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英国投资家在中国生活了17年，在中国损失过4.18亿美元，在中国遭遇过最大的成功和失败，他深深理解中国。 中国人有一种深深的“中国情结”，我必须要逾越它。
中国的方块文字忠实地保持了与过去的关联，在这点上令欧洲语言望尘莫及
这种“中国情结”的核心便是语言，而语言的核心则是文字。中国的方块文字忠实地保持了与过去的关联，在这点上令欧洲语言望尘莫及。每个方块字都表达着完整的意思，而非像字母那样仅仅标示出发音，这就是为什么字母的拼写时时改变，而方块字却经历了时间和地域的考验长盛不衰。就算它们的发音经过漫长的年代已经面目全非，但形状却依然如是。一个字可能被读成XIANG或HONG，但含义都是“香”。这些与发音分离、在几千年后仍可辨识的字义使历史保持了鲜活。
早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国哲学家就用方块字在竹简上记录下他们的思想，而这些文字大多数被沿用至今。对欧洲人来说，这就如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用原文写就的思想随时跃然纸上！日常语言与古代的联系被另一个因素所强化，那就是时态的缺失。在汉语中，动词不因时态而变化：“毛泽东是伟大领袖。”――现在“是”还是以前“是”，在汉语中不会用IS和WAS来区别。那些已经从我们的语言中消亡的含义在汉语中仍然活跃――在模糊了时间的语言中，过去好像非常容易地融入现在。
直至上个世纪，中国始终在使用着一种古老的纪年法，它为人们提供的是一种需要费力才能弄清的相对性历史顺序。时间由帝王的统治来定义:公元1817年是“清嘉庆二十二年”，公元965年是“宋太祖乾德三年”，光从字面上看，没有任何线索告诉你，后者比前者要早852年。历史似乎进入了一种轮回，没有一条清晰的横轴标示出时间的先后，没有一个出发点可以成为原点。
学中文只能死记硬背
我自己学中文也走了不少弯路，曾经苦苦寻觅诀窍，但最终发现除了死记硬背别无他法。中国的小孩也不能幸免：一小时、一小时、一小时地抄写同样的生字，直到它们深深嵌进脑子里，反复练习是唯一的方法。英国人如果学法语，终归有一些提示，“POLICE”还是“POLICE”，“GARDEN”变成“JARDIN”，但到汉语里，你得记住它们是“警察”和“花园”这还不算，每个词要记住的都有三部分:形状、声音、语调。
更糟的是，在毛泽东时代，汉字被简化了，本来是想让人学起来容易些，却带来了新的混乱。比如说，长得一点都不像的“�”和“体”竟然是同一个字，看起来差不多的“体”和“休”反而风马牛不相及。
这便是我回到中国的理由:我已经不知不觉地爱上了这种语言了！这种听起来容易弄错、写起来容易搞混的语言，却能够承载着人们的思想飞越千年，从历史最深处发出共振的语言！
开始思考下一步该做点什么的时候，我意识到以前最大的问题是:在把中国人变成自己人的方面，我们彻底失败。我们在中国投下了那么多金钱，这件事本身就非比寻常，没有人像我们那样大笔地投资到内地省份，那里是资金最紧缺的地方，却很少有外国投资者愿意光顾。我们的厂子，比如说苏厂长的那家齿轮厂，就是在四川的一个小村里。1993年底我去那里时，还是当地人见到的第一个西方人。我还记得当我们谈妥投资后汇出了1500万美元资金，当地银行竟然把款子扣了足足四天，直到和汇款行确认后才敢转进企业的户头，因为他们从没做过如此大笔的转账，一开始觉得一定是小数点弄错了。
后来我们又投资了山西省的一家第三线工厂。我们刚去时，工厂可以说是一无所有。那是一家巨大的铸铁厂，原来是建起来生产坦克零件的，但因为缺钱，一直没有真正运转起来。一些20世纪70年代奠基的建筑物尚未完工，整个厂子里几乎找不出一扇没破的玻璃。冬天，连屋里也滴水成冰;晚饭时桌上从未出现过啤酒，附近的村民还住在窑洞里。但就连这样一个地方，在我们最后投入2500万美元以后，也还是没能把他们变成自己人。
别想改变中国人
有时候，我们和中方的想法好像完全无法互通。在我们看来，我们把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带到了中国，使那么多工厂获得了兴旺发达的机会，难道中方合作者不该付出他们的努力，和我们一起为建立成功的事业而奋斗？在钱到手之后，工厂的头头们似乎仍无动于衷。有时我真有一种感觉，就是中国人的某些意识200年来就没怎样改变过，从英王乔治三世派人来中国时就这样。
1793年，乔治三世派遣使臣到中国商谈通商事宜。使团抵达北京后，却几个月都未能觐见乾隆，双方就是否该在地上磕九个头争执不下。当时的英国已经是一个发达的贸易国，正迎向工业化，强大的海军称雄世界，乔治三世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该和皇帝平起平坐。但这却和中国人头脑中的世界愿景大相径庭:乔治三世――某个外夷岛国的卑微行政官――岂可不向皇帝俯首称臣！
英国人后来炸了南京。但在当时，他们确实是想不通：为什么中国要如此坚决地拒绝开展贸易和引进新技术？中国人自有他们的逻辑。两个世纪以后，邓小平打开了国门，但我仍然时时感觉到这种传统思维的残留。想改变中国是不可能的，既然把钱花到这儿，就得照这里的法则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