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_四项基本原则

  摘 要: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基础上,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突破思想牢笼,立足于中国国情,重新思考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而产生的,并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的丰富。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解放思想;形成过程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5-0006-02
  一、总结经验教训――基于对建国以来历史的认识
  1956年,我国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是当时“对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全党不仅没有经验,而且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因而也不可能有一套完整的理论”[1]373。在开始时,曾号召学习苏联,苏共二十大“揭了盖子”后,党开始重新审视斯大林模式,认识到“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正确,这就破除了迷信”[1]377。党提出以苏为鉴,开始探索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论述了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是总结我国经验,研究我国建设中的问题提出来的,另一方面是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提出来的。不久,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很多富有创造性的方针和设想。但是,由于对经济建设规律和对中国基本情况认识不足,领导人急于求成,背离了党的正确方针。1958年到1978年的二十年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错误的做法。这些错误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党背离了自己原来所提出的一些正确思想,加上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耐心,力求“多、快”,“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落后、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在发展的道路上未能避免大的曲折。”[1]403
  1917年,苏联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面临着如何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因为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导致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解体。这些经验教训,恰恰使我们开始认真的思考,苏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生命是如此短暂,苏联模式等于社会主义吗,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立足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又该是什么样的。邓小平理论就是在这样的实践基础之上,带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种种看法,正确分析了国内外的实践经验,并加以科学总结后脱颖而出的。
  二、澄清思想混乱,解放思想――基于对是非标准问题的认识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党面临着在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我们还背负着历史包袱,“左”的错误依然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手脚。当时“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设置的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还没有被完全打破”[2]20。1978年5月开始的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直指当时的“两个凡是”,并且触及了当时的敏感而又尖锐的问题――盛行多年的思想僵化和个人崇拜现象。
  1978年6月2号,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3]114,“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3]119在1978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明确提出,“首先是解放思想”的论断。这个报告“可以看作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解放的宣言书,彻底突破了‘两个凡是’和‘左’的错误,为探索现代化建设新道路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2]2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科学结论,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澄清了人们思想中混乱之处。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要让人们明白怎样判断历史是非,怎样判断实践正确与否,就是要打破思想僵化,回归到实事求是上来。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澄清思想上的混乱,才能正确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才能对今后的发展道路进行正确的思考,在实践中少走弯路。
  三、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基于对我国国情的认识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国情决定了这个初级阶段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是一个不能逾越的历史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一些有效的方针政策,也提出了一些比较符合我国实际的正确论断。然而,在一个时期里,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没有足够的认识,对于怎样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基础薄弱,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并没有一个肯定而又明确的认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和主观上、认识上的错误,党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犯了一些错误。
  在澄清人们的思想混乱后,1981年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命题。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4]252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系统的论述,指出:“这个论断,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5]7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要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必须对我国的国情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和把握,搞清楚我们目前的社会主义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既要看清现在,又不忘回顾过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产生总结了过去的实践经验,其产生正是根源于对我国国情的正确认识和分析,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看待问题并制定出解决问题的方针、政策,而不能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可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把人们的思想引导到了现实生活中,使人们开始思考现阶段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去建设自己想象中的“共产主义”。
  四、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基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解放思想,关键就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不但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而且决定生产关系的建立、巩固、调整与变革。社会主义制度要得以巩固和发展,也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不然,社会主义国家就老是落后,人民就难以摆脱贫穷,社会主义就显示不出优越性,在人民心目中就缺乏吸引力,并最终难以巩固。”[6]129邓小平多次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4]63。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第一次全面、深刻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373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后,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被提出来。在当前,我们应该怎样发展生产力?我国不可能走回头路,也不可能发展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走苏联的老路。那我们该怎么办?邓小平的回答是: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民难免会有困惑,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中是不存在市场经济的,甚至是反对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市场经济的弊端该怎么避免,开放后国外的不良影响该怎样抵御,经济发展后贫富差距拉大怎么办,我们又该怎么判断一项政策的好与坏。社会主义本质论,打开了人们的思想闸门,人们开始明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人们开始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一根本要求下,思考并解决一系列的现实问题。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指出,我们判断各项政策是否正确,就看它“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372。“三个有利于”明确回答了人们关于改革开放,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困惑。
  邓小平理论正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7]212,“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在实践和理论上的错误”,“继承过去的探索在实践和理论上积累的一切正确的东西”[7]213,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得以产生和发展,其关键点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实事求是,人们才能认清我国的国情,认清我国的社会主义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弄清楚在我国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历史条件的产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得以检验,不断丰富和完善,也终将得到历史的检验。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2]程天权.中国之路(1978-2008)[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6]唐任伍.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7]龚育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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