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蒲松龄的民本思想强烈、真诚而又宽泛，个中成因主要有五点：经济状况贫寒与政治地位低下；少羸多病，长命不犹，与民同病相怜；儒家思想的影响；佛家思想的影响以及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等。
关键词：蒲松龄；民本思想；成因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１9 文献标识码：Ａ
民本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从现存史料看，最早提出“重民”、“保民”、“敬民”的是夏、商、西周的帝王。在《尚书》、《诗经》中，可以明确地找到民本思想的三个基本思路：“立君为民”、“民为国本”、“政在养民” ［1］。由这三个基本思路可以推导出民本思想的全部内容，其核心理念是“以民为本”。春秋以降，民本理念的地位日益凸显，得到了各家学派各方人士的普遍认同。蒲松龄作为一个素养极高的知识分子，“他有着强烈的民本思想” ［2］，他希望当一个为民做主的清官，崇尚以仁义为核心的孔孟之道，推崇以慈悲为怀的佛家思想。蒲松龄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重视人的地位和价值；疾书民生病苦；全面抨击封建官僚体制；重视知识文化教育；为民指导农林业生产；为民指导林业生产；为民普及医学知识；倡导经商思想；大力普及法学思想以及大力宣扬儒家伦理思想等。蒲松龄的民本思想强烈、真诚而又宽泛，个中成因主要有如下五点。
一、经济状况贫寒与政治地位低下
蒲松龄一生位卑家贫，已是学界共识。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蒲松龄“社会地位不高，深知民间疾苦”；郭豫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认为“清贫的家世，塾师的生涯，终生穷困潦倒，使蒲松龄与民众有了共同的思想感情”；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蒲松龄穷愁潦倒的一生，使他对科举制度的腐朽、封建仕途的黑暗有深刻的认识和体会”。
蒲松龄祖上是个科名不显的书香之家，到他父亲时已因“家贫甚，遂去而学贾”，后又因“周贫建寺，不理生产”，“为寡食众，家以日落”（《述刘氏行实》），连孩子求学都供不起，只得自己教读。 从蒲松龄与兄弟们分家时的状况，就可知其贫困程度：“乃析箸授田二十亩。时岁歉，荞五斗、粟三斗。杂器具，皆弃朽败，争完好；而刘氏默若痴。兄弟皆得夏屋，爨舍闲房皆具；松龄独异：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述刘氏行实》）。“然自析箸，薄产不足自给”（《柳泉公行述》），只好“载笔以耕，卖文为活”（《上健川汪邑侯启》）。赶上灾荒之年，蒲松龄生活就更困难了。所谓“家无四壁妇愁贫”（《拨闷》），又如《日中饭》所写：“午时无米煮麦粥，沸汤灼人汗簌簌。儿童不解燠与寒，蚁聚喧哗满堂屋：大男挥勺鸣鼎铛，狼藉流饮声枨枨；中男尚无力，携盘觅箸相叫争；小男始学步，翻盆倒盏如饿鹰。弱女踟躇望颜色，老夫感此心茕茕……”令人好生悲伤。
对于泣血锥心的贫穷，蒲松龄常常发出强烈的抱怨，他在《除日祭穷神文》中说：“穷神，穷神，我与你有何亲，兴腾腾的门儿你不去寻，偏把我的门儿进？难道说，这是你的衙门，居住不动身？你就是世袭在此，也该别处权权印；我就是你贴身的家丁、护驾的将军，也该放假宽限施施恩。你为何步步把我跟，时时不离身，鳔黏胶合，却像个缠热了的情人？”蒲松龄辛辛苦苦一辈子，在家乡执教四十五年，到晚年生活才有所好转。但这种好转不过是衣可蔽体、食可果腹、不再寄人篱下而已，并不富裕。这时他能够“呼儿自酾酒，瀹腐佐传觞”，但这酒是自酿的薄酒，下酒菜也只有几块豆腐。吃的能够填饱肚子，“两餐有余富，瓜壶杂豆角。荒后肉食贵，安分忘馋嚼”（《课农》），不过都是粗茶淡饭，瓜菜豆角，仍然吃不起鱼肉。这时他家也有了固定的住房，“聊斋有屋仅容膝，积土编茅面旧壁。丛柏覆阴昼冥冥，六月森寒类窟室”（《斗室》），不过这房子破破烂烂，又狭小又阴暗，仅可容身而已，条件异常简陋。总之，蒲松龄可谓封建时代一位标准的穷书生。
由于“生平未入公门”（《力辞学长呈》），没有进入仕途，“作者的生活与广大群众相接近，共同的啼饥号寒的物质条件，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3］，共同面对官府的各种剥削与压迫。清代对儒生还是优待的，然而一领“青衿”的作用，只可以免去徭役，谁也不能免税，“兽游鬼哭秋催租，飞签掷地声如雷”（《短禾行》），就是卖儿卖女，也非完税不可。为什么“日望饱雨足秋田，雨足谁知倍黯然”，答案是“完得官粮新谷尽，来朝依旧是凶年”（《田间口号》）。康熙十二年，如前所引，作者写几个孩子急着喝麦粥那首《日中饭》，最后写出了自己的感慨：“瓮中儋石已无多，留纳官粮省催科。官粮亦完室亦罄，如此嗤嗤将奈何！”康熙二十六年，他写的《东归》诗曰：“勉同沃产完官税，强典春衣买醉乡。”偶然有一年丰收，吃粮不愁，纳税也不愁，作者就太高兴了。康熙二十七年，作者写“租吏不催粮未罄，三杯浊酒意薰然。”可见作者太容易满足了。然而不久噩运就又到来，《西成》诗曰：“日盼盈高廪，收不满十斛。粜尽官税完，陶然捧枵腹。”《齐民叹》曰：“金非雨自天，两税增民羡。羡金问几何，略抵税之半。”作者在暮年归老故乡，仍在咏叹“两税仰诸儿，无须愁空橐”（《课农》）。有时也不免歉欠地说“数斗暂入瓮，旋尽为诛求”（《求邑令支发贡金》），请求邑令快发给贡金，补偿一下。“我方踟蹰怀百忧，租吏登门如怒牛”（《田家苦》）。大灾之年，官府匿灾不报，照旧逼税，置民命于不顾，官虎吏狼，凶相毕露。这些诗深刻地反映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广大百姓遭受剥削的惨状和愤恨心情。
总之，“经济状况的低下，使他能够体察百姓的痛苦；政治地位的低下，使他能够站在百姓的立场上去认识社会。他与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有着共同的语言” ［4］ （P235-236），这是蒲松龄民本思想形成的前提与基础。
二、少羸多病，长命不犹，与民同病相怜
于天池认为：“病弱一直困扰着蒲松龄，同挥之不去的贫困一起，成为他一生的心痛，进而影响到其精神人格及创作。两者之中，甚至疾病的折磨远较贫困为甚。” ［5］这是蒲松龄民本思想形成的又一重要原因。
蒲松龄身体羸弱，一生困顿，从其出生起就已有预兆。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松悬弧时，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偏袒入室，药膏如钱，圆粘乳际。寤而松生，果符墨志。且也：少羸多病，长命不犹。”这里蒲松龄直把自己视为病僧转世，当然一生要为疾病纠缠了。蒲松龄三十一岁南游宝应时，已是“秋残病骨先知冷，梦里归魂不记身”（《寄家》）了。到了四十岁时，疾病的纠缠达到了高峰。据盛伟《蒲松龄年谱》载：“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四十岁。”“同年夏秋抱病，时逾三月” ［6］ （P3383）。此时蒲松龄作有七律《抱病》、五律《四十》等忧病诗作。另有多首词作也集中反映了蒲松龄为疾病缠绕的痛苦。如《念奴娇》四阕：“四十衰同七十者，病骨秋来先觉。”又如《满庭芳・中元病足不能归》四阕、《贺新凉》四阕、《庆清朝慢・卧病》、《行乡子・忧病》、《沁园春・病中》等，都反映了蒲松龄为疾病纠缠的苦痛。之后也是疾病不断。如四十九岁时写的《读高念东〈劝世言〉即寄》云：“薄骨原无食肉相，病躯合是入山人。”《哭兄》诗曰：“我今五十余，老病恒交催。”俗话说“久病成良医”，蒲松龄也的确由病成了医学专家。尤为难得的是，蒲松龄由己及人，把自己的医药知识予以普及，编写《药祟书》、《草木传》、《伤寒药性赋》、《日用俗字》等疾病篇热情为百姓服务。
蒲松龄所处的明末清初，瘟疫横行。据《山东各县农灾汇集稿本》 ［7］记载，明崇祯十三年，邱县“瘟疫，各村男女死者十不存一”。崇祯十四年，朝城“瘟疫盛行，相染者十室而九，甚至阖门俱没”。《淄川县志》记载，清康熙十七年，山东淄川“夏旱，诊气为侵，人多疫病”。瘟疫猖撅流行的社会惨状，蒲松龄亲临其境，耳闻目睹。
面对疾病造成的严重灾难，不论濒于灭亡的明朝，还是取而代之的清王朝，都束手无策。尽管民间有不少医德高尚的医生，但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看病的急需。四乡缺医少药，巫医神汉盛行，以至游医 “摭拾海上方，即市廛中除地作肆，设鱼牙蜂房，谋升斗于口舌之间，而人亦未之奇也”（《聊斋志异・医术》）。蒲松龄在《医术》篇里，辛辣形象地描写了这种游医技穷的医药状况，并直接指出:“沂故山僻，少医工”，就连“青州太守病嗽”，也要“牒檄所属征医”。这就是明末清初时期医药状况的现实。蒲松龄长期生活于庶民中间，本身又受疾病折磨，与民同病相怜，熟悉群众急需，所以著作医学书籍，为己为民服务，自然就成了他的重要理想。他在《药祟书・序》中写道:“疾病，人之所时有也，山村之中，不惟无处可以问医，并无钱可以市药。思集偏方，以备乡邻之急。”这是他由己及人民本思想产生的重要原因。
三、儒家思想的影响
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以天下为己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来中国知识分子向有的抱负。蒲松龄作为一位文化素养很高的知识分子，他自然会毫无愧色地以“吾儒家”（《〈会天意〉序》）自居，把中国知识分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精神继承过来。正如其子蒲箬所说：“《志异》八卷，渔搜闻见，抒写襟怀，积数年而成，总以为学士大夫之针砭，而犹恨不如晨钟暮鼓，可参破村庸之迷，而大醒市媪之梦也。又演为通俗杂曲，使街衢里巷之中，见者歌，而闻者亦泣，其救世婆心，直将使男之雅者、俗者，女之悍者、妒者，尽举而�于一编之中。呜呼！意良苦矣！”（《柳泉公行述》）。
首先在“修身齐家”方面，蒲松龄就是一个以孝悌闻名的好榜样。蒲松龄在与兄弟们分家时，虽然遭受到兄弟妯娌们的不公待遇，但蒲松龄都无怨言，始终笃于兄弟之情。蒲松龄“兄弟皆赤贫，假贷为常，并不冀其偿也”（《述刘氏行实》），“至兄弟之情，老而弥笃。大伯早世，悲痛欲绝；己丑岁，二伯又故，我父作诗焚之，其词怆恻，见者无不感泣。呜呼！此可以知兄弟之情矣”（《蒲箬等祭父文》）。他把儒家“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的教条奉为生活实践的重要准则。因此在他的儿孙中，多以此称颂他。如颂扬蒲松龄在母亲病重时：“扶持保抱，独任其劳，四十余日，衣不一解，目不一瞑”（《柳泉公行述》），因此蒲松龄“以孝谨闻，固至今啧啧人口也”（《蒲箬等祭父文》）。
“治国平天下”更是蒲松龄的伟大理想。早在青年时代，蒲松龄就有着“其胸与海同其阔，其心与天同其空”（《灌仲孺论》）的宽广胸怀。在《钟妹庆寿》中，蒲松龄借钟馗自况，誓要“扫尽群魔千里雾，放他日月照阴城”。在与孙树百唱和诗中说：“重门洞豁见中藏，意气轩轩更发扬。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树百问余可仿古时何人，作此答之》）。他以郭汾阳自比，要用自己的才学去报效国家民族。他还借称赞他人抒发自己的胸臆:“童年抱卷，便怀濡翼之羞，午夜闻鸡，即有雄飞之志；驱风雷于指上，罗星斗于胸中”（《李澹庵图卷后跋》）。这种志向，贯穿于他的一生，即使到了中年之后，其志也未消沉。“膏火烧残，欲下牛衣之泪；唾壶击缺，难消骥枥之心”（《上健川汪邑侯启》），便是他年高而志存的自我写照。
与历代知识分子一样，蒲松龄的儒家理想包含着两个基本的层面，一是忠君以匡扶社稷。他把读书做官、誓志青云作为实现其理想的根本途径。他自信:“风流太傅东山卧，区画苍生自有方”（《次韵载酒堂倡和之什，寄郢社诸同人》），只要能让他当官掌权，他是完全有能力解民于倒悬的。他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入用应试，直至年逾花甲仍执着不已，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二是仁民以安定天下。他认为“民为邦本”，甚至公然在“拟表”中指责“人主不知慈惠，则下土遂有流离”（《拟上以山左饥荒，截漕赈济，全蠲四十三、四两年钱粮，仍亲巡地方，省民疾苦，群臣谢表》），致使百姓“乞食无所”，因而提出“仁民而爱物”（《放生池碑记庚戌 代孙蕙》）的治国主张。由于终身未仕，他无法在权力位置上施展自己的才能去为民造福，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惮其烦地将自己的才学贡献给百姓。适应于乡村民众需要的种种通俗读物和实用手册的编写，便是其众所皆知的利民之举。如《农桑经》、《药祟书》、《伤寒药性赋》、《日用俗字》、《婚嫁全书》、《历字文》、《历日文》、《省身语录》、《怀刑录》、《家政外篇》、《家政内篇》等。“蒲松龄晚年实际上是乡里的精神领袖” ［8］ （P52），“凡族中桑枣鹅鸭之事，皆愿得一言以判曲直，而我父亦力为剖决，晓以大义，俾各帖然钦服以去。虽有村无赖刚愎不仁，亦不敢自执己见，以相悖讠奚，盖义无偏徇，则坦白自足以服众也”（《柳泉公行述》）。尤其是在急难关头，他更是不顾一切地为民请命，替百姓呼号。他沉痛而悲愤地说过:“感于民情，则怆恻欲泣，利与害非所计及也”（《与韩刺史樾依书，寄定州》）。这就是说，为了替百姓讲话，即使得罪了统治集团，危及个人的安全，也在所不惜。其拯救苍生的仁人之心和献身精神，可昭日月。
四、佛教思想的影响
蒲松龄信奉佛教思想是毫无疑问的。他在《聊斋自志》中直把自己视为僧人转世。他还时常以病僧、癯僧、老僧自居。如《醉太平》词云:“拈珠合目窗前，似癯僧睡仙。”《口号》诗道:“七十老僧尚远奔。”他也时或坐禅悟道、读经修行。他说：“闻漏禅机远 ”（《趺坐》）、“禅机每向穷中悟”（《抱病怀宗玉侄》）、“三生石上知谁似，与尔同参玉版禅”（《久废吟咏，忽得树老家报，……其二）、“成佛渐输灵运后，著鞭应在祖生先”（《斗室落成，从儿辈颜之面壁居》）、“参得禅家消息透，灵台原不在西天”（《塔灯》）。佛教对人生问题的观照体现在“菩萨行”的人生观上。所谓“菩萨行”，总的来说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以救度众生为己任，以求得自救。这些思想对蒲松龄的民本思想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蒲松龄用佛教因果报应思想使人产生畏惧之心，教化世人。“发因果之妙义，奸邪悚其毛发，儿女惕其梦魂，圣人神道设教之意义，遂得以行乎其间矣。”（《募请水陆神像序》）他在《僧孽》中认为“鬼狱渺茫，恶人每以自解；而不知昭昭之祸，即冥冥之罚也。可勿惧哉！”主张“且试于平心静气之中，冥然公念日：若某事宜得某报，某事宜得某报。即此宜得之公心，返观内视，而九幽十八狱，人人分明见之矣”（《王如水〈问心集〉序》）。蒲松龄在其作品中一再宣扬因果报应，善恶终有报，或报于现世，或报于来世，或报于后世，或报于自身，或报于父母子孙，总之“人生业果，饮啄必报”（《江城》），“‘非祖宗数世之修行，不可以博高官；非本身数世之修行，不可以得佳人。’信因果者，必不以我言为河汉也”（《毛狐》）。他宣扬因果报应思想的目的，是在于告诫人们从思想和行为上都要时刻注意防恶止非，奉行善道，这体现了蒲松龄以佛教教义修养身心，和谐家庭，纯化风俗，善化社会的特殊功能。
其次大力宣扬佛教大慈大悲、普渡众生的思想，教化世人。他极力称颂“三圣”“欲普渡三千世界，拔尽一切苦恼”（《关帝庙碑记》），称颂佛菩萨“愿力洪大，欲普济大千……得其拔拯”（《代葛千总募修关帝庙序》）的宏愿伟力，十分虔诚地把“无往不思利人，无在不思济物”（《西铺庄募修南桥序 代毕韦仲》）作为自己的生活准则。《聊斋志异》中《王六郎》篇讲王六郎因素嗜酒而溺死，后“有代者，将往投生”，“亭午，果有妇人抱婴儿来，及河而堕”，即是代者，王六郎怜惜婴儿，不忍以一人性命换己投生，故而救起了堕河妇人，自己仍为一水鬼。又如《水莽草》一文中，祝生因误食了寇三娘（水莽鬼）的水莽草茶而丧了命，也变成了水莽鬼，本来他也可以寻找替身以求脱生，但他非但不肯这样做，而且还阻止别的鬼这样做，以此救了不少人的性命。祝生与母亲的一段对话便可以很好地说明他大慈大悲普渡众生的性格特征。“母曰:‘汝何不取人以自代？’曰:‘儿深恨此等辈，方将尽驱除之，何屑此为!’”为了别人的幸福，祝生心甘情愿为鬼，敢于牺牲自己的私利，正是佛教普渡众生思想的最好体现，也是蒲松龄民本思想产生的因缘之一。
五、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宇宙观和整体思维的方法论。它认为万物皆是一体，这个一体归结为人的一心。蒲松龄的天人合一思想与之一脉相承。
首先，蒲松龄认为万物不离一心，心是万物的主宰。蒲松龄在《袁愚山〈师服考〉序》中说：“礼非降自天也，非出自地也，乃生于心者也。”在《画壁》中说:“幻由人生，此言类有道者。人有淫心，是生亵境；人有亵心，是生怖境。菩萨点化愚蒙，千幻并作，皆人心所自动耳。”在《西僧》篇中，作者写西僧东来，东僧西游，异地求佛，徒劳往返。点明佛在心中，不在他处。在《为武定州知州请奚林和尚开堂启》中说：“若辟灵照之户，则业海波澄；如解法藏之滕，则红尘梦灭。因思行住坐卧，可作道场，鳞介昆虫，莫非佛子。”这些语句与佛教“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举动施为，语默啼笑皆是佛”等，都是同义语。与儒家心学代表人物王阳明所说：“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等也是同义语，都在强调万物不离一心。在《〈会天意〉序》中蒲松龄指出:“是集也，固所以观天文也，然就天言天，则玄穹之垂象，造化之推迁也，而非我也；就我言天，则方寸中之神理，吾儒家之能事。”“昭昭乾象，不出方寸，彼行列次舍，常变吉凶，不过取以证合吾天耳。”“天地之始终，犹一人一物之始终也。欲知天地之始终，不于天地求之，得之方寸中耳。”这里，蒲松龄反复申明自己所言之天乃其方寸中之天。方寸，即心。也就是说，蒲松龄是以自己内心世界为出发点来探索天地生成的根本问题。在他看来，天地即人心，天地万物皆在人心中。蒲松龄的挚友王如水著有《问心集》一部，即是发挥万物不离一心，心是万物主宰思想的著作，蒲松龄为之做序与跋，深深嘉许友人的著作，可见蒲松龄对其相当认同。
其次，“蒲松龄笃信天人合一” ［9］，他认为天地万物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他说:“所以天地之常变，人事之得失，两相征验：一念善，即应景星庆云；一念恶，即应飞流孛彗；一念喜，即应和风甘雨；一念怒，即应疾雷严霜。德之污隆，政之成败，应若桴鼓，捷如发机”（《〈会天意〉序》）。他认为自然界的变化与人间政治、道德之间有着紧密的对应关系。如果人心向善，政治清明，那么天地应是和风细雨，瑞象呈现；而一旦彗星扫过，严霜下降，就说明人间的政治、德行有亏。故蒲松龄在《三皇庙建药王殿序》中认为“天下事一跬步皆有前数，非偶然也。”在《续黄粱》中指出“福善祸淫，天之常道”，可见，“蒲松龄是持天人感应观念的” ［10］。
既然天道与人道是一体的，那么在天为根本的，在人也是根本。人享受天之性德以为其根本性德。所以蒲松龄认为“天下之人，尽如虎狼之知有父子也，蜂蚁之知有君臣也”，认为人生而知君臣父子、礼乐纲常，这是天性所赋予人的。因此他甚至觉得“礼乐文章，觉周公之徒劳；文字衣冠，亦黄、虞之多事矣”（《王如水〈问心集〉序》）。
总之，因为蒲松龄认同天人合一思想，所以其关怀民众之心是必然的，强烈的。因为天人一体，人我一体，不能分割。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会真正生起利人之心，真正产生民本思想，真正做到儒家学说强调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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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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