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_论日本城市农用地的保留对于可持续发展城市环境之影响

  摘 要:说明城市农用地对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之形成所起的作用,论证农户和城市居民对于农用地管理的现状,并在探讨今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之形成中,活用城市农用地能对城市规划提供指导性意见。
  关键词:城市农用地;环境保护功能;多品种生产;与城市居民相关的农业活动;农业活动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2)-07-17(7)
  1 绪论
  在日本大城市的外缘部,随处可见市区和农用地混杂在一起的区域。(图1)。以前,针对存在于市区内的农用地,从城市规划的学术与实用性角度的评价曾很低。为何如此,因为日本的城市规划景观,一直受欧美城市规划的影响而构筑起来,市区和农用地的混杂,就与相关的主要概念(市区和农用地的明确区别)相对立起来。但是近年来,不仅学术与实用性的专家,连城市居民也高度关注起城市农业用地。具体而言,在学术上,主要的相关学术论文集就收录了(如:《郊外的景观~来自田园的再生》横张·入江,2003)及《探索人口减少时代的城市和“农”》(大桥·阿部,2008)。在实用上,2006年制定的《住宅生活基本计划》以及2008年制定的《第四次国土利用计划》中,就明文记载了政府应该积极探索出利用城市农用地的条文,通过活用城市农用地推进“城镇整形计划”的机遇不断高涨。而城市居民,也将在后文中述及,通过积极购买本地的农产品,以及对切身参与身边土地上所产出的农产品,寄予耕地的关注也日益提高。基于此状况,城市农用地今后会进一步提升价值,对活用城市农用地的城市规划之需求也会不断增加。
  那么,为了应对这一需求,就应当事先讨论构建城市规划的必要事项。由此,在本论文中,将讨论构建城市规划上所不可或缺的事项,有以下两点。第一,规划所追求的目标。作为讨论事项,首先要设定出目标,若目标尚未设定,就不能解释设立规划的理由(为何开展城市农用地的规划)。制定规划的基本条件,就是让人明白制定规划的必然性,换而言之,规划的制定,若不能解释设定规划的理由,就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第二,与城市农业用地息息相关的人或组织,即所谓的“主体”。农业用地,是由人或组织管理而成立的空间。即便城市规划中制定出了明确的目标,但缺乏参与农用地的人或组织,那么再好的规划也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
  关于上述讨论事项中的目标,本论文想从功能开始论述。所谓“功能”,也即“事物原本所具备的作用”。农用地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而言有着不可或缺的功能。本论文就从这些农业用地所必需的理由以及所发挥的功能说起,阐述农用地混在市区所能达成的目标。关于“主体”,本论文说明的对象是对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之形成有着密切关系的对象,基于相关的对象,阐述以往的管理主体农户,以及作为新的管理主体的非农户的活动现状。
  本文的上述内容,主要是基于著者过去的研究成果,首先说明城市农用地对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之形成所起的作用。之后论证农户和城市居民对于农用地管理的现状。在此后探讨今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之形成中,提出活用城市农用地能对城市规划提供指导性意见。
  2 农用地对可持续发展城市环境之形成所起的作用
  2.1 安全、放心的食品供给
  近年来,食品问题颇受人们关注的,为当中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威胁着农产品的安全。譬如说农药残留问题,就是众多问题之一。特别是近来,进口食品的农药残留问题颇受关注。具体而言,就是用在远途运输中为保证新鲜度的保鲜农药(收割后农药)和中国产的冷冻菠菜,超过日本的食品安全基准的农药残留。关于这些问题,与进口国之间的协商,针对生鲜及加工食品等多种流通途径,存在完善安检体制等课题,全面规制极为困难。此外,与农产品食品安全问题相关的还有BSE(疯牛病)、食物中毒、二恶英、内分泌干扰物质(环境激素)、镉问题等。常言道,“医学的进步,其贡献与其说是为了医治疾病,倒不如增加了疾病”。这句话也适用于农产品的安全性的问题。科学和社会的进步,尽管会增加农产品的安全性,但绝对不会消除农产品的食品安全隐患。
  对于农产品的安全性问题,要想让消费者信任,其解决对策之一就是公开农作物的相关信息。近年来,这些对策中备受关注的就是所谓的“Traceability”,直译意思就是“可追溯性”。当发生农产品相关的事故时,依据“可追溯性”不仅容易追踪事故原因,也容易回收问题食品,并追寻农产品是如何被生产、流通的,也很容易追溯农产品运输流通的路线。但是,假设公开了正确的信息,但“消费者”和“农业”在不同的地方,消费和生产过程中又牵涉着众多的人,由此究竟谁对所公开的信息负责一事并不明晰。由此可想,所公开的信息仍不值得相信。“要想取得消费者对“农业”的信任,就有必要拉近“消费者”和“农业”之间的距离。
  为了构建“消费者”和“农业”的信任关系,缩小两者之间的距离,以学术的观点来解释较为妥当。本论文运用社会心理学理论之一的“单纯接触效果(mere exposure effect)”(Zajonc,1968)来加以说明。 “单纯接触效果”,就是不停的与对方相会,一直看对方的话,就会对对方产生好感,即所谓的“日久生情”。而为了达到单纯接触效果,就要尽可能的增加与对方自然相遇的机会,通过物理性的拉
  近距离而达到良好的效果(接近性 (proximity))。此外,与对方的物理距离变近,就需要减少相遇时所必要的成本(时间、费用、劳力)。换言之,据此理论,为了以低成本构建“消费者”和“农业”之间的信任关系,最理想的情形是拉近两者间的物理距离。据此观点,城市农用地正因为和消费者所居住的住宅区的物理距离很近,就有可能以低成本构筑信任关系。城市农用地,即可供给安全、放心的食品,也可促进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
  “物理距离较近的地域内消费所收获的产品及其加工品”被称为“地产地消”。“地域食品自给运动”是重新审视农户生活的原点,也早于“地产地消”的体制(荷见他 1986)。而“地产地消”一词,在1990年代末期开始在一些文献中用到,数年后普及至全国,最终成为固定词汇(樱井,2004)。那么,所谓“地产地消”型农业,究竟是什么样的农业呢?据《国民生活中心》报告书(1991)(东京都农业会议,2002)得知,“地产地消”型农业的模型可谓直销或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流的产地直送组织,所交易的蔬菜品种数,半数以上都超过30种,由此,开展“地产地消”型的农业,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多种需求,有必要经营多种蔬菜。   那么,城市农用地是否具备能够生产多品种蔬菜的条件呢?限制农业生产的主要是自然条件(气象、土壤等)。农用地是否适宜种植多种农产品,由此笔者尝试去评价作为重要自然条件之一的土壤(广原等 2000)。图2是建筑用地的比例和适合种植多种农作物的土壤的比例关系。从该图可得知,越靠近城市中心地区的车站,沃土的分布比例越高。也即是曾经是沃土的地方有人居住,开始了农业生产,由此人越聚越多,最终形成城市。从城市形成的过程来考虑的话,也不难得出上述的结论。
  2.2 有机废弃物的还原
  前面章节中所提到的活用食物生产功能的城市农用地所生产的农产品中的一部分,作为生活垃圾被排出。这些城市生活垃圾占所有城市垃圾的比重很高,但目前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率不过0.3%。正如2000年出台的《可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所明确规定的那样,构建循环型社会成为重要的政策课题。在此社会情势下,有必要促进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
  生活垃圾的回收方法主要有四种,即:
  1)堆肥化(利用发酵菌分解,或者通过加热分解,生产出堆肥);2)沼气化(利用甲烷菌分解,产生沼气和二氧化碳)3)饲料化(在加热·发酵之后,作为家畜的饲料而利用。4)碳化(通过加热碳化使之体积减小(1/30~1/100),作为土壤改良材料、脱臭剂、除湿剂利用)(佐藤,2002)。而堆肥化,自古以来就已使用化,可谓比较容易推行的方法。实际上,据1996年地域交流中心举行的调查结果得知,全国地方自治体中,约有84%的自治体已将堆肥容器作为对象进行政策扶持。城市生活垃圾的堆肥化,也将在今后的城市生活垃圾回收政策中起着主导作用。
  堆肥化的城市生活垃圾施用于城市农用地,不仅仅是城市生活垃圾的重新利用,也减少了农业资材的运输距离,在降低环境负荷上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城市农用地上种植农产品,不仅解决了前面章节中的安全、安心等农产品食品问题,还通过供给周边的城市居民,将堆肥化的城市生活垃圾通过农作物为媒介达成了物质循环。从这些观点看来,生活垃圾的堆肥化,结合农产品为媒介的城市农用地的这种小规模物质循环体系,具备可实现循环型社会的功能。
  那么,以城市农用地为中介,为了构建小规模的物质循环圈,需要考虑多大的区域范围较好呢?此外,区域圈内的城市居民根据农用地里产出的农作物,相对于生活所需是否能产出所必要的
  产量?针对这些疑问,笔者设定了虚拟的小规模物质循环圈,尝试加以模拟探讨(广原等人,2002)。
  本论文所模拟的虚拟小规模物质循环圈,由农用地及相邻接的住宅区而构成。具体而言,可以处理城市居民带进来的生活垃圾的堆肥设施,放置在各农用地的一角。还有利用堆肥生产出的农产品,又被拿来做堆肥的城市居民所消费。
  模拟的结果,1)农用地小规模范围分布的情形下(小规模分散型农用地),可以满足仅需要生活垃圾堆肥所必要的堆肥量。而当农用地为大规模范围的情形下(大规模集块型农用地),仅靠生活垃圾不能满足所需要的堆肥量。2)小规模分散型农用地的情形下,农用地与住宅区之间的距离很短,而大规模集块型农用地的情形下,农用地与住宅区之间的距离变得长。具体而言,小规模分散型农用地与住宅区之间的距离平均约20m,大规模集块型农用地与住宅区之间的距离平均约120m。
  3)循环圈内的农产品供给量超过总需求量,而所生产的农产品,有白菜、洋白菜、菠菜、黄瓜、西红柿、茄子、萝卜、马铃薯等,显而易见可满足循环圈内农产品的需求。
  基于上述的评价结果,以生活垃圾堆肥和农产品组成的城市农用地的小规模物质循环系统,到底应该由什么构建起来最好呢?图3所示的是基于上述评价结果而假定的系统之对应关系。
  小规模分散型农用地,仅需来自近邻市区的生活垃圾即可满足必要的堆肥量。而作为实现物质循环的系统,应该不需要依赖外部的堆肥,即可和近邻的市区联合构成循环系统。作为此系统参考事例,有东京都武藏野市的公团樱堤住宅区的生活垃圾资源堆肥事业21(东京都武藏野市,1999),还有东京都世田谷区“嫩叶会”,该协会的每一户农家与近邻的城市居民之间达成有机农作物生产和直销的业务关系。
  大规模集块型农业用地,仅靠来自邻近市区的生活垃圾堆肥并不能满足必要的堆肥量。因此,为实现物质循环系统,有必要构建依靠自治体统一收集、统一处理型的系统。为何如此,因为构建该系统,通过联合物质循环圈外的住宅区,以补足堆肥不足的部分。作为导入系统的具体事例,有山形县长井市的“彩虹计划”等。该县的计划里,在从市内收集到的生活垃圾里,混入家畜的粪尿、稻皮以便生成堆肥。这些堆肥通过农业协会卖给农户和普通市民。用堆肥生产的农产品,通过“彩虹计划农产品”认证后,可在市内的零售店销售,供给当地居民。
  3 农用地对可持续发展城市环境的形成之管理
  3.1 与城市居民相关的农户
  本论文至此解释的城市农用地,在安全、安心的食品供给和有机废弃物的还原这一点上,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之形成而言,显然是一重要的空间。由此一来,发挥着城市农用地之功能的农家,真的存在吗?
  与此相关的如图4所示,存在着城市农用地的东京都西部的自治团体(东京都练马区)1987年和2001年农户销售点的比较图。从该图可得知,市场出货大幅减少(45.3%→25.8%),但相对而言大幅增加的是自家内销售点或设置销售站台进行销售的自宅销售、无人销售站台(26.4%→61.8%),还有几户农家共同设置的店铺进行销售的共同直销所(1.1%→15.1%),以耕地的区划为单位,与城市居民签约,将收获的农产品销售给签约后城市居民(2.3%→4.9%)。这种所谓直销的形式,是农户对城市居民进行直接销售,该形式之所以增加其主要原因是因随着老龄化和经营规模的缩小,市场出货不能进行的同时,城市居民对安全、安心的食品的关心日益高涨,近邻的城市居民之需求也日益高涨。这些现象,也正可以说明上述农户的存在,才使得可生产多品种农产品的城市农用地发挥着功能。   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这种关系,并不局限于农产品的销售。譬如说,城市居民在进行农业生产的空间上,不仅为市民提供菜园用地,也使城市居民接纳所谓“援农”的帮助活动,为当地学校食堂提供食材,作为学校教育的一环让学童体验农业劳动,还是接收由有机废弃物还原而成的堆肥之使用之所。这样一来,农户和城市居民,既有直接关系,又存在间接联系,在各种场合下相互关联着。
  我们将这些活动命名为“与城市居民相关的农业活动”,并以东京都的农户为对象了解其实施状况(渡边·横张·松泽,2003)。图5显示的即为与东京都城市居民有关的农业活动实施状况。“直销”在近半数的农户(41.9%)中实施。
  “有机废弃物堆肥,尽管比直销少,但和6.1%的农户相关。总体而言,开展了除直销之外的活动的农户比例约在10%左右”(市民菜园(12.8%),“学校供食(8.3%)”,“学童农业劳动体验(5.8%)”)。如上述所言,除直销之外的活动之所以少,主要原因是源于城市居民的需求少或者组织相关活动难以展开。与直销相比,尽管参与有机废弃物的接收场所的农户比例较少,但因其确实存在,因此,这些农户介于生活垃圾的堆肥和农作物之间,寄予城市农用地的小规模物质循环系统现实中可以成立的可能性。
  3.2 与农业相关的城市居民
  前一章节中已经阐明,众多的农户对城市农用地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之形成起着重要作用,也给予了实现这一功能在管理上的可能性。尽管城市中存在着这些农户,但也和其他地区一样,由于老龄化和没有继承者造成农业劳动力不足。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就有必要保证替代的劳动力。其中颇为明显的动向,就是新的劳动力与城市居民的农用地有了新的联系。
  以前,城市居民与农用地接触的机会,仅限于市民菜园中的农产品栽培。城市居民与农产品栽培相关的机会之所以受局限,是因为所谓的城市居民农作物栽培,不过是业余活动的一种,而并非是一种务必进行的工作。但是,近来城市居民在自家附近的农家开展辅助性农业劳动,或者租借别家的农地栽植农产品等,呈现出一种并不局限于业余活动的新的活动形态。这种活动,是由地方自治体组织开展起来,以促进城市居民对农业关注度和参与度。本论文以东京都西部的自治体(东京都国分寺市)为一例,说明其组织体系。
  在东京都国分寺市,自1992年开始且现在也仍持续的“市民农业大学”,为城市居民补助农户开展农作物栽培提供了契机。该市设立市民农业大学,与1980年末其土地价格异常飙升有着密切的关系。换言之,因为土地价格高涨,为了解决城市居民和其他区域的农户对城市农业的非议,农业委员会提出了“有关国分寺市农业行政对策的建议”。该建议指出,为了加强市民对城市农业之存在意义的理解,应当促进市民接触农业,并提出了具体的政策,相关的农业体验讲座即为市民农业大学的原型。
  在市民农业大学里,从4月的开学到11月约8个月中,向当地农户传授施肥、耕种等各种农产品的栽培方法。希望农户的农作物栽培补助者,可以登录“援农志愿者人才库”,可接收自主研修。所谓自主研修,即不用指导员的指导,仅以城市居民进行农产品栽培。修完自主研修者,即可登陆入援农志愿者人才库,和农户面谈并达成意见一致后,即可补助农户。
  在市民农业大学修完课程的城市居民中,有人直接和农户协议租借农用地进行农产品的栽培,也即实施自主耕作。所谓自主耕作,多以集团式开展,从耕作计划到收获,都是主体性开展。在国分寺市,从市民农业大学毕业的学生中得知,已明确的就有3个团体。在本论文中,以“GREEN EIGHT”为例说明其详细活动。“GREEN EIGHT”团体是于1999年在市民农业大学由第八届的有志学生组成。该团体2000年和农户A氏协商 ,租借了6400m2的农地。之所以能够成功租借6400m2的农地,主要因为失去丈夫的A氏年事已高,无法管理6400m2的农地。亲身看过“GREEN EIGHT”团体栽种农产品的A氏,对“GREEN EIGHT”团体种植农产品的技术极为信任。其结果促成A氏将2005年以后的耕作计划委托给“GREEN EIGHT”团体。现如今,这块土地上栽种着约70种蔬菜和花卉。这块土地的生产活动活用了农用地的多品种生产的适宜性。这块土地上收获的农产品,在向居民配送之余,还在土地的入口如设置直销所加以销售(图6)。销售额也完全可以满足农用地的日常经营以及“GREEN EIGHT”团体的活动经费(图7)。
  由上述可知,城市居民开展的农产品栽培及其自主耕作,发挥着城市农用地的功能,可以说某种程度上在解决了农户劳动力不足以在减少荒地上发挥了作用。在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在形成之际,城市居民活用了农地,和农户都是重要的管理主体。
  4 结语:展望有“农业”的城市之形成
  根据本论文至此的说明,城市农用地,在安全、放心的食品供给以及生活垃圾等有机废弃物的还原这一观点上,寄予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之形成以空间上的可能性。此外,实现此种空间的管理主体,显然也存在于农户或城市居民之中。
  富有活力的生产活动,支撑着曾经处于增长期的日本社会。所谓当时的社会规范,比之于今日,更注重追求物质丰富的明日。而与此相对,现代日本社会进入人口减少、高龄化阶段,支撑起这一社会的不再是当时活跃的生产活动,而是逐渐演变成依赖消耗过去生产的库存。既然支撑社会的因素已然不同,那么就有必要演化出一种替代物,以代替社会规范中从生产活动中所得到的物质性富裕。而城市农用地,可谓源自过去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库存之一,其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之形成的功能,此外在此之中的管理活动,一直以来的“工作对业余”这种生活的二分法并不能解释城市农用地。因此,城市农用地显然可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空间,期待着被更加积极的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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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张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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