同利益的重要工具。[15]而这种对多边机制变化了的认识鼓励中国更多地参与国际多边机制，并由经济领域向政治乃至安全等领域的多边机制延伸，最终成为国际政治中多边主义的拥护者。[16]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也逐渐改变对自身身份的认识，日益“像大国那样思考”,并像大国那样行动。中国逐渐摆脱曾困扰中国人百余年的“受害者”心态，也不再将自己定位为体系的挑战者或“革命者”。[17]1997年中国宣布“做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重新界定了本国在国际社会的身份。此后中国又提出了和平发展（崛起）理论，表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而发展的中国将会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不是挑战或推翻现存秩序，中国不做体系的挑战者，而是要走和平崛起之路。中国开展的睦邻友好外交以及重视大国外交，可以说与这种对自我身份的重新认识和界定密不可分。�
随着中国对自我身份的重新认识和界定以及日益“像大国那样思考”和行动，中国的主体意识也不断增强。中国开始更多地从本国的历史文化中汲取思维养料，构建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和对国际秩序提出构想。和平发展理论以及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出，都体现了这种主体意识和努力。中国学者和领导人在各种国际、国内场合阐释：和平发展及和谐世界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文化”、“和而不同”思想、“仁恕之道”以及和平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18]
此外，中国决策体制的逐渐民主化和科学化，也为专家学者乃至舆情民意参与和影响外交决策提供了通道，使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国内社会的互动更加密切。实际上,和平发展理论以及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出与学者、智囊的参与密不可分。�
然而，任何剧烈的社会变迁都不可能全然是好的一面。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一直保持了高度的经济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急剧增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但中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水平差距巨大。而且由于人口众多、面积广袤以及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甚至越过国际警戒线。[19]由于我国多年来走的是粗放式发展道路，对资源、环境及能源的消耗和破坏都非常之大，经济发展的社会及环境成本高昂成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而所有这些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仅导致国内一些阶层的不满，甚至也引发了一些国家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担忧和疑虑。为解决发展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中国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及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和目标。和平发展以及和谐世界秩序的提出，在颇大程度上是这些新执政理念在外交领域的逻辑延伸以及服务于国内新政，为国内发展营造一个宽松、和平的外部环境。�
三、国际环境：新外交的外部解读�
中国新外交还与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环境的巨变存在密切联系，反映了中国政府对于外部环境变迁的因应。90年代初，国际环境的一大巨变就是苏东集团的解体以及冷战的结束。然而，人们的冷战思维并未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停止。西方，特别是美国，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欲如法炮制使中国步苏联后尘。中国的战略地位及安全环境都大大恶化。外部环境的巨变又与国内“89风波”几乎同时发生，中国在西方眼中的形象急剧滑落，给西方围堵中国提供了借口。[20]为走出外交困境，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外交孤立，中国开始将目光投向东南亚等周边邻国。以周边为突破口，中国逐渐在90年代初走出了西方的外交围堵和困境，在国际上站稳了脚跟。这一成功的外交体验，使得中国加大了对东盟等周边邻国的外交力度，彼此间的经济、政治乃至安全对话和交往日益增多和密切。中国开始日益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到地区多边机制中，逐渐改变了先前对于多边机制的怀疑和顾忌，并最终成为多边外交的积极拥护者。[21]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周边外交以及睦邻外交政策是在应对90年代初的国际环境变迁基础上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
另一方面，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的继续存在以及中国经济在90年代后的继续高速增长，“中国威胁论”开始在国际上“泛滥”。日本是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此后中国威胁论在美国、欧洲以及东南亚获得“市场”。1990年8月，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在《诸君》月刊上发表题为“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的文章，从国力角度把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敌人，被视为开中国威胁论之滥觞。1993年围绕世界银行以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并将中国经济实力排位世界第三，以及欧佛霍尔特（William H. Overholt）关于中国将成为下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预言，引发了冷战结束以来第一波的中国威胁论。[22]1995年10月，菲律宾总统拉莫斯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演说时宣称：“中国是东亚地区头号威胁。”菲律宾总统的演说就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来说有一定代表性。1997年罗斯・芒罗（Ross H.Munro ）与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 ）在合写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中宣称：中国在下世纪成为世界主导力量后，肯定是美国的长期敌人而不是战略伙伴，该书堪称宣扬“中国威胁论”的巅峰之作。[23]进入21世纪，中国威胁论又重新抬头，美国国防部在自2002年开始一年一度发表的《中国军力报告》中，极力渲染中国的军事威胁。此外，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可能对世界造成的环境威胁、能源威胁等也不绝于耳，构成新时期中国威胁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威胁论林林总总，涉及中国国力、意识形态、军事以及环境、能源等诸多层面，根本一点在于不相信中国的发展会以和平或有秩序的方式进行，认为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必将挑战现存秩序，给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这里既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别有用心的图谋，也包含了一些国家和学者对中国发展可能产生的问题的实实在在的担心和疑虑，担心中国会如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走一些后发国家的武力崛起之路。�
中国对东盟的睦邻外交政策可以说是在实践上回应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打消东盟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疑虑，而睦邻外交的实施，也极大改善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形象，证实中国的发展并非是东盟的挑战或威胁，而是一种机遇。[24]实际上,近年来东盟愈益从中国的快速经济发展中受益，中国与本地区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已迅速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引擎，对激活本地区一些国家的经济功不可没。[25]
和平发展（崛起）理论的提出，则是对形形色色中国威胁论的理论回应。它表明中国不会走历史上后发国家武力崛起的老路，也昭示了中国走和平发展、和平崛起道路的决心和意图以及做体系的维护者及通过自身的发展推动世界的发展及和平的愿望和意志。它指出，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既立足于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当今的国际形势，也根植于中国深厚的和平主义传统文化。�
在向世界表明自身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意愿和决心的同时，针对新世纪国际政治中出现的新动向，特别是美国借反恐之名而动辄使用武力、鼓吹以武力推翻他国政权、移植民主的霸权做法以及由此导致的国际关系紧张和西方与穆斯林世界的对立，中国在新安全观及和平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和谐世界理论，以此作为中国构筑新时期国际秩序的理念。中国不会挑战美国在世界的“领导”，但不认同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一些做法，反对在国际关系中动辄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反对单边主义和独断专行，主张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提倡不同制度和文明的共存及对话。和谐世界秩序论体现了中国“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和传统。�
四、中国新外交与国际秩序�
美国布里奇伯特大学（Bridgeport University）国际学院国际政治经济与外交学副教授朱智群（Zhiqun Zhu）在200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指出，尽管历史上的霸权转移常常伴随着战争，但战争却并非崛起国与现存主导国家间关系的宿命。他抱怨权力转移理论家们“在解释由权力转移而引发的战争的原因及后果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对于国际体系中权力转移的和平管理问题却很少研究”。[26]他认为，要研究权力转移是否会导致战争，必须探究大国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社会层面。尽管权力平等及挑战国对现状的不满可能是与权力转移有关的战争的必要条件，但权力转移的过程及结果却是由国际环境、国内政治、社会联系乃至单个领导人的互动所决定的。他提出，如果主导国家与挑战国家的政府、公众及高级领导人处于一个友好的国际体系下，对彼此的关系有积极的评价，那么权力转移将会和平进行。[27]
朱智群的观点向我们展示了权力转移的和平图景以及可能实现的途径，强调了后起国家与体系主导国家之间良好意图以及互动对于权力和平转移的重要性。中国新外交的实践和理念，除了国内需要外，在颇大程度上是向国际社会传达中国和平意愿的明确信号。它表明中国无意于挑战或推翻现存秩序，而是要在现存秩序下和平发展。正如中国领导人不厌其烦地表示的那样，中国的发展得益于现存秩序，中国不会做体系的挑战者，而是要做体系的维护者和建设者。即便将来中国强大了，也决不会称霸。和平发展理论的提出，就是要跳离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狭隘视野，脱离历史上后发国家的宿命。中国的发展不是要走经济掠夺和领土扩张的道路，也不是要谋求地区的支配地位和挑战现存秩序，而是要实现“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共同安全以及“开放、合作、和谐、共赢”的共同发展。[28]如同一些学者所言，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满意的、保守的体系维护者，而非一个自由主义的体系的变革者，更非一个革命性的体系转型者”。[29]
从地区层面来说，中国新外交的理念与实践对于维护和促进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增进该地区国家间的互信、消除彼此间的猜忌和不信任、构筑东亚新秩序将起到良性作用。当前的东亚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各种矛盾和潜在冲突汇聚。这里既有传统的大国竞争和领土纠纷，也有二战以及冷战的历史遗留问题，还存在核扩散问题以及权力转移问题。正如一些学者所担忧的那样，与冷战后的欧洲相比，“东亚正日益变成火星（战神）地带”。[30]中国奉行的睦邻政策和多边外交，对消解和走出东亚的战略困境无疑提供了启发性的思路和建设性的路径。中国加强与东盟关系，从加强经济联系到建立安全领域的互信机制，为消解东盟对中国发展、崛起的疑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改善与南亚大国印度的关系，奉行“两条腿”走路的南亚外交，对促进中、印这两个最大的发展国家关系的良性发展无疑裨益良多。中国创建的“上海合作组织”对填补中亚地区的权力真空、打击“三股势力”、加强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合作、塑造稳定的地区环境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积极斡旋朝核危机，缓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对美朝之间走出核危机以及朝鲜半岛的最终无核化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无可替代的建设性作用。中国多边主义取向的外交实践和新安全观、发展观将为解决东亚存在的诸多问题，建立一个和平、安全、繁荣、稳定的东亚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五、结论�
中国新外交是在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以及国内外环境剧烈变迁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先由实践再逐渐上升到理念和战略高度，由周边逐渐扩展至全球。中国新外交主要是为了给国内发展及建设提供一个相对宽松及和平的周边与国际环境，为“战略机遇期”服务，但同时也为了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和平发展的决心和意志。从实效来看，中国新外交取得了部分的成功，改进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周边邻国中的形象，增进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特别是与周边邻国间的关系和相互了解。�
然而，中国新外交要实现预期的目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的抬头、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部署的重新调整、美国对欧盟意欲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阻挠以及对中国能源外交的过度敏感，都反映了美国这个当前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对中国崛起怀有复杂感情乃至隐忧。同样，在东南亚，虽然中国与该地区的关系大大改进，但对中国的警觉和疑虑在该地区依然存在。[31]而中日之间，由于历史记忆及权力变迁而导致的关系僵局至今仍未见曙光。�
另一方面，中国在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发展的不均衡问题、高能耗和高污染问题以及政治改革滞后等问题，都可能成为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担忧的潜在不利因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化解国际社会依然存在的担忧，不仅需要决策者的外交智慧，更需要政治智慧和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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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Kuik Cheng-Chwee, “Multilateralism in China’s ASEAN Policy: Its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Aspira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7, No. 1, April 2005, pp.113-119.�
[２]李亚丽、马坤：“东南亚如何看中国发展”，载《环球时报》2002年7月11日第三版。�
[３]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9, No.3, Winter 2004/2005, p.85.�
[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4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2004年12月27日。�
[５]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p.88.�
[６]关于中国的多边主义外交，请参见，苏长和：“发现中国新外交――多边国际制度与中国外交新思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
[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8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1998年7月27日。�
[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2005年12月22日。�
[９]同上。�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6年2月28日。�
[11]《2004－2005年我国对外经贸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网，2004年12月22日。�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3]陈伯君：“弱势、强势、权势与社会公正――未来改革的三大难题”，伯君视界网，2004年4月13日，http://www.bjsj.省略/show_hdr.php?xname=0LMV401&dname=3KR0501&xpos=18�
[14]Kuik Cheng-Chwee, “Multilateralism in China’s ASEAN Policy: Its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Aspiration,” pp.115-119.�
[15]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p.73.�
[16]Kuik Cheng-Chwee, “Multilateralism in China’s ASEAN Policy: Its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Aspiration,” p.119.�
[17]Evan S. Medeiros and Fravel M. Taylor, “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6,November/December 2003, pp.22-35.�
[18]参见：胡锦涛2005年9月15日在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演说：“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温家宝2005年12月6日在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发表的演说：“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中国和平发展与中华文明复兴”，郑必坚答《学习时报》记者问，载《学习时报》第339期；金正昆、李淹： “‘和而不同’：中国外交新理念评析”，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3期；吴建民、俞新天等：“和谐世界与中国外交”，载《外交评论》2006年第2期。�
[19]由温家宝总理亲自主持、经过三年的调研而于2005年11月17日公布的《中国生产力发展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的基尼系数2004年接近0.5，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并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
[20]Zhiqun Zhu, “Power Transition and US-China Relations: Is War Inevitab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Vol.12, No.1, Jun. 2005, p.8.�
[21]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pp.67-74.�
[22]朱峰：“‘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美国‘意象’的由来”，载《美国研究》2005年第3期，第35页。
[23]陈岳：“‘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和平崛起――一种‘层次分析法’的解读”，载《外交评论》，2005年第3期，第94页。�
[24]Denny Roy,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7, No.2, Aug. 2005, pp.309-310.�
[25]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p.85.�
[26]Zhiqun Zhu, “Power Transition and US-China Relations: Is War Inevitable?” p.2.�
[27]Ibid, pp.3-4.�
[28]俞正�：“再论中国新外交”，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6期，第83页。�
[29]Zhiqun Zhu, “Power Transition and US-China Relations: Is War Inevitable?”, p.8.�
[30]Renato Cruz De Castro, “Region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Essays on Cooperative Security in the Asian Pacific,”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ugust 2005, Vol. 27, No. 2, p.333.�
[31]Denny Roy,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pp.30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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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上海，2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