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有一张柔嫩的脸，充满孩子气。她的声音非常好听。 “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做?”她不停地问皮卡车司机， “如果我们自己走的话，政府军会马上认出我们，现在停火了，两边都说不会再对对方采取行动，但这靠得住吗?”
皮卡车行驶在尼泊尔崇山峻岭之间，快接近政府军的检查站了，女孩紧张起来，不停地问：“停火协议靠得住吗?”
2006年11月21日，尼泊尔政府和反政府武装签署协议，正式结束持续10年的内战。但是，纸上的和平能否变成现实，这个喜马拉雅山国中的人们虽有愿望却没有人敢保证。
10年内战，至少1．3万人在冲突中丧生，恐怖存在于人们新鲜记忆中，更让他们忧虑的是，这场内乱的参与各方持有完全不同的建国理念，他们的分歧和不信任不是一份协议所能弥补的。
女孩的革命
皮卡车顺利地通过检查站，那里的士兵看了看女孩，但是没有说什么，女孩则一直低着头。在尼泊尔，反政府游击队的女兵一眼就能认得出来，她们穿着系带鞋，而不是传统的拖鞋，这让她们翻山越岭时更加敏捷：她们穿着印式无领长袖衬衣，打着绑腿，不带任何饰品。
女孩其实很开朗，当确定一路上都不会受到政府军拦截后，她的话一下多了起来，她说，她叫苏妮塔， “马上就18岁了”，正要回家去探亲，过去几年中她一直在游击队里生活，从没有机会回家看看。
“那里生活对你来说是不是很艰难?”一向对游击队敬而远之的司机也对眼前这个热情的女孩产生了兴趣，她看起来应该远小于18岁。外界有诸多尼泊尔游击队使用童军的说法，曾进入游击队根据地的记者们也的确看到不少像苏妮塔这样的少女，但游击队内的说法是：列宁说过，15岁就可以参加革命。
苏妮塔显然对外界的传说不屑一顾。
“党内有很多妇女，”苏妮塔骄傲地说， “甚至还有全部由女人组成的连队，连长和政委也是女人。”游击队估计有4000～5D00名精锐士兵，还有数万类似于民兵的武装人员，划分为7个或者8个旅，每个连队下辖3个排，每个排45名作战人员。
当别人问她是否杀过人时，苏妮塔有些生气。
“我什么也没干过，”她的语速很快，“如果我不得不那样，谁知道我会不会杀人?但我也许不必去杀人吧。”
这不奇怪，苏妮塔属于宣传队，而不是战斗部队的一员。在反政府游击队的架构中，政治部门与军事部门是分开的，宣传队的工作是动员老百姓，获得他们的支持。
苏妮塔没有接受太多军事训练，参加游击队前，她是一名高中生，也算游击队里的知识分子。她说，仅仅是在2001年11月至2002年8月尼泊尔政府实施紧急状态期间，游击队给所有的人都发了手雷自卫。
按照反政府游击队的说法，在他们的队伍里大约有1／3女性，许多强壮的女人都直接参加了战斗，19岁的兰杰就是其中一个。2002年9月，在围攻加德满都东南80公里处的一处警察局时，她打死了十六七个警察，成为了游击队里的知名女性。
“他们拒不投降，还是不停地开火。”在回忆那次战斗的时候，兰杰一下冲动起来，其他游击队员忙跑过来设法使她保持平静。一名男队员解释说，游击队的政策是缴枪不杀。此时，兰杰眼中还冒着野兽般凶猛的目光。
她生于尼泊尔东部，15岁的时候就加入了反政府武装。她的父亲是一名尼泊尔共产党员，因被怀疑与共产党有牵连，她遭到一群政府军士兵的侮辱。
兰杰说，参加反政府武装斗争不仅是为个人报仇，而是为尼泊尔的妇女争取权利。
“人们总是指责那些希望自立的女人，”她说，“大多数尼泊尔妇女都是被压迫者，她们中许多人最终死在印度和孟买的妓院里，或者在家里被丈夫随意殴打，这必须得到改变。”
兰杰身边的其他女战士点头，附和着她的意见。
贱民的革命
了解像苏妮塔或兰杰这样的女孩，有助于理解一个问题，为什么10年前只有十几个人、两支二战年代老式步枪的游击队会在今天占据尼泊尔3／4的土地。这是一场受到最底层人民欢迎的反抗斗争，男女平等这种已为外部世界普遍接受的观点在尼泊尔只有依靠武装才能实现。
美国政府“9・11”后将尼泊尔共产党(毛派)领导的反政府游击队列为恐怖组织，但美国《时代》周刊相当中肯地指出，这一组织的壮大和这场“革命”的兴起自有着其内因，现代人可能觉得左派革命在全球已成过去式，但在尼泊尔这个贫穷且闭塞的山国，这还是新鲜事物。
尼泊尔现国王贾南德拉生于1947年，那时候尼泊尔还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内陆王国，拒绝对外开放，对内则由一群地主控制，他们开着劳斯莱斯在自己的领地上巡游。尼泊尔1951年才允许外国人入境，但加德满都以外的地方还是与世隔绝，那里没有电、没有电话，也没有道路。
因此，一位西方外交官对《时代》周刊记者说，西方人也许认为这场政府与游击队之间的战争“怪异”且“陈旧”，但“请记住，这个国家大部分地方还活在中世纪”。19世纪的革命理论绝对代表着进步。
现在，尼泊尔超过七成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收入只有240美元，一度兴盛的旅游业早已衰败不堪，赚钱的唯一方法是出国，女人去印度或东南亚的妓院，男人去南亚当学徒或者到中东当仆人。商会的统计数字说，全国2700万人口中竟有700万人生活在国外。
留在尼泊尔国内的人口中，八成以农耕维生，但国内仅两成土地适合耕作，大部分更被一小撮地主操纵。除了生活窘迫，女性和在种姓制度中处于最低等的贱民更要饱受歧视之苦，歧视情况在西部农村尤其严重。对于占全国人口20％的贱民来说，推翻种姓制度、重新分配土地、订立最低工资及免费医疗，这是他们坚决支持游击队的原因，大部分游击队成员就是来自贱民家庭的农人子弟。
在政治进程中，尼泊尔1990年才立法施行君主立宪，但这带来了更为糟糕的后果。由于现任国王贾南德拉1994年宣布解散政府独揽大权，民主实验迄今共开展了14年，人民在这一期间根本没有见到任何代议制民主政体的好处，一只看见14届政府如走马灯般更替，兴建了无数的部长官邸和别墅。各政党政治长期陷于内斗及贪污腐败困局，到1996年时单是左派政党已多达40个，当中包括十个自称共产党的组织，其中之一就是普拉昌达带领的尼泊尔共产党(毛派)。
普拉昌达是达哈尔的绰号，意思是“凶猛”。这位雇农子弟坚决要求废除君主制，因无法在旧政体内实现这一目标而愤然走上游击战的道路，最初政府只把他们当作一般治安问题看待，后来才明白要镇压的是一场席卷民间的运动。
事实上，反封建和君主专制才是普拉昌达领导的这场贱民革命的中心诉 求。该党理论家巴布拉姆・巴特拉伊去年底在接受采访时说，尼泊尔存在三股势力相互抗衡。它们是“君主主义者、议会民主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如果后面两股民主势力能够联合起来，与封建专制势力斗争”，那么尼泊尔就有机会在不远的将来实现民主。
独立的革命
尽管声称自己是“毛派”，但实际上尼泊尔的这场战争与中国无关，与中国革命也没有“沾亲带故”，普拉昌达确认：“迄今，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政党提供的训练和武器。我们的原则是依靠人民，立足自力更生。”
《时代》周刊认为，尼泊尔反政府武装所执行的“普拉昌达道路”也许更像20世纪80年代秘鲁的“光辉道路”运动，他们最多只能说借鉴了中国革命的一些经验，会让人回想起老电影中的场景。
普拉昌达宣称自己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甚至早就将与政府的作战划分为三个阶段“防御一相持一反攻”，他宣称现在就已处于“最后反攻阶段”；在参加联合政府后的对外政策问题上，普拉昌达祭出的是“五项基本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在尼泊尔反政府武装的整体管理架构中，普拉昌达居于最高处，他是党主席和总司令，其下是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陆军司令，再往下包括县和乡的党委会，最基层是村长。人们可以在“解放区”里看到高高飘扬的镰刀斧头旗帜，还有马恩列斯毛的肖像。
在游击队控制的根据地内，各级政府负责收税、征兵和医疗教育工作，还建立了“人民法庭”。但这一法庭的主要职责并非处理婚姻登记或离婚等民事纠纷，而是惩罚叛徒，情节比较轻的被罚做苦工，情节严重的则要处死，当子弹不足的时候就使用刀。
游击队的装备并不好，既有二战时遗留下来的老古董，也有从印度走私来的AK-47，最先进的武器大多从政府军那里缴获而来，游击队的指挥官承认，美国训练的现代化装备的尼泊尔政府军特种部队最难对付，特种部队的直升机对游击队构成巨大威胁，因为后者缺乏防空武器。总体来说，游击队打胜仗比较多，政府军方面虽然时常发些惊人的战报，控制区域却越来越小。当然，有利地形是游击队生存壮大的重要条件。
在海拔2000米甚至更高的丛林营地，生活无疑是艰苦的，但那里充满乐观情绪，会让人想起20世纪世界许多地方的革命者宿营地。在第一旅的营地，《时代》周刊记者看到那些年轻的男女士兵并不像想象中相互隔绝，他们在一起打排球、交换宝莱坞录影带，他们的子弹袋下面往往穿的不是军服，上面写着“侏罗纪公园”的T恤，许多人的毛巾上还画着蜘蛛人或者小熊维尼。在他们看来，武装斗争带来的是一种希望，所以他们愿意为此而献身。
15岁的吉马说：“我愿意为‘普拉昌达道路’献身，如果我们遵照‘普拉昌达’道路前进，人民将最终赢得他们的权利。”
当《时代》周刊记者问她，住在农民家又不给房主钱不会招致怨恨吗?小女孩显得很惊讶，她说：“我们正在为人民而战，所以我们住在他们那里。他们怎么会觉得我们什么都没做呢?我们要在几个月内去加德满都，我们还要走遍世界。”
这正是普拉昌达所说：“我们深信正在尼泊尔发生的革命只是世界范围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党不仅是在与专制的君主制作斗争，而且也是在与罪恶的帝国主义世界作斗争。”
但毫无疑问，待到赢得权利之后，每个个体会有不同的打算。苏妮塔说，她从来没有后悔加入游击队，但她想得更长远的是，如果和平真的到来了，自己该去做点什么。“我会去上学，完成自己的高中学业，”她说，“虽然有点奇怪，我已经落了不少课了，也许要和低年级的一起上，这真让人难为情。”
她还希望能修复这些年被游击队破坏的道路、桥梁和供电设施，她知道，“人民已经承受了太多苦难”。
不过，这点愿望能否实现还很难说，国王虽然已经靠边站，但在反政府武装看来，随时还要做好重新拿起武器的准备。普拉昌达在签署和平协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达成了历史性协议，这份协议为新尼泊尔描绘了未来，然而，前面的路依旧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