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有着重大差异，体现为对言语、存在、空间时间观、自然与历史上的不同理解和把握，构成了西方文化的核心和源头，广泛地影响了西方文学、哲学、现代思潮。对两者差异的解析和把握，有利于我们全面地理解西方文化。
关键词：古希腊 希伯来 差异 溯源 分形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通过J・L・博尔赫斯“动物”一词揭示如下寓意：“通过寓言向我们表明为另一种思想具有的异乎寻常魅力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的限度，即我们完全不可能那样思考”。每种语言都有自身限度，决定着思维方式和特质，这对理解西方文化有决定性意义。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是西方文明源头，“二希合流”使得古希腊理性传统与希伯来信仰传统统一于logos，构成了西方文明原点。此后无论是中世纪、文艺复兴还是近现代，抑或疯狂结构、解构的20世纪，皆是对“二希合流”中古希腊或希伯来因子的反动，理解古希腊与希伯来尤为重要，如不对其从根本上予以认识，将会丧失对西方诸多文化现象、思想理解的可能。托利弗・伯曼的《希伯来与希腊思想比较》是希伯来与希腊思想比较的经典研究著作。在作品中，伯曼从双方截然对立的差异描述出发（宁静-运动），最终令人信服地阐述了这两大截然对立的文明是如何融会到共同的基础上并构建起西方的传统文明的。他非常精到地选取了“语言”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利用第一手的古典语言文献的资料，通过大量的语言上的比较，深刻地阐述了两种文明在“思想模式”、“感性模式”、“时间与空间”、“数量与数字”、“历史与自然”、 “物”等关键范式上的基于“宁静-运动”的差异，从根本上厘清了古希腊思想和希伯来思想的差异，为我们理解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奠定了基础，更为众多西方近现代思想找到了源头活水。本文拟从溯源与分形两个角度对该书进行解读。
一 溯源：古希腊与希伯来的差异
溯源指从本质上对“二希”文化进行揭示，分形指从流变角度呈现其对西方近现代思想的影响，就溯源而言，“二希”文化主要表现出如下差异：
1 言语差异：静态与动态
语言是人类测量世界的“尺子”，其中包含着人类最深刻的烙印，穆勒曾言语言中有一种石化的哲学，通过语言我们可把握该民族的思维方式。对古希腊来说，没有一个词能比“logos”更能概括希腊思想的本质，海德格尔曾对“logos”进行详释，伯曼却洞见了“logos”的根源。伯曼认为：
“logos，言词，来源于言谈，词根leg的基本含义是‘聚集’，并且不是杂乱无章地聚拢，而是有次序地归类、整理……解释了这个概念当中在我们看来很难统一起来的三个主要意义：言说、计算和思考……对希腊人而言，不同的意义能够汇总于一个概念，进而融为一个包罗万象的集合物。”
它最终转化为我们一种终极、静态的事物，如《荷马史诗》中的“天平”。
古希伯来语呈现动态特征，伯曼分析了希伯来语中存在（hayah），指出存在（hayah）在希伯来语中有三个基本意思：“生成”、“存在”和“生效”。我们和世界都在存在（hayah）的动态过程中，万事万物都是存在（hayah）的本质显现，即我（生命）和自然都是在“存在”这个过程中“生效”，既而成为既定的实在，自然和我的生效便构成自然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存在”概念涵括了时间上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和一切空间。伯曼认为：
“hayah标志着实存。只有能够归为一种hayah的事物才是现实的；我们已经一再看到，现实之物在生效中呈现自身；也就是说实存和有效性一致；它并非安静的，而是不断活动。”
希伯来思想中“言说”是动态的，根义为：“‘在后面，并往前赶’，因此得出‘使言词一个接一个跟上’的意思，或者更好的说法是‘把后面的对象往前推进’”。“言词”和“事实”是“言说”的意义，事实蕴含其中，据伯曼理解，“言说”本身就成了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从原义“向前推进”到“言谈”再到“言词”再到“事实”，暗含着当言语从后面一个一个向前推进时，指示着一个说话的过程，当话语产生效力时，它便是真正的言词而不是虚假的（虚假言词在希伯来文化中是没有效力、空洞的言词），它必然生成事实和效力。
可见，“二希”思想在语言上有重大差别：希腊言语指示的是一个集合物即一个空间形象，古希伯来的言语则是一个动态过程，处于不断生成当中，无法视觉化为空间形象。
2 静止与生成：存在的差异
存在是西方哲学最根本问题，对其不同理解标识出了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哲学。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对存在的理解有着极大差异并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古希腊最能代表其思维特征的柏拉图，区分了三类存在：存在物、存在者和最高存在，将存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给予我们的存在，其不断生成和毁灭；另一类是精神和思维的存在：其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低一级的存在是数学的实在，另一类是真正的存在理念或曰上帝，柏拉图认为只有理念或上帝才是真正的存在，柏拉图哲学致力探讨如何从变中（表象）达不到不变（本原）。对古希腊哲学而言：“一切存在都是静止的、和谐的，一切更高的存在都是没有变化的，不可摧毁的。”
古希伯来存在是一个动态过程，正如前面所言的“存在”（hayah），伯曼认为，“这种hayah是一种运动的、活跃的、效力显著的、人格化的实存，他贯彻他的意图，达到他的目的，借此使他的民众增进幸福，得到救赎。”古希腊存在是一种通过变化而达到的不变，即静止或曰安宁的存在；古希伯来的存在，则是一种不断处于运动和生成之中的运动。
3 太阳与星星：时空观的差异
时空是我们的感知方式，对它们的把握最能见出文明间的差异。如前述，古希腊的存在是通过变化的存在者而达到不变的存在，这本身是以存在者为基点，以存在者为观测点、现时为刻度，现在之前为过去，现在之后为将来，这是一种典型的欧洲时空观，它源于古希腊人对时空的理解。简言之，古希腊人的时间是线性的，是将时间空间化。伯曼认为在柏拉图那里：
“时间只是对不动不变、代表了完满的永恒的一种图示的、运动着的模仿……永恒的典型特征却不是可能发生的时间的无限延展，而是神性的内容，而永恒正是充满了神性的内容。于是这样看来，即便是永恒也是空间的。”
亚里士多德给时间下了一个经典定义：“时间是持续运动的连续性维度”，他以存在者不断的运动来定义时间，奠定了物理学时间却遗忘了时间的本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就是对此的系统批判，其深层根源在于：古希腊对时间的观测以太阳为标准，“如果我们要在一条线上测量时间，那么每个人都被迫把表面看起来是太阳围绕地球的圆形运动作为参照系……用钟表时间测量的可能性建立于所有圆形的均同性的这样一个基础，圆形还有一个特点使它特别适合于用来测量时间；它既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因此，古希腊认为圆形、球形是最完美图形和物体，所有天体都是圆的，就不足为奇。
希伯来时空观是特殊的，在他们那里，“神圣的节令是通过变化多端且不断运动的月亮来确定的。希伯来人把天体叫做‘光’或‘大光’……天上的发光体发射出不同强度的光和热，以色列人把这个作为根据来确定时间。当太阳成为主要的光和热的散播源时是白天；当月亮成为主要的光源并和其他星辰一起闪耀时就是黑夜。”他们通过光和热的强弱来区分时间，“日夜的变化是通过光亮，而非通过天体的运动决定的。”所以希伯来人的时间观是一种节奏：“明暗之间的差别和有规律的交替、月亮的周相、一天之内太阳热量的强弱都是时间的节奏而不是时间的运动。对于希伯来人而言，就连季节也是永恒的节奏。”
希腊时间观是一种空间化时间，体现为线性时间。过去在现在之前的某个地方，未来在现在之后的某个未到来的地方，因此古希腊时间循环则代表着它走到了结束的地方；希伯来时间观是一种永恒的节奏，时间不再分为过去、现在和将来，而是开端、发展、返回开端。未来不在遥远的将来，相反是在过去。在它循环的时间中，时间流逝意味着节奏不断重复。古希腊文化中时间和空间、内容和形式都是分开的，这引发了海德格尔所言的对时间本质的遗忘：空间替换了时间，存在者替换了存在。这在希伯来文化中是不存在的，时间本身就是空间，内容的本身就是形式。
4 整体与目的：自然与历史的差异
古希腊、希伯来对自然有着不同理解，根源于对历史理解的差别，区别在于历史学家与历史哲学的区别：
“对于历史作家来说，历史是过去的事件，从它们之间的互相联系中，我们把它们看成是一个整体；历史学者的任务则首先是发现并揭示实际发生了什么事，如果可能的话再把这些历史事实解释为受到此前原因和环境影响的产物……历史学家一般而言只关注事实，只会努力地从大体上解释它们，因此它们可以从其他历史事实那里得到解释……哲学家和神学家把历史事件看作是有目的、有意识、有意图的人类行为，而人类行为是在热烈地进行和发展中的。”
简言之，“一方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因果推理地、逻辑演绎地思考；另一方投身于事件之中，使自己‘进入’了当事人的心灵生活之中，然后思考如何在思想和意志上把自己推向前进。一方涉及的是过去，另一方涉及的是当下和未来。”古希腊人涉及自然科学，希伯来人涉及宗教，即：古希腊用因果律将历史看作一个整体，将历史建为科学；希伯来用目的论、终极论给历史标出了一个目的，将历史建为宗教。
伯曼认为，从实存角度来看自然和历史类似于存在与运动，二者关系为自然是空间的内容，历史是时间的内容，二者统一于实存，它既是自然也是历史。因此，明白了“二希”历史观就可知自然对古希腊人而言是自然科学的基石，从此基石上可用因果律将历史和自然统一为整体，历史是自然的一部分，这就开启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大门，希伯来将自然理解为历史，认为整个自然（世界）和人类都由上帝创造，向上帝回归。很明显，“二希”在自然与历史方面的差别为：古希腊将历史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可以用科学或逻辑的手段将二者联为一个整体；古希伯来则认为自然从属于历史，所谓自然和历史均是上帝神启的外化。
二 分形：“二希”思想在时间中的显现
“二希”文明因子在时间中“分形”为西方近代现代乃至当代的各种思潮、文化等，对整个西方近现代影响持久，笔者从如下方面来探讨：
1 对文学的影响：人物形象是文学的主要因素，“二希”文明对其理解表现为对人物性格的描写即典型的塑造和对模仿论的不同理解。就人物塑造来说，希腊文学对人物形象倾向于外形描写，人物性格有定型化倾向，对战争、事件的描写所采用的是普全视域，追求对事件、场景如实临摹，根源于希腊文化视觉化倾向，古希腊的存在是静止的，所以对人物形象、事件的全知性逼真反映才是可能的。希腊文化视觉化倾向在文学形象的塑造上更注重人物外观，性格固定化也不足为奇了，人物心理描写的缺失也是应有之义。
而希伯来文化相较希腊视觉文化是听觉文化，相较希腊空间文化是时间文化，相较希腊物理学时间是心理学时间。基于此，希伯来文学中对人物的刻画主要从人物的行动中见出，正如“存在”为显现、存在、效力，文学中人物性格与形象均从行动中体现，忽略场景是应有之义。奥尔巴赫的《摹仿论》详述了“二希”文学传统的巨大差异，却如伯曼所言未从思想差异上找到根本原因。
典型义为一中见多，别林斯基曾言，典型即在一个挑水人身上见出一切挑水人。典型可界定为小中见大，从局部见整体，从一中见多。在时间空间化和数学发达的古希腊，对典型的理解走向类型化，关涉个人与集体、特殊与普遍，易流于类型。在时间空间化中，时间内容空间化，抽象事物直观化，加上数学发达，使得典型（质）易于被类型（量）取代。因此，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悲剧重点放在情节上：“情节，即事件的安排，乃是全剧的生命，也是诗人的重要试金石”，强调“诗人并不是为了表现人的ēthos才来再现行动着的人，而是在再现行动的时候，附带地表现了ēthos。所以说，悲剧的目的在于事件和情节。”
鲍桑葵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对情节侧重未涉及近代的性格，笔者则认为其受制于希腊思维方式：把时间空间化，将存在替换为存在者，以物理学时间把握世界即存在者的持续存在，影响了他对悲剧的看法。因为在情节中能把握存在者的持续存在，所以人必须行动，行动就是人自身的持续存在和同一，情节因而是一个更加广阔、复杂持续存在者的空间化图像。
希伯来在典型方面达到高度统一，个体和集体之间无差别。个体即是集体的反映：“不是从具体的单个事物或单个现象中抽取出来的抽象，而是实际的总体性，这样的总体性已经在内部包含了个体事物。”可见在希伯来文化中典型达到了最高层次，即个体本身蕴含了集体或集体本身包含个体。
古希腊和希伯来对时间差异把握方式导致各自迥异的文学：希腊视觉化使得文学描写呈现出空间化趋向，人物性格具有定型化和类型化特点，影响了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讨论重点，使得文学典型易流于类型，希伯来文化对听觉的侧重使其文学呈现出迥异特色，亦使其在典型上有着天然优势。
2 对西方哲学的影响：“二希”思想对西方哲学影响极其深远，笔者试图通过斯宾诺莎和维特根斯坦来解析其“亲缘性”。在古希腊和希伯来都有“人神同形论”：希腊将神想象为人，有人的种种如美德或恶习等；希伯来神同形论意味着“如果上帝愿意向人类显露自身，那么这种显露必须以人的显现形式发生，如果人要以最清楚最完美的方式论及上帝，那么人必然要乞灵于某种‘人神同形论’。”这意味着人和神的关系，人的理性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是大异小同，神向人显现的形式并不等于上帝的形式，这种差异在斯宾诺莎那里演变为对人与上帝的意志理性的区分，当其他哲学家致力于用科学方法杀死形而上学上帝时，斯宾诺莎敏锐地把握到了这种由希伯来传统提供区别“构成上帝本质的意志和理性与我们的意志和理性实有天壤之别，最多只是名词相同，就好像天上的星座‘犬’座与地上能吠的动物‘犬’一样”，这与希腊文化传统相异。
古希腊和希伯来对“边界”有不同理解，希腊、欧洲人的独特性不在于他突破了一条界线，他必须在他自己的想象中换位思考过，因为界线是两个地区之间的分界线即“把一个地区一分为二的一条线。如果有人给自己设下界线，那么他就给自己划定了他能凭自己的力量和时间解决的问题”。古希腊传统在于划界，这在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体现得尤为明显：
“本书想要为思想划一个界限，或者毋宁说，不是为思想的表达划一个界限：因为要为思想划一个界限，我们就必须能够想到这界限的两边（这样我们就必须能够想那不能想的东西）。因此这界限只能在语言中来划分，而处在界限那一边的东西就纯粹是无意义的东西。”
显然，维特根斯坦思想更加倾向于古希腊式的划界，希伯来思想则常有越界倾向，它在海德格尔“此在”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此在”是一种先行的存在，先于时间又在时间中存在，在向死而生的状态中领会存在。
3 对西方思潮的影响：“二希”文明统一于logos，使得西方文明迎来了自身发展的原点，“二希”因子时隐时现开启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时期，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它们在文艺复兴时期和现代语言转向中的分形。文艺复兴是西方的重要分水岭，其义为古典学术的复兴，有重生、新生两义。其实，它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二希合流”中希腊传统的再次发现和新生。希腊传统中的“logos”义为聚集、整理、言读、计算、思考、言词、理性等，潜在含义为：世界是不同事物的聚集和混合，对事物自身秩序的发掘就是整理，秩序可以被人思考并计算出来，它符合并能被人的言词所表达。这种认为世界可知并可计算的传统在文艺复兴时期演变为一种持续至今的思潮，“自伽利略始，自然被看作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一本书。对自然的观察研究，必须以数学的词汇来表达……一种前所未有的系统理性科学之观念得以形成。这个开端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以后的思想家们（如莱布尼茨等）不仅将数理模式运用于自然，甚至也试图运用于整个社会领域。”这种希腊传统的影响使得20世纪出现的种种非理性思潮均成为它的回响。
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肇始于索绪尔对言语能指与所指的区分，在弗雷格、罗素等人那里演变为命题的真值与意蕴的区分，它早已埋藏于西方传统中。在希腊传统中物的概念被标记为符号，在希伯来传统中物的概念被标记为神意的象征：“以色列的符号是神性意志或力量的表达，希腊的符号是永恒真理或神性本质的象征。”这意味着一种符号有两种含义：一为目的范畴为事物寻找终极之存在之理因，一为科学范畴用科学主要是数学来解读自然和人类。对此，叶秀山论述到：
“西方人只有一种‘语言’，却有两种‘范畴’：科学性‘范畴’，以掌握经验的对象；哲学性‘范畴’，以掌握第一性原则――存在之‘存在’。”
笔者认为此种现象正是“二希”合流的结果，古希腊传统提供了科学性含义，希伯来传统提供了哲学性范畴，语言学转向的可能正蕴含在这种语言的双义中。
伯曼正是对希腊和希伯来思想比较，揭开了长期被遮蔽或被混同的希伯来传统，它们差异在根本上表现为对时间的不同把握：一为视觉，一为听觉，衍生为种种巨大差异：一为静态，一为动态；一为空间，一为时间；一为综合，一为分析；一为符号，一为工具；一为历史学，一为历史哲学等，以此为契机，伯曼重审了卡西尔的时空观，认为卡西尔认为时间起源于空间，人的时间意识为空间意识所整合的局限性；区分了历史学与历史哲学，认为黑格尔和进化论是对两种传统区别的混淆。伯曼《希伯来与希腊思想比较》以具体而宏大的眼光，细致而雄辩的分析，揭示了“二希”传统的重大区别，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其流变（分形）指明了方向，其拔山扛鼎之意不言而喻。
参考文献：
[1] [法]米歇尔・福柯，莫伟民译：《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前言》，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2] [挪威]托利弗・伯曼，吴勇立译：《希伯来与希腊思想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3] [英]伯纳德・鲍桑葵，张今译：《美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 [俄]列夫・舍斯托夫，董友、徐荣庆译：《在约伯的天平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
[5] [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贺绍甲译：《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6] 倪梁康：《自识与反思――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7] 叶秀山：《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引言》，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赵臻，男，1979―，云南大理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工作单位：遵义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