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闻一多在其后期，曾经对李白的认知角度发生变化，认为其诗缺乏人民性。这不仅因为他们同中有异，如闻一多的飘逸特征属绅士追求，而李白的飘逸特征则属于游侠表现。在他们的一生中，闻一多体现更多的是道义，而李白体现更多的只是侠义；更重要者，则是闻一多后期观察事物的坐标发生了转变。闻一多在不同时期所认知的李白，正是其复杂“金银盾”的一面。闻一多不过是借题发挥，阐释他当时“人民至上”的政治诉求。但后期的闻一多在剔除知识分子清高和孤傲的同时，却保留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仍然坚持不事权贵的操守，这才能够真正为人民利益而鼓与呼。因此，闻一多后期对于李白的批评即“不是为着人民的”这句话，是他们差异的根本。假使我们再根据闻一多后期的表现分析，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理由认为，闻一多无疑达到了天地境界的标准。
关键词：闻一多；李白；认知角度；坐标；转变；原因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2）06－０090－０5
闻一多在其前后两个时期，曾经对古代很多诗人的认知角度发生变化，唐朝的李白当属其中之一。闻一多创作于1922年的叙事长诗《李白之死》，表现的是“世俗流传太白以捉月骑鲸而终”的故事。闻一多用热情奔放的语言，高昂激越的格调，极度夸张虚构的曲折离奇情节，创造出了超越现实的理想化的境界和人物，这正是他当时心目中理想的李白形象。闻一多早期对李白如此热爱，他甚至认为他们的初次会面是“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因此属于“诗中的两曜”。谁知在经历漫长岁月之后的1945年，他对李白的认知角度，却发生了转变。为了反衬屈原并认为其属于“真正的人民诗人”时，闻一多说：“尽管陶渊明歌颂过农村，农民不要他，李白歌颂过酒肆，小市民不要他，因为他们既不属于人民，也不是为着人民的。”① 闻一多“疏远”李白不惟如此，就在他一年多前于中法大学讲演《诗与批评》给我国著名诗人划分等级的时候，他作比喻也仅把李白“假想”是“一味大黄，陶渊明是一味甘草”，而“杜甫……的诗笔触到广大的社会与人群，他为了这个社会与人群而同其欢乐，同其悲苦，他为社会与人群而振呼”，并且“他的诗博、大”，因此，闻一多认为“杜甫应该是一等”而把李白排除在外。虽然闻一多在此演讲中避开了李白及其诗作的“等级”，但我们从他之“你只念李义山就糟了”，因为“你会中毒”；虽然承认“陶渊明的诗是美的”，但他却又认为陶“诗里的资源是类乎珍宝一样的东西，美丽而不有用，是则陶渊明应在杜甫之下”的论证中，就可看出他对李白及其诗作的认知态度。就在这次演讲中，闻一多在骂“陶渊明时代有多少人过极端苦难的日子，但他不管，他为他自己写下他闲逸的诗篇”的同时，更骂李白曾经非常崇拜的“谢灵运一样忘记社会，为自己的愉悦而玩弄文字”。闻一多归纳说：“当我们想到那时别人的苦难，想着那幅流民图，我们实实在在觉得陶渊明与谢灵运之流是多么无心肝，多么该死。”② 也许是鉴于其早期就根深蒂固地认为李白诗作的“瑞彩”和“仙气”，其“‘美’是碰不得的”，因为“一沾手它就毁了”，即独特之文学审美贡献的缘故，这时的闻一多只运用“互文见义”的方法，没有像骂陶渊明一样公开骂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闻一多与古今中外作家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1YJA751038）的阶段性成果。
他，而只骂了李白特别崇拜的谢灵运作为代骂。
闻一多前后两个时期对李白评价的落差如此之大，这原因则是他后期的文艺思想与其前期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闻一多前期所追求的，是所谓“唯美主义”的纯诗。就在闻一多当年创作《李白之死》之后给吴景超和梁实秋的信里，他就谈及“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而在当年11月26日给梁实秋的信里，又提到他们“以美为艺术之核心”的观点；其后在1923年3月22日给梁实秋的信里，又说他所“主张的是纯艺术的艺术”，其所“相信”的也是“纯艺术主义”；再后来即1926年4月15日给梁实秋和熊佛西的信中，他又说要“纳诗于艺术之轨”。在闻一多于1926年5月3日在《晨报·副刊》发表《诗的格律》提出诗之格律“三美”并且作了详尽阐述后，他紧接着又在6月24日发表的《戏剧的歧途》中说“艺术的最高目的，是要达到‘纯形’Pureform的境地”。而发表于1928年6月10日的《先拉飞主义》一文，强调的还是艺术的美感。正因为此，这才有了我们此前所说的闻一多从审美角度对李白诗作的“瑞彩”和“仙气”所作的高度评价，即李白诗之“‘美’是碰不得的”，因为“一沾手它就毁了”。
闻一多虽然早期对“唯美主义”那样执着，然而随着生活岁月的流逝，“知道”并亲身体验“生活的严重”③ 后，他在后期即在抗战胜利前后的西南联大时，就逐渐彻底摒弃“艺术为艺术”的文艺观而坚持“艺术为人生”的价值取向，毅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呼唤“时代的鼓手”，号召文艺工作者“为人民服务和向人民学习”以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作品。从崇拜西方济慈誓做艺术的忠臣到呼吁“诗人不应该对现实冷淡旁观”，而“应该站在人民的前面，喊出人民所要喊的，领导人民向前走”，现实生活这部大书终于使他转变。虽然仍是诗人，但他已经不再用笔，而是用自己的言行和生命抒写诗章并迸发出迥异的光辉。闻一多认为，诗和歌“只有和劳动人民相结合，才能够……健康”并且“有生命力”，因此，他才号召要“把诗歌还给劳动人民”。此时已经站在时代前列的闻一多，敲起时代的战鼓，鼓舞人民向前进，并在抗战胜利前后，写出了《文学的历史方向》、《诗与批评》、《〈三盘鼓〉序》、《艾青和田间》、《战后的文艺道路》、《人民的诗人：屈原》、《论文艺的民主问题》等文艺为人民服务之根本思想的论文。
当年仅20多岁的闻一多和李白所相同者，是他们都清高孤傲，飘逸潇洒，共同具有睥睨一世的气概。当年李白的所谓隐逸思想，尤其“不事权贵”的潇洒和大气，乃至被“赐金还山”的遭遇，就很为闻一多同情和欣赏。因此，闻一多这才借世俗传说，在诗中塑造李白的超然态度和清远高洁人品。在此，闻一多是用理想化的方法塑造形象，将其对于李白的想象和欣赏，完全倾注于人物形象性格的塑造之中。闻一多《李白之死》通过主人公醉后捞月而死的过程描写，表现李白的超然态度和高洁人品。诗中的李白为“救月”而死，在此不是“故事”的结果，而是一个象征。闻一多正是通过此象征，在浪漫故事的描写中表达自己对李白的欣赏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