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牧骑作为一支有着浓郁民族特点的文化轻骑队，在内蒙草原上有着广泛的影响。从1957年6月17日第一支乌兰牧骑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诞生后，很快就像雨后春笋似的在草原上传播开来，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
内蒙古地域辽阔，人口分散，交通不便，有不少牧区走几十里地才能碰到一两个蒙古包。1957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派出工作组深入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正蓝旗、正白旗、镶白旗等地进行文化调查，工作组的同志们一致认为：鉴于牧区、半农半牧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和居民点极其分散的情况，要使农牧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丰富起来，就必须建立一种装备轻便、组织精悍、人员一专多能、便于流动的小型综合文化工作队。于是关于建立乌兰牧骑的最初构想开始形成了。在经过充分研究之后，于1957年5月27日正式制定了乌兰牧骑试点计划，拟定了《乌兰牧骑工作条例》(草案)。
1957年5月28日，乌兰牧骑试点工作首先在群众文化工作比较活跃的昭乌达盟(今赤峰市)翁牛特旗和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展开。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抽调了7名同志组成试点工作组，帮助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文化工作者组建乌兰牧骑。6月17日，第一支乌兰牧骑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宣告成立。随后，昭乌达盟翁牛特旗乌兰牧骑也正式建队。
乌兰牧骑，译成汉语为“红色文化轻骑兵”。初创时的苏右旗乌兰牧骑只有9名队员、5件乐器、4套演出服、3盏煤汽灯、2块幕布和2辆勒勒车。就是这古老的木轮勒勒车，载着9名满怀激情的牧民儿女，开始了创建一项崭新事业的艰难旅程。1957年6月18日，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宣告成立的第二天，就开始在全盟巡回演出，他们踏遍全盟近25万平方公里土地，历时54天，行程3000余里，演出30多场，把丰富多彩的节目送到了牧民身边，每次演出都受到热烈欢迎和称赞。勒勒车走到哪里，哪里就留下一串歌声，一片笑语。之后各旗的乌兰牧骑相继成立，他们为把文化送到农牧民家中，不分冬夏，冒着风霜雨雪，酷暑严寒，走遍了内蒙草原的每个苏木、浩特和嘎查，把文化和欢乐带给了牧民，成为草原牧民最为欢迎的人。他们在深入基层的演出中，与农牧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农牧民打成一片，牧民们亲切地称他们为“玛耐乎”(我的儿子)。由于乌兰牧骑的人马装备轻便，演出形式短小精悍，内容活泼，说、拉、弹、唱、舞样样俱全。他们以蓝天为幕，大地为台，因地制宜，不拘场地与形式，因此非常适合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的地广人稀、居住分散的特点和群众的文化需求，很快便在内蒙牧区和半农半牧区普及开来。到1963年底，内蒙古已经建成了30支乌兰牧骑，以后又不断发展壮大，现在已经有68支乌兰牧骑活跃在内蒙古广大的农村和牧区。
乌兰牧骑的主要任务有四项：一是演出。乌兰牧骑的节目大多是自创、自编、自演。节目要具有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内容，要富有民族特点、地区特点和时代特点，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二是宣传。乌兰牧骑除演出外，还要利用多种宣传形式及时向各族农牧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国内外形势，宣传好人好事，宣传科技、卫生知识及日常生活新知识，提高农牧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三是辅导。乌兰牧骑在深入农村、牧区演出过程中，分散或集中地组织、辅导当地群众业余文艺演出和创作活动。四是服务。根据农牧民需要和实际可能，开展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活动，如为牧民理发、照相、代购图书、修理半导体收音机和小型农机具、为农牧民治疗常见病等。
由于乌兰牧骑的节目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群众，深受内蒙各族人民的欢迎，因此在内蒙产生了很大影响。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乌兰夫等老一辈领导同志曾多次观看乌兰牧骑的演出，并接见乌兰牧骑演员。在周总理亲自倡导下，1965年乌兰牧骑第一次走向全国。1965年6月至1966年初，文化部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组织了内蒙古3个乌兰牧骑代表队，分赴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进行巡回演出。之后，全国很多地方都成立了乌兰牧骑式的文艺小分队，到1988年，全国仅五大自治区就有236支乌兰牧骑式的演出队，对推动文化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第一次看乌兰牧骑的演出是1964年底。当时的天津市市长胡昭衡在北京参加完乌兰牧骑的观摩会演后，即将乌兰牧骑请到了天津，在天津人民礼堂进行了一场生动、精彩的表演。尽管很多说唱节目是用蒙语演出的，但乌兰牧骑队员们充满朝气、生动活泼、一专多能的表演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乌兰牧骑又多次到天津演出，每次观看都引起我对草原的向往。
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我来到了内蒙牧区插队落户。第一次看到辽阔的草原，使我立即想到了乌兰牧骑的生动演出。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我才知道草原上的文化生活非常贫乏，没有悠扬的长调，只有在牧民挤奶时才能听到一些不成调的歌声。刚到牧区时知识青年都想学一两首蒙语歌曲，但那时流行的蒙语歌曲只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爱的毛主席》、《我是贫农的好后代》等一些曾经脍炙人口的歌曲，如《敖包相会》，都成为禁歌，没有人敢教唱，更不用说那些传统的内蒙民歌了。直到两三年以后，牧民与知青非常熟悉了，一些知青才渐渐学会了不少蒙语的内蒙民歌。
为了活跃牧区的文化生活，很多公社看到知识青年中有不少喜爱文艺的人，于是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利用知青自己带去的乐器，由知青们自编自演，到各大队、畜群点巡回演出。这些宣传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乌兰牧骑的作用。尽管乌兰牧骑本身也是业余的，但队员都是经过严格培训的，具有一定的专业水平。而文艺宣传队则完全是业余的，在演出形式和节目内容上也缺乏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特点，虽然当时对活跃农牧区文化生活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只是昙花一现。不过通过宣传队的演出也涌现出不少文艺骨干，他们中有些人后来被选调到旗县乌兰牧骑，成为乌兰牧骑队员，为乌兰牧骑事业，为繁荣草原文化贡献了自己的青春。
当时我们公社有两名知青就被选调到旗乌兰牧骑，有闲暇时我就去他们那里玩。乌兰牧骑设在旗文化馆内，他们每天排练、演出安排的也很紧张。那时我对马头琴很好奇，我们旗乌兰牧骑的马头琴演员正巧也是一位知青，于是他热情地教我拉马头琴，从那时开始我对马头琴才有了初步的认识。
我们在牧区插队时，最爱听的是拉苏荣的长调，有一阵到了着迷的程度，只要有时间就打开半导体收音机收听拉苏荣演唱的悠扬、动听的蒙古长调。拉苏荣是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人，1960年参加本旗乌兰牧骑。1962年考入内蒙古艺术学校，师从昭那图教授学习长调民歌。1965年到中国音乐学院进修。1968年入内蒙古直属乌兰牧骑，后调入内蒙古歌舞团，现为中央民族歌舞团独唱演员，国家一级演员。他的演唱声音纯净明亮，音域宽广，字正腔圆，演唱富于激情，达到了声情并茂的艺术境界。他的歌路较宽，既擅长草原长调民歌，又能演唱鄂尔多斯、东蒙短调民歌，深受广大听众欢迎。
深受听众喜爱的著名歌唱家德德玛，出道也是从乌兰牧骑开始的。1960年她参加了家乡额济纳旗的乌兰牧骑，1962年进内蒙古艺术学校声乐研究班专学声乐，1964年入中国音乐学院专修声乐，1968年毕业后回内蒙，先后曾在内蒙巴盟歌舞团、内蒙古民族歌剧团、内蒙古歌舞团担任独唱和歌剧演员。1982年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担任独唱演员。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内蒙古德德玛音乐艺术专修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她后来回忆起这段乌兰牧骑的生活，曾深情地表示:“我和(内蒙古)自治区是同龄人，我13岁时参加乌兰牧骑，呆了整整3年……乌兰牧骑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没有这种平台，我不可能与音乐结缘，也不可能最终走上音乐这条道路了。”
牧兰，出生在科尔沁草原，她是从牧羊姑娘走上艺术之路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现任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艺术团团长、国家一级歌唱演员。1963年，当时还是中学生的牧兰，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被家乡的牧民推举到苏木那达慕大会上演唱，她那清纯的歌喉，赢得了家乡牧民的称赞，也使她从此走上了歌唱之路。也正是因为这次出色的演唱，使苦苦寻觅歌唱演员的库仑旗乌兰牧骑吸收到了理想的演员。1965年自治区组建直属乌兰牧骑时，她作为首批优秀演员调到了自治区首府。
从乌兰牧骑产生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当人们的目光再次追寻乌兰牧骑的足迹时，发现在第一支乌兰牧骑的首批演员中，只有伊兰、荷花、娜仁托雅3位老人仍然健在了。
当时的报幕员兼独唱演员伊兰，谈起过去创业的日日夜夜，百感交集，她还记得过去的那些岁月，还记得当时的乌兰牧骑队员:“乌力吉陶克陶、翁格日勒、桑杰多吉、刘殿如、额尔敦毕力格、额日和木、荷花、娜仁托雅还有我……”
伊兰老人说，已经去世的乌力吉陶克陶是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首任队长，曾留学日本。“他各种乐器样样在行，如四胡、三弦、手风琴等，填词作曲也同样很好”。翁格日勒、桑杰多吉、额日和木、额尔敦毕力格等4名男演员几年前也相继去世。这几名演员的专长是马头琴、四胡、好来宝和舞蹈。
谈起当年，伊兰老人很感慨:“我们这些乌兰牧骑队员，虽然从没讲究过名利，但与农牧民群众的深切感情，那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
曾是一名供销社售货员的荷花，1957年有幸成为乌兰牧骑的首批队员，擅长歌舞的荷花培养出来的学生也遍布在草原上。荷花老人如今在苏尼特右旗赛汉他拉镇安度晚年。
17岁时，以一曲《孤独的驼羔》得到草原牧民喜爱的娜仁托雅，本来是一名牧民姑娘，她也为中国第一支乌兰牧骑的诞生尽了力。如今，她已回到草原上重新过起了牧民的生活……
（摘自2008年1月3日《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