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将《孔乙己》视为自己最喜欢的小说，在他看来比起《药》这样的作品，《孔乙己》写得更为从容一些。如今，电影导演古榕为鲁迅笔下这位不名一文的孱弱读书人作了部正传，并作为“大型现代历史话剧”送上首都剧场的舞台。不过，无论开演前站在剧场台阶上的古榕导演，还是开演后呈现在舞台上的《孔乙己正传》，显然都和“从容”二字毫不相干。
古榕自然很难从容，“经过三年的研究和创作”的《孔乙己》原本是他从1999年开始为上海永乐电影电视公司拍摄的电影，到了2001年永乐改聘吴贻弓为电影后期制作导演，并于2001年4月6日将古榕告上法庭，要求他偿还后期制作费、发票缺额及违约金等总额近150万元。所以当古榕在2001年6月决定先在北京上演话剧《孔乙己》时，媒体报道中反复出现的四个字是“一怒之下”，到了8月9日古榕还因为排练过于劳累突发了一次心脏病。
鲁迅先生用2500多字，挟着隐隐哀伤娓娓道来的《孔乙己》被古榕编成了长达3个小时、总共28小场的《孔乙己正传》后，自然更难从容了。只知道姓孔，被人从描红纸上半懂不懂的话里取下绰号的“孔乙己”在正传里不仅有了堂堂正正的名字“孔少成”，而且成了身世显赫的翩翩公子，而他的父亲是主考省里乡试的浙江高官，他的妻子是西施故乡有名的书香门第千金小姐。孔乙己“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孔少成却在科举考试中连中三元，大魁天下。不过古榕的抱负是要表现“一个中国文人的悲喜人生”，孔乙己因为偷丁举人家的书被打断了双腿是小说中的一个情节。古榕认为，“如果丁举人对孔乙己没有极深的仇恨，丁举人是不会因为孔乙己偷了他家的书就把他吊起来打了大半夜，还要他写认罪书，一直打断他的双腿”(见《孔乙己正传创作概述》，演出说明书最后一页)。出于这一“发现”，古榕为孔家创造了一个殊死仇家丁举人，在惨绝人寰的丁举人父子的诬告和残害下(古榕以善良之心揣测鲁迅的丁举人，却让自己的丁举人父子做尽天下坏事)，刚刚实现了旧文人最高理想“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状元郎孔少成马上又跌入了最悲惨的人生，遭受接二连三的“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丧子之痛、破家之怨”，直到最后穷困潦倒，流落街头……
在《孔乙己正传创作概述》中还有这样澄清是非的表白:“古榕为孔乙己作传，既不是外传，也不是内传;既不是别传，也不是列传，而是和《阿Q正传》一样的正传。正传肯定是正面的、正式的、正统的、正规的、正确的传记，而不是胡编乱造、凭空臆想的东西。”尽管如此，古榕似乎还是有些不放心。由于话剧是以倒叙方式展开故事，大概怕观众不懂，好心的导演还安排了一对《综艺大观》主持人似的俊男靓女不时在幕与幕换场中间评述一下故事，在晚年孔乙己第一幕戏结束时他们还用深情的语调这样问你:“如果我说这位穷困的老人曾经是出生名门的状元郎，如果我说华尔街摩天大楼下一位乞丐曾经是百万富翁，你相信吗？”
对这样的满怀期待，我们大概会像在祥林嫂“有没有地狱”逼问下的“我”那样嗫嚅了。也许我们只能这样反问，即使为借鲁讯之势为自己正名，在解构、戏仿、折衷主义之类的后现代手法也开始过时的今天，谁会在乎故事的真实性呢？鲁迅曾说创作《孔乙己》的主要意图是写出社会对处于苦境的人的薄凉，事实上，比科举制度的悲剧深广的是鲁迅对一个善良、寂寞又迂腐的读书人，一个执著于不再被珍视的价值观、成为庸众鄙视对象的失败者所投注的同情和批判。如果所谓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的《孔乙己正传》仅仅揭示了“晚清科举制度的腐朽残酷”，而缺乏能独立于特殊时代背景下对人性、对人生悲剧更深刻的关怀和揭示，谁又会被这样表面热闹实则苍白的故事所打动呢？
古榕曾说自己研究过几乎所有在奥斯卡获奖的最佳外语片，而《孔乙己》就具备了这些影片的重要条件，是能让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形成新的冲击波的作品。大概在一些导演看来，奥斯卡评委们的脸色显然比鲁迅所提倡的“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重要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