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加速转变。后危机时代，中国的金融体系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作为中国金融体系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中国银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本文在分析银行发展内生逻辑与外部环境的基础上，对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变革做出了一些思考。
【关键词】中国银行业；发展路径；金融制度
一、银行发展路径的内生逻辑——金融制度视角
与属于实体经济的行业有明显区别，银行业没有明显的上下游产业链，而是服务于整个实体经济，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阶段、结构特征构成了银行业发展的背景条件；在此基础上，银行业受到金融制度的强烈影响，一国的金融制度直接决定了银行业的定位以及发展趋势。我们以美国和日本为例，考察银行业的变革逻辑，并与中国银行业进行对比，进而归纳出中国银行业中长期的主要变革趋势。
美国银行业的发展路径可以概括为：通过与资本市场互补双生实现发展。20世纪70年代，通胀高企、利率管制和金融创新的蓬勃发展促进了美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金融脱媒成为了美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特征，同时也大幅挤压了传统银行业务的空间，为了获得发展，美国银行业选择依靠金融衍生品拓展信贷网络，以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捆绑和融合来实现发展。可以说，银行业和资本市场这种纵横交织的联系支持了美国银行业多年的扩张和繁荣，特别是在21世纪初美联储以降息、鼓励房地产发展的刺激政策出台后，美国银行业的混业经营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然而，这种混业经营带来的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杠杆的无限膨胀也成为了2007年末大规模金融危机的重要肇始因素。
在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以及金融脱媒的冲击下，日本银行业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日本银行业的高速成长始于二战后的经济复苏。经济复苏带来了企业旺盛的信贷需求，同时，大藏省进行了严格的利率管制，将存款利率和短期贷款利率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在间接融资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背景下，银行通过与企业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结谋求发展。大企业与大银行之间的捆绑和联合形成了大型财团，在市场竞争中获益。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随着日本经济进入稳步增长阶段，信贷需求趋于平缓，不仅如此，在这一时期，随着国债发行和股票等管制的逐步放开，日本的直接融资开始逐步发展，金融脱媒逐渐显现。随着金融脱媒进程的出现和加速，企业融资渠道日趋多元化，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联盟关系逐渐松动和瓦解。在大企业面临多种融资渠道的条件下，银行不得不以提升放贷额度作为竞争措施，同时将目光投向房地产企业和中小企业，并大幅降低放贷标准。20世纪90年开始，当通胀向通缩转化，经济实际增长率降低，进而企业盈利能力减弱时，日本银行业出现了资产质量恶化、流动性危机等问题。为了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21世纪日本初政府介入，对银行业进行救助和重组，给日本银行业注入新的活力。然而，日本银行业的海外并购使其也在2007年末爆发的金融危机中遭受了巨大冲击。
虽然美国和日本银行业的发展路径各异，但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日本现代银行业的发展转型与直接融资体系的发展和金融脱媒是分不开的，可以说，直接融资和金融脱媒构成了现代银行转型的直接驱动因素，倒逼银行从资金中介转向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在这一进程中，银行的收益来源也转变为进行资金的风险-收益匹配的能力。因此，选择以哪种方式来应对直接融资体系的挑战，决定了一国银行业的主要发展路径。
二、中国银行业的总体特征
中国银行业与境外发达市场的银行业有所区别。自建国算起，中国银行业的60年发展历程可以主要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建国后的金融整顿阶段；改革开放初期的金融制度改革阶段，以及当前的金融制度市场化改革阶段。考察这段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中国银行业主要是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渠道而存在的，资金风险定价和匹配的功能一直较为薄弱。由于银行业的政策角色及其在经济、金融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是中国金融制度的一种制度成本，而非自身能力的结果。具体来说，当前中国银行业在以下几个方面与境外同业有较为明显的区别：
首先，从银行业的地位和职能来看，到目前为止，在中国，通过银行的间接融资仍然是主要的融资渠道，且中国的资本市场仅有20余年历史，还不足以与通过银行的间接融资抗衡，加之中国对资金价格存在一系列管制，因此境内银行的功能较为单一，主要是资金中介。
其次，从客户结构来看，境外发达市场企业的融资选择较为多元，而大企业通常选择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银行的客户类型较为多元，且主要集中于中小型企业，甚至是小型或者微型企业。而境内银行的客户则主要包括资产质量较好、拥有隐性政府信用、风险缓冲能力较强的大型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境内银行大量贷款集中在1%左右的大型企业中，中小企业较难获得贷款。
再次，从银行承担的风险来看，境外发达市场银行业的风险类型多元化，包括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多种风险。同时，信贷结构以中小企业信贷、一般消费信贷和次级住房贷款为主，风险暴露较高，但这也促使了境外发达市场银行业风险定价能力的不断提升；而中国银行的风险以信用风险为主，同时，与发达市场银行多承担批发性大额负债不同，境内银行负债多为分散的社会资金，突发流动性风险也弱于发达国家的银行；
第四，从风险-收益关系来看，境外发达市场的银行属于私人部门，采用股份制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诚然可以促使商业银行外部控制和内部治理结构的健全与完善，但也往往带来委托-代理问题，由于风险和收益不匹配导致过度的风险承担，正如此次金融危机所表现出的那样。而境内银行产权体制上以国有为主，即使是股份制银行，也拥有潜在的政府信用，因此，境内银行与政府的根本利益相同，享有较高的制度红利。
然而，从中长期看，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带来的制度冲击、直接融资体系的兴起和发展，将给中国商业银行现有的经营方式带来巨大冲击，以往的盈利模式具有较强的不可持续性，中国银行业的转型将成为必然选择。 三、“十二五”期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环境
经济转型、融资渠道拓宽、利率市场化改革等因素构成了中国银行业转型的外部驱动因素；避免同质化竞争、寻找战略定位、发掘新的盈利增长点则构成了中国银行业转型的内部推动力量。总体而言，我们认为，从政策性功能中解放，从资金中介转变为全面金融服务提供者，是中国银行业转型的基本方向。与此同时，由于境内银行业的发展与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息息相关，银行业的盈利必须在总体上保持稳定。综合以上两方面，中国银行业将以相对平滑的步骤展开转型。
首先，经济将持续快速增长，为银行业的平滑转型提供缓冲。从规模因素看，虽然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开始进入以结构调整为主旋律的时期，经济总量将有所下降，然而，一方面中国经济依然具有总量扩张的潜力，另一方面经济结构调整也需要经济规模的一定扩张作为保障，因此，中国经济总体上依然会维持较高增长；从区域因素看，中国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都有较大差异，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战略、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给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提供了空间；从产业因素看，区域间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造成了地区间产业结构的梯次分布，从东部由低端制造业到以研发为动力的产业升级，到中西部地区承接中部的产业转移，将带来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在这种宏观背景下，实体经济的信贷需求总体上将保持较高，给银行业平滑转型提供一定缓冲。
其次，金融深化的进程对银行业的正面效应强于金融脱媒的负向冲击。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发展在总体上会促进金融深化的进程，即经济发展对金融业的发展有正向的推动作用。考察美国、日本、台湾的经验，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日本、台湾都经历了经济结构转型的历程，但金融行业的GDP占比在总体上都是有所提升的，此外，从横向的国别比较来看，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金融业占当地GDP的比重也逐步升高，因此，中国的金融深化还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再考察金融脱媒的影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仅有20余年，无论是其基础设施、制度环境还是社会风险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可以与银行体系分庭抗礼的资本市场相距甚远。虽然与2001-2006年相比，2007-2010年间，中国通过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获得了快速发展，但资本市场尚不足以对银行产生巨大影响，据统计，2007-2010年间，银行体系融资与资本市场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例约为85.5%和12.5%。因此，我们认为，在中期内，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带来的金融深化效应能够对冲金融脱媒带来的负向效应，为银行业的平缓转型提供又一重缓冲。
第三，监管环境在保障银行业稳定转型的前提下将促使银行业产生内部分化。2011年4月，“中国版巴塞尔III协议”正式出台。从长期来看，中国的银行业监管改革是中国金融体系重大改革的组成部分，势必要考虑与其它金融体制改革的综合效应，避免同时对银行造成多重挤压，保障银行业的稳健转型；从中期和短期来看，在适度严格的监管约束下，资产质量较好、对自身定位更为明确、有自身核心业务优势的银行将保有较强的资本内生能力，实现持续增长；而单纯以拉存款、放贷款为主要手段，实行粗放式扩张的银行，其资本内生能力在严格的约束下将进一步下降，银行业将产生一系列内部分化。
第四，利率市场化短期内可能给银行带来息差压力，但更可能为银行转型带来契机。从境外发达市场的经验来看，利率市场化的推行都慎之又慎，是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例如美国、日本、韩国的利率市场化都经历了10-16年，分阶段稳步推进，避免给银行业带来过高冲击；考察利率市场化对银行收入的影响，虽然利率市场化初期，银行利差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缩小，但在2-3年内均逐步回升至市场均衡水平，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银行单位资产的非息收入均出现了较快的增长。息差收入本质上来源于经济发展的驱动，如果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那么利率市场化在更大概率上为银行带来的可能是更依赖自生能力的经营模式，推动产品和服务创新，为银行转型带来契机。
四、中国银行业的变革思路
综合以上因素，我们认为，中国银行业的转型将在相对平滑、负面冲击可控的环境中展开。而在负面冲击可控的条件下，着力于培育内生的竞争优势，抓住经济转型的机遇，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价值定位和发展导向，构建突出自身优势的业务基础，将成为银行业抓住新发展机遇的必要条件，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业务发展差异化。差异化发展历来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有效手段。从企业层面来看，差异化意味着专业化、集约化，从产业层面来看，差异化意味着多样化和可持续。目前境内多数商业银行业务结构相对单一，新兴业务潜力未能释放，导致竞争同质化、风险同质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境内银行应根据各自的战略定位、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实施具有自身特色的转型，致力于在业务、产品、客户、区域、服务等方面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进而不断赢得自身的生存发展空间。
第二，推进综合化经营。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和资本市场的深度发展，深入参与到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建设，开展综合化经营，从主要依靠“规模经济”实现增长逐步转变为依靠“范围经济”实现增长，是中国商业银行分享金融市场改革红利的重要战略，也是商业银行重新发掘自身竞争优势，充分发挥各类业务协同效应的重要思路。包括加强与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合作，积极创新复合性金融产品；发挥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联动作用，推出资产证券化、资产支持票据等创新负债模式；通过注资，在风险隔离的基础上，探索金融控股公司的运营模式；加强内部资源整合，探索各类金融产品、金融业务、金融服务的专业化运作；推进信息透明、利益分配合理的现代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等。
第三，稳步推进对内对外布局。一方面，中国正处于产业转移、城镇化进程深入推进的关键阶段，东部建设“消费基地”，发展技术驱动、创新密集的产业，中西部承接东部传统产业，建设“生产基地”，发展资本与劳动力驱动的产业，是“十二五”期间中国产业规划的重要格局，因此，抓住这一机遇，合理在东、中、西部布局，提供创新与传统兼具的金融服务，是中国银行业实现下一阶段稳定增长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稳步推进，必然带动人民币相关的金融服务和金融创新的需求，因此，结合自身定位，放眼境内外，合理布局，也是中国银行业结合经济发展实现自身转型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Howard Davies,David Green(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译).全球金融监管[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5
[2]IMF Staff. France:Selected Issues Paper[EB/OL].http://www.省略:July 13th,2010
[3]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A Fair and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 by the financial sector[EB/OL].http://www.省略:June,2010
[4]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报告[EB/OL].http://www.省略:2010,12(33)
[5]Basel Committee.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ransmission channels between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 real economy[EB/OL].http://www.省略:May,2012
[6]申银万国研究报告:“大变革下的中国金融行业战略价值”系列一、系列三:2012,5,4;
2012,5,11
作者简介：王婧（1983—），女，甘肃兰州人，现供职于招商银行博士后工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