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04年以来，底层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开始受到关注和讨论。不论是文学界还是思想界，一些作家、学者和批评家都为这一文学现象的成型发展和理论建设添砖献瓦，提出各自的看法。李云雷的评论集《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收录了李云雷从2004年到2009年关于底层文学的评论文章。在这本集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底层文学自受关注以来到现在的发展状况，也可以看到一位学人对底层写作这一文学现象的关注和孜孜不倦的探索。
【关键词】李云雷；底层；底层文学
2004年以来，底层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开始受到关注和讨论。不论是文学界还是思想界，一些作家、学者和批评家都为这一文学现象的成型发展和理论建设添砖献瓦，提出各自的看法。李云雷正是这样一位文艺评论家。2011年，李云雷的评论集《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出版，这本集子收录了李云雷从2004年到2009年关于底层文学的评论文章。在这本集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底层文学自受关注以来到现在的发展状况，也可以看到一位学人对底层写作这一文学现象的关注和孜孜不倦的探索。评论集分上、中、下三编，分别从“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底层文学的理论和批评”和“农村问题与文学叙述”三个维度展开讲述中国的底层文学这一文学现象的发生和发展，以及他自己对这一文学现象抱以的拳拳关注之情。
“底层”这个概念，已有多人达成共识，应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面来界定它。李云雷认为，“底层”具体指涉的应是在以城市精英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中处于被剥夺、被伤害的阶层的农民、农民工和城市贫民等。他们在经济上处于劣势，政治权利得不到保证，文化地位上更是无从表达自己。几乎和文化一样承担着“塑造民族情感、凝聚国家认同”的社会作用的文学，有必要关注底层甚而将底层作为自己的文化根基。但是，“底层”的理论构建除了人道主义的倾向之外还很薄弱，更有人担心对底层的过分关注只会成为一场道德的作秀。在李云雷看来， “底层”这个概念虽不像“阶级”那样界定明确，但它作为一个“结构性的概念”和“阶级”这一社会关系类似，“固然不能直接解释具体的文学创造、文本结构、艺术风格的形成等，但却能为这类解释提供最基本的历史参照框架”，而它的暧昧不明正“表明了当前社会暧昧不明的状态”。在此基础上，李云雷区分了“底层文学”和“纯文学”、“商业文学”以及主旋律文学，并总结了“底层文学”的内涵：内容上，主要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与事；形式上，以现实主义为主，但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写作态度上，追求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人民怀着深切的同情；传统上，主要继承20世纪左翼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但又融入了新的思想与新的创造。可以说，这个定义基本上表达了“中国经验”成为“中国故事”的一个基本思路。
在李云雷的评论集中，他评论的视角始终停留或最终停留在“底层”，只有从底层的视角观察与描述中国的变化，才有可能全面表述出“中国经验”的复杂丰富性，表现出绝大多数中国人在世纪与世界变化中的内心情感。李云雷注重底层视角评论的同时，强调不同的写作手法。他首先为“现实主义”正名，提倡现实主义是“正视现实的一种努力”，但不应当局限于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应当在更宽泛的意义上理解“现实主义”，应当“融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对世界的把握与思考，在新的创造中发展出新的叙事艺术”。在此基础上，他在评论文学作品时，不断强调“关注底层”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更多的是采用比较和区分的手法一层层剥离出适合底层写作的而又灵活的表现手法。在批评《第九个寡妇》（严歌苓）、《受活》（阎连科）和《生死疲劳》（莫言）时，他既指出了这三部小说之间共同的对待“土地合作化”的意识形态问题，还将之和《艳阳天》、《创业史》和《三里湾》等进行比较，在形式探索方面，又将它们分别与《白毛女》、《马桥词典》和《秦腔》比较，最后得出结论：底层写作应当置身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之中，而非从外部的某些理念出发，对历史进行各种“想象”和“编织”。这样形成一个相互比较的参照系统，在将中国经验艺术化的同时，探索“中国故事”的叙事艺术的可能性。李云雷的批评思维和才情可见一斑，其语言表达朴素到位，深中肯綮。
值得注意的是，较之毛泽东的文艺为之服务的理想性的95％的“工农兵人民大众”，李云雷指涉的“底层”则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1992年，曹锦清等三人在《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指出，跨世纪的中国农村基本可以划分为六个阶层：行政管理人员、集体企业管理者、个体及私营企业主、个体手工业者、农民工和以土地为生的人；2000年，李昌平的“上书”中说明农村的弃田弃水的人已达到历史最高；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清晰、客观地分析出了中国社会的十大阶层，工人和农民的大部分第一次被明确划为“底层”；社会学家孙立平在《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中明确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弱势群体开始在我们的社会中形成，这个弱势群体主要由贫困的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城市中以下岗失业为主的贫困阶层构成。与之对照的毛泽东的“工农兵人民大众”则是当时解放区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主体，确切地说，它是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大众”。它不但不具有“底层”的内涵，相反地，还是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体。它不是文化意义上的表述者，只是大众表述大众。在这里并不是说大众就没有文化，只是如批评集中指出的，经历了五千年封建帝制的中国到辛亥革命，再到建国之前，大众普遍的文化程度程度堪忧，在毛泽东自身看来，大众的文化程度也在“普及”的基础和阶段上。然而他们掌握着从经济、政治到文化的话语权。而“底层”及弱势群体在政治上基本没有行政力；文化水平低，受教育机会少，需要表达自己的能力及权利。
在这个意义上，关注底层、表述底层便是必要而急迫的，但李云雷的文艺评论指出，关注底层、表述底层应是在尊重“底层”的完整性上作出的表述，他不否认底层具有的鲁迅意义上的“国民性”，但是更重要的是，底层具有他们自身的内在的生活逻辑。文艺可以改造国民精神，但文艺的“疗救”作用不再是仅仅揭出底层的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了，因为底层不是病态的国民性的存在，更不需要被动地去等待救治，借用李昌平的一句话说，重要的是给“底层”选择权，而不是规定“底层”怎么做，怎么做是“底层”自己的事情。需要“疗救”的应当是整个中国。
可见李云雷的批评思想在继承新时期的民主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已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也是这个时代的新的文艺评论思想，因为在现代化社会中，文学已“被赋予了表现和组织现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责任，无论是启蒙还是救亡，中国文学都参与到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之中，它在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中国’，同时也改变了自身”，“新文学”已从“旧文学”中逐渐蜕变出来，新的理论及批评的构建也具有了现代性的构建。这一理论的建构视角正是“底层”，作为中国社会的根基，只有“底层”的进步，才有中国社会总体的进步。面对中国的现实，就是要面对“底层”的现实。“只有这个已经存在的阶级，获得了对自身处境认识和自我意识之后，从纯粹‘自在’的存在，变成一种‘自为的’力量……变革才能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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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学平.近期底层文学创作及述评[J].安徽文学.2008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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