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通过《最蓝的眼睛》中女主人公佩科拉对蓝眼睛的畸形渴望，托妮・莫里森用她那锐利而又细腻的笔触向我们揭示了白人强势文化对黑人心灵的侵蚀，以及遭受种族和性别歧视加之非洲传统文化及其特殊的青春期文化三重压迫的黑人女性一味追求白人文化价值观而产生心灵扭曲、人格分裂，酿成人生悲剧的事实，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真理：广大黑人唯有保持自己文化传统，才能抵御白人文化霸权，才能建立自信自尊的人生哲理。
关键词： 小说《最蓝的眼睛》 黑人女性悲剧 种族歧视 性别歧视 非洲传统文化
一、引言
托尼・莫里森作为20世纪一位黑人女性作家，为美国黑人文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她因其小说以“诗意的璀璨”生动地再现了“美国社会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而成为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处女作《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1970）在展现长期备受白人和男性社会压抑而失语的黑人女性的痛苦和挣扎方面有着震撼人心的影响力。小说主要讲述的是生活在父母的粗暴、同学的奚落和成人的冷漠之中的年仅十二岁的佩科拉懵懂地察觉出生活的困境是源于自己是一个丑陋的黑女孩，她渴望着改变自身而取得众人的欢心。于是她开始向上帝祈祷， 盼望能生出一双最蓝的眼睛。她想，只要有了蓝色的眼睛， 父母便不会在她面前打斗吵闹，店主便会对她殷勤相待，同学老师也会投来赞许的眼光。遭生父奸污后，佩科拉早产了一个死婴，无人关心的她最后堕入了疯狂状态，觉得自己得到了一双无与伦比的“最蓝的眼睛”，日日与它私语。莫里森从黑人女性的视角通过以佩科拉母女为代表的黑人女性悲剧向读者描绘了一幅黑人女性多舛的命运之图，谱写了一曲催人泪下、意味深长的悲歌。小说让我们看到深受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双重压迫下黑人女性悲剧的必然性，同时非洲传统文化及其特殊的青春期文化也造就了其逆来顺受的秉性，为黑人女性历史性地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二、微妙枪手：白人强势文化下的种族歧视
“文化的内容丰富，涵盖宗教观念、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社会心理、价值取向、风俗习惯等。文化与种族一样，从本质上说并无优劣贵贱之分，不过，当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在同一社会背景下相遇时却可因各自的经济、政治实力和影响的差异而形成强势和弱势的区别。强势文化往往强化现存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并凭借其有利地位，对弱势文化发起一轮轮冲击。强势文化有更多机会向人们证明其合法性，灌输自己做统治者的天经地义。久而久之，这不平等的现象便会被接受为生活的自然秩序”，被统治者不再质疑，而是逐渐认同这种观念。非洲黑人被贩卖到美洲大陆，远离自己祖祖辈辈生存的土地，被迫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中生存，相较于黑人文化在美国所处的弱势地位而言，白人文化无疑是强势的。虽然南北战争使黑人的身体不再受到白人的奴役，但是对黑人文化上的压迫却仍在持续，白人将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内化进黑人的心里，在黑人的意识和身体之间造成分裂，从而使黑人潜意识地把自己异化，丧失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遭受了无形的精神上的奴役而不自知。《最蓝的眼睛》虽是一部关于种族歧视的小说，但是小说中很少有黑人受到白人直接压迫的情节，而主要是通过黑人之间的矛盾，以及黑人内心的自我否定、自我憎恨的描述间接地反映了“白人至上”的种族审美观长期以来对黑人的影响。可以说，这是白人种族主义颠覆黑人灵魂、同化黑人意识形态的升华，黑人已经把白人的审美标准作为衡量自己美丑的尺度。白皮肤、蓝眼睛、金头发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审美标准。这种审美观通过强大的媒体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莫里森认为最糟的还不在于这种审美观的普遍存在，而在于黑人本身也普遍接受了这一标准并以此来衡量黑人妇女。在小说中，莫里森塑造了一类在白人文化歧视的冲击下迷失了自我的黑人女性，比如典型黑肤色女孩佩科拉，不称职的母亲波琳，浅肤色女孩莫琳，以及逃避黑人文化的杰拉丁。
渴望有一双蓝色的眼睛是佩科拉生活的中心。她会长时间地坐在镜子面前，试图发现造成自己丑陋的秘密。她认为在家得不到温暖、在学校得不到爱护、在社区得不到公正地看待的根源就是自己没有一双蓝色的眼睛。佩科拉从电影、广告及现实生活中看到了美与丑的天壤之别，金发碧眼的白人小女孩住在花园式的洋房里抱着数不清的洋娃娃，过着幸福的生活。小佩科拉把美和幸福联系在一起，以为自己如果有一双漂亮的蓝眼睛，就能够得到关心、爱护和尊重。母亲波琳相貌平平，先天跛足。她从南方迁到北方的一个小镇，作为一个一贫如洗的黑人移民，她的乡下口音、漆黑肤色和衣着打扮都不被当地妇女接纳。失落之余，她在好莱坞的电影世界里找到了一种虚幻的幸福，她穿梭于金发碧眼的淑女、彬彬有礼的绅士和蓝眼睛的洋娃娃之间。之后，她找到一份在白人家庭中当保姆的工作，费雪夫妇富裕而又有教养，房子豪华舒适，孩子漂亮可爱。在白人家庭中，波琳像个忠实的黑人天使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在将主人家庭打理的井井有条的同时，波琳也渐渐疏远和冷落了自己的孩子、丈夫，以及破陋的小屋。有一次佩科拉有事来找她，不小心把一盘刚做好的草莓派打翻在地，波琳的第一反应不是去关心自己的女儿是否被滚烫的果汁烫伤，而是暴跳如雷，狠狠给了她一巴掌，因为佩科拉弄脏了主人家的地板，接着就忙着安慰受到惊吓的小女主人。由此可见，波琳已经完全认同她是白人的理想仆人这一角色，而她的女儿此时此地只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外来者。波琳对白人社会的崇拜，以及对黑人包括自己和家人的鄙视使她在人格和价值观上产生了严重的裂变。在白人价值观和审美观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如果不具有金发碧眼，则越接近这个标准越有希望。小女孩的莫琳优越感来自她的浅肤色和微蓝的眼睛，她也因此受到家人的宠爱、老师的青睐和男孩子的尊重。杰拉丁也是有着浅棕色皮肤的墨比尔女人，她出生于一个黑人中产阶级家庭，接受过白人的教育，拒绝与下层黑人来往。她的浅肤色让她感觉自己占了一些优势，她竭力塑造白人的特征，竭力模仿白人的生活和文化方式，以便被主流文化所接纳。当看到衣服又脏又破、头发零乱的佩科拉在她房间里的时候，她怒骂佩科拉是肮脏的小黑婊子，让佩科拉滚出去。她的这种过激行为表现了她摒弃了与生俱来的黑人身份和民族文化，她的盲目漂白自我实际上是丧失自我的体现。
三、致命狙击手：黑人群体间的性别歧视
在《最蓝的眼睛》中我们看到，由于受到白人文化的侵蚀，有一些美国黑人对自己严重缺乏自信，并想方设法向白人价值标准靠拢。这种对自己生为黑人的憎恨情绪会向其他黑人蔓延。黑人群体间的性别压迫也是吸引莫里森注意的问题之一，作家的女性视角使小说中的人物以黑人女性为主，黑人女性是黑人群体中更为特殊的团体，她们由于肤色而被否认，因为性别而受到侮辱。一方面她们是种族歧视和压迫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她们又是父权社会的牺牲品。小说中多次叙述了女人的命运毁在男人手中的故事，其主要表现在黑人男性经常把他们的沮丧和耻辱感发泄到黑人女性身上：琼斯遭到丈夫遗弃是造成她年老体衰的原因；麦克尔太太哼唱的是关于男人抛弃女人的悲惨蓝调；佩科拉无家可归是因为她的父亲乔利游手好闲，酗酒成性，不仅经常毒打妻子，而且烧毁了自家的房子。在学校里，佩科拉一直是一群黑人小男孩嘲笑的焦点，他们常常无端地欺负佩科拉，放学后他们围攻她并朝着她喊：“黑鬼，黑鬼。”佩科拉对此保持沉默，这说明一方面她接受了他们认为黑人是丑陋的观点。另一方面男孩子对她的刻薄行为是他们自我憎恨的一种表现，他们本质上因为憎恨自己的黑皮肤才去讥讽佩科拉的黑皮肤，他们对自身肤色的鄙视使得这种辱骂更显得尖刻。佩科拉到杂货店去买糖时，男店主根本对她视而不见，对她说话粗暴。当她递钱过去时，他根本不碰她的手。这种人格上的侮辱使佩科拉更加认识到她的丑陋是与生俱来的。乔利作为佩科拉的父亲，应该是疼爱女儿的唯一男性。然而在这样一个扭曲的社区里，他的爱却成了佩科拉悲剧的直接导火索。乔利在酒醉的时候强奸了佩科拉。他的这种行为说明了他在童年被父母抛弃和遭白人欺凌的阴影一直存在，他潜意识里有强烈的报复欲望，而他的报复只能落在比他更软弱的群体身上，理所当然妻子和女儿成了最大的牺牲品。正如开尔文・赫德所指出，黑人男性在自己是受压迫的受害者的同时又用同样的压迫、迫害黑人女性，借以宣泄心中的愤怒。在白人社会里，黑人男性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被迫低人一等，但是他们有黑人女性来造就他们的荣誉感和自信心。在《最蓝的眼睛》中，年少的乔利第一次的性经验对他来说只是令其终身难堪的回忆。两个狩猎的白人发现了他们，在强烈的探照灯的照射下乔利被要求继续。尽管羞耻和仇恨啃噬着乔利，他却没有做出任何反抗，因为和这两个强壮的带有武器的白人相比，乔利只是一个弱小无助的黑人。既然他的女伴目睹了他的失败和无能，乔利便把他所有的愤恨和不满都发泄到了她身上。乔利在此通过将厌恶感转移到更为弱小的对象上，来减轻自己的羞耻感。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乔利对待自己妻子波琳的态度上。乔利不满于自己经济上的无能，便通过征服妻子来证明自己的男子气，减少自己的挫败感。在波琳身上，乔利发泄出了他所有无以名状的愤怒和难以实现的愿望。他希望通过恨她来保持自己的完整性。正如考布斯和格瑞尔所说：“一个黑人男性会情不自禁地把如下想法带到床上，那就是，只有在这儿，而且只有和她在一起，他才有机会按照真正男子汉的方式行事。在征服女性的快感中，他们暂时忘却了自己在白人社会中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在莫里森笔下，大部分黑人男性表现出来的都是人性中残忍暴戾的一面，他们是一群失去人性的人。其实，在这里托尼・莫里森的真实用意并非着力丑化他们、讨伐他们，而是希望借此呼吁人们关注这些男人的不幸。正是由于整个白人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和迫害，他们才在长期的痛苦中变得自暴自弃，自我憎恨，对生活充满绝望，却又无力改变现状。
四、隐形杀手：非洲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
历史上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长期以来禁锢着广大女性，各国又因文化差异而各有不同。非洲传统宗教中与上帝有关的神话传说似乎成了女性应该受惩罚和歧视的绝佳理由，而非洲具有几千年历史的特殊的女子成年仪式――割礼对女性的驯化和压制则“巩固”了她们逆来顺受的秉性，这些都对其悲剧命运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女性“性本恶”之说
在非洲传统宗教中，上帝即权威，神圣不可侵犯，因此人们会顶礼膜拜。而在非洲传统神话中偏偏就是女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招惹上帝，祸及人类，所以女性便成为众矢之的。其中，“擀面杖戳天”的故事暴露了妇女对上帝大不敬之“放肆”，“脏葫芦”之说则反映了妇女的懒惰，而“怒杀上帝”的传说又道出了女人野蛮的秉性。这些都与女性的“大逆不道”分不开。由此可见，妇女是使上帝远离人类的“罪魁祸首”，于是非洲女性注定被认为是邪恶的，应该世世代代接受惩罚。非洲关于女性之“恶”的神话反映出当时人类在生产力极为低下时的精神困境、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复杂的内心冲突。妇女作为一个弱势群体便成了人类平衡自己内心情感所需仪式的“替罪羊”。这一传统在时间上以神话模式被赋予了永恒性和合理性，世代相传，演绎着女性的种种悲剧。
2.“成年仪式”割礼对女性之驯服
上古遗留下来的关于女性“性本恶”的传说让黑人女性在潜意识中默认了多舛的命运悲剧，而广泛流传的泯灭妇女个性的“成年仪式”――割礼似乎又十分巧合地成为对女性在上述神话传说中所犯过错的报应和惩罚。所谓成年礼即割礼就是女子长到一定年龄必须部分或全部割除生殖器，给非洲女性造成了肉体和精神上莫大的伤害。电影《沙漠之花》就是其真实的写照。在古老的非洲地区，月经来潮的女孩子们被称为“姆娃利”。从此，这个女孩就要开始承担部落赋予她的义务和责任。她将要孤独而恐惧地待在漆黑的茅屋里，乖乖地坐在那里度过漫长而沉闷的时光，只能听部族里上了年纪的老妪讲取悦丈夫、受孕保胎、生孩子、照顾婴儿等陌生的知识。一个姑娘越是活泼，独立性越强，老妇人们就越要锉掉她们的锐气，最终把她培养成服服帖帖、百依百顺、卑躬屈膝的妇人。度过“姆娃利”忧伤而艰难的日子之后，姑娘们就出嫁怀孕，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她们将在任何事情面前都保持坚忍和沉着的神态。她们将无畏而坚强地解决生活接踵而来的忧虑和不幸。义无反顾地保护好孩子，悉心服侍好自己的丈夫是她们的天职。在隔离期接受的教导，早已让她们习惯于卑躬屈膝的角色：外出时，妇女要扛着沉重的东西跟在两手空空的丈夫身后；吃饭时，丈夫要首先享用，吃得越多越好；男人们讲话时，妇女要温柔崇敬地看着他们，认真聆听他们的意愿。由此观之，黑人女性成为“姆娃利”的第一声哭泣哭出了她今后艰难负重的生活，她们眼中灰色的忧伤，是非洲妇女身处男权父系氏族部落中永远低调的颜色。
五、结语
《最蓝的眼睛》是一部令人感到沉重和震撼的作品。通过对以佩科拉为代表的黑人女性悲剧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出，黑人在法律上取得平等之后黑人妇女问题似乎显得更加突出。黑人女性的悲剧更多地暴露了黑人内部的种种问题，当然不可否认白人种族主义残余势力的影响，除此之外，黑人种族的文化之根，即非裔文化传统似乎从更深的层面诠释了黑人女性悲剧的历史性和必然性。莫里森通过深刻地写作警示黑人去思考与探索他们在种族歧视下的生存之路：只有保留、坚持和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才能抵制白人强势文化的冲击和内在化，从而在种族歧视的环境中健康地生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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