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林芙美子与萧红的女性意识之形成及发展 “花的生命是短暂的,而人世的苦难却是漫长的。”林芙美子一生的命运正如她自己笔下所写,虽只有短短48年,却充满了坎坷与波折。她生于山口县下关市,是一个货郎的私生女。在出生之后不久跟随母亲逃到樱岛,三、四岁就开始跟随母亲和养父在九州一代行商,做过女招待、保姆等工作。为了糊口,他们曾经在1916到1921年六年间搬了无数次家,在流浪的生活中,母亲是她生命之源,是她人生中唯一不变的依靠。然而母亲在一生中曾先后与四个男人有过不幸的婚姻,她在生活中的痛苦和感情道路的悲凉,深深地印刻在林芙美子心中。她本想在大学毕业后与其初恋情人冈野军一结婚,冈野却以回家探亲为名一去不回。尽管她后来曾先后与田边弱男和野村吉哉结婚,但最长的一次婚姻也仅维持了一年多。直到与绿敏相遇,她漫长的感情漂泊才告一段落。
林芙美子对与她相依为命的母亲有着深深的爱和眷恋,母亲的辛劳与痛苦让林芙美子认为婚姻的不幸是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加之自己感情上的一次次失败,她开始试图为女性寻求一条新的生存之路,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后,日本女性文学在封建气息残留的社会框架之下应运而生。随着西方思想的涌入,日本产生了独特的小说形式――私小说。一些长久以来被禁锢的女性也受到了影响,开始不断觉醒,企图从社会制度中解脱出来。林芙美子的女性意识也随着这一洪流被唤醒,并不断发展起来。1930年她发表了早期作品《放浪记》,描写了她自己在社会底层的十年挣扎生活,以此登上了日本文坛。之后又发表了类似题材的作品《杜鹃》《恶斗》《鱼贝》等,反映了妇女在金钱万能的社会中的不幸命运。晚年的作品《晚菊》于1948年问世,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一个老妓女的心境,获得了第三界女流文学奖。她著名的长篇小说《浮云》描写了一个女人受压抑的一生,揭示了生活中对妇女的不公正待遇,社会给女性造成的孤独、压抑和不幸。这部作品在她去世前三个月完稿,被认为是穷其毕生心血的辞世之作。
萧红,原名张乃莹,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城的一个地主家庭,乳名荣华,学名张秀环。父亲张庭举是一个在当地颇有声望的乡绅,为人冷漠,持家颇严,封建家长作风严重,而且还染有一些土官僚气。母亲在萧红出生后不久即去世,萧红因此“一生下来便受到家人的诅咒,因为按照旧时迷信的说法,端阳节生下的孩子是不吉祥的。因此,萧红连生日的自由都没有,她从小就被人们指定推迟三天出世,硬说生日是五月初八。这件事,给萧红幼小的心灵埋下了阴影,多年之后,当她讲到这件隐秘时,心里还感到深深的不平。她的母亲是性情暴躁,脾气不太正常的人,对她没有什么体贴、慈爱可言。”据萧红所述:“我小的时候,没有什么同伴,我是我母亲的第一个孩子,母亲并不十分爱我,但也总算是母亲。”不久父亲便为萧红续娶继母。“继母待她并不好,父亲偏听继母的,对她也是冷淡的。”她曾被父亲软禁在家半年之久,因此她从懂事那天起,就逐渐养成了一种孤僻、恬静、矜持、反抗的性格。萧红从小就受到封建传统家庭的严重束缚,在这样的背景下,养成了她强烈的叛逆性格。为了反抗父权的钳制,她于1929年离家出走,先后辗转于哈尔滨、青岛、上海、西安、重庆、香港等地。因无经济支撑,多年都是在贫困潦倒中度过。
对生母的无印象加之继母的冷遇,萧红不曾感受到什么叫母爱,更不认同“母性”就是无私和伟大的代名词。在她的文章中,把女人最基本的生理行为“生育”比作“刑罚的日子”,认为那是最痛苦的,甚至于认为那是苦痛的源头。“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撕碎一般……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萧红的感情路程也是一路坎坷波折。她曾与第一任男友江恩平私定终身,却被无情抛弃。后又与作家萧军、端木蕻良有过感情经历,但最终还是孤独地病故于香港。当时中国正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受到这一运动的影响,萧红在社会动荡的三四十年代潜身于时代风潮之后,纵探挖掘当时古老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群体心理。她执着地认为“作家的写作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在她的作品中体现了对男性中心话语的反抗,控诉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展示了伤痕累累的女性心灵世界以及她们对平等、自由、独立的渴望,并开始寻找能够使女性实现个人价值、成为独立存在的个体、完全身心解放的远航标。
1933年她出版了第一部作品合集《跋涉》。之后在鲁迅的帮助和支持下,于1935年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强烈的反响,萧红也因此一举成名。1936年她为摆脱精神上的苦恼而东渡日本,在东京写下了《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0年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作为一名自传型、抒情型的女作家,她一直沿着反封建的思想道路前进,用自己具有独特风格的优美散文及散文化的小说,丰富了我国的现代文坛,被誉为“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女作家。
二林芙美子与萧红的女性意识之共同点
林芙美子和萧红的文章都以描写女性为主,笔调深沉而凝重。由于林芙美子前半生四处流浪,贫困潦倒,她笔下除了描写具有自传性质的“我”在身体上、精神上流浪的坎坷命运以外,就是描写接触最多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尤其是平民百姓中女性成员的苦痛。如《放浪记》是一部典型的“日记体”小说,属于私小说的范畴。记述了林芙美子在社会底层的十年痛苦生活。主人公“我”讲述了自己女校毕业后与恋人冈野军一的同居生活,但恋人很快就抛弃了她。在急剧恶化的、长期的生活困境中,“我”在报社打过短工,在作家近松秋江家里做佣妇,在许多地方摆过地摊,在日立商会当过文秘,还在一些小酒馆中有过痛苦的耻辱经历。此外,“我”与田边若男、野村吉哉等男友有过新的情感交往或经历,但最终结局还是分道扬镳。名作《浮云》则描写了女主人公雪子为逃避做“家庭内”的女人,选择了离家出走、追求自我的道路。历经进京、离京、回京、再离京的四次迁移。她本想与爱恋的有妇之夫富冈同行去尾久岛,再次追求漂泊、自由的生活,寻找自己失去的精神乐园。在她看来,尾久岛是再现自己梦想的地方,是自己可以自由再生的地方,也是自己的爱复活的地方。她期待用尾久岛的光、风、雨使自己疲惫的精神和肉体得以恢复。然而事与愿违,尾久岛并没有让雪子重新过上梦一般的生活。她在奔赴尾久岛途中患病,不久就病死在岛上。《浮云》中林芙美子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探索了父权社会制度中的女性和女性的生存之路,揭示了在当时日本的社会中,像雪子一样生活在“家庭外”的女性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没有社会保障、没有生存空间,被迫不断漂泊、堕落的残酷现实。她从社会性别差异的角度出发,描写雪子对父权制度的抗争和挑战以及她追求自由性爱的深层心理,从而证明男女性别的非对称性以及社会性别制度对女性的不公是造成雪子人生失败的根源。
萧红创作的作品主题主要是她对青少年时代的生活记忆。不论她的足迹走到什么地方,都忘不了那些在黑土地上呻吟和挣扎的女人,忘不了故乡呼兰河畔摧残妇女的野蛮习俗。
在《呼兰河传》里就描写了一个“小团圆媳妇”的悲剧。这位活泼而健壮的少女连个名字都没有,从来到婆家就沦入苦海。婆婆把她作为不祥之物,用烙铁烙她的脚心,把她吊在大梁上用鞭子抽。后来她又遭受“大神”的迫害,被折腾出了病。婆婆又请云游真人为她抽帖吃药、跳神赶鬼、看香扶乱,最后用大缸给她“洗澡”。婆婆给她撕下衣裳,用开水烫浇,而且不是洗一次,而是洗三次。随后小团圆媳妇的大辫子一夜之间就掉了下来。一位活泼的健壮的农村少女就这样地被折磨致死。她的死在人们的心目中还不如一只鸡,根本没有什么人格可言。萧红笔下的月英、小团圆媳妇、王大姑娘等,不论是生还是死,都充满痛苦、忧伤与悲哀。而活着的人,重复着生、老、病、死,生活得又是那么无聊、孤独与寂寞。
在萧红看来,女人一生下来就注定了其悲剧的命运,这是千百年来男权文化统治的结果。她不仅在许多小说中描绘男权社会的残忍、冷酷与丑恶,而且在作品中直接抨击男权社会的不公与荒谬。在男权中心的社会中,男人的权威、女人的卑下是无处不在的,甚至体现在庙中神像的塑造和人们对男女神像截然不同的态度上。在《呼兰河传》中,萧红这样写到老爷庙和娘娘庙:“那些烧香的人,虽然说是求子求孙,是先该向娘娘来烧香的,但是人们都以为阴间也是一样的重男轻女,所以不敢倒反天干。所以都是先到老爷庙去,打过钟,磕过头,好像跪到那里报个到似的,而后才上娘娘庙去。”从中可以看到她对女人悲剧命运根源的深刻揭示。“塑泥像的人是男人,他把女人塑得很温顺,似乎对女人很尊敬。他把男人塑得很凶猛,似乎男性很不好。其实不对的,世界上的男人,无论多凶猛,眼睛冒火的似乎还未曾见过。那么塑泥像的人为什么把他塑成那个样子呢?那就是让你一见生畏,不但磕头,而且要心服。至于塑泥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那就告诉人,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的。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原由。”这里既有对男女不平等的控诉,又有对男权中心社会的嘲讽。
不论是林芙美子笔下的日本平民女性的辛酸,还是萧红书中的中国东北乡村女性的悲凉,都体现出两位女作家用敏感的文学嗅觉共同刻画的这苦难的源泉之一,那就是东方传统文化下的家长制和男权制社会。
三林芙美子与萧红的女性意识之不同点
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社会是封建的父权制社会,女性没有社会地位。明治宪法颁布以后,女性仍然受到种种限制,不能参加政治、经济、社会等“公领域”的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颁布了新宪法,在法律上保障了女性具有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力。但在实际上,女性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与明治初期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女性的角色在社会意识上被规定为“公领域”之外的“私领域”,并且自然地演变为一种社会的“规范”,逐渐被制度化,即“男主外,女主内”。女性被排除在生产场所的“公领域”之外,被封闭在家庭这一“私领域”里。
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林芙美子的母亲曾先后依附四个男人生活,把丈夫作为自己的靠山。林芙美子自身也先后与多个男人交往,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生的归宿,托付终生。她的作品虽然哀歌了女性的不幸,表达了对女性的同情,批判了男权社会的不公,表达了对男性的不满和失望,但并没有为女性指明一条彻底解放自我的道路。就如她的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虽然承受着无尽的痛苦,但还是没有离开身边的男人,仍然选择了依存。而《浮云》中的雪子把她与富冈的恋爱看作自由的象征,把富冈看作是她生命的意义,这揭示了雪子作为女性虽然有追求独立自由的意识,但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不可能完全摆脱男权文化,还是不得不抱着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男人身上的幻想,而过度依赖男人的女性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只有走向死亡。
在“五四”时期,科学、民主和自由成为在当时的中国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受此影响,萧红的反抗意识要比林芙美子更强,离家出走和追求婚姻自由就是她争取作为女性的自我解放的最好证明。站在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萧红的眼光也更加广阔,从单纯的“个人”因素扩展到了整个社会乃至全人类。萧红认识到了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男权横行的保护神――集体无意识。鲁迅曾经说过,中国民众是一个“集体无意识的杀人团”,也正是这种千百年以来基于民俗社会的群体规范作为深层心理积淀的传统意识,淹没了作为生命个体本质力量的人的个性意识和自我追求,大众势力以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强势阻碍“异端”的发展,也使中国社会的整个现代化历程沉滞无比,徘徊难进。如《呼兰河传》中那个小团圆媳妇的惨死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事实。一个大方天真的生命,就因为她“坐得笔直,走得风快”,因此在她婆婆及周围人眼里就是个“异类”。在“媳妇不打不中用”的观念支配下,在得“规矩出一个好人来”的说辞中,她一次次被送进开水缸,在这所谓的“爱护”和众人满足的观感中被“医治”而死。体格健壮、“说话很大声”的王大姐是另一个牺牲者,她本是人们眼中“成家立业的好手”,只因选择自主婚姻、嫁给一个磨倌而遭到了世俗观念的非议抨击,最后终于“淹”死在人们的唾沫中,留下两个孩子悄然离去。在这里看不见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外族的血腥侵略,完全是国人自身几千年的“集体无意识”的浸染让他们无法接受与世俗不同的精神――追求人性的健康发展,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活着。所以他们必须用自认为正确的手段保持他们所认可的稳定状态。而萧红作品中的女性大多还处于一种由“被奴化”到“自奴化”的状态。在王大姐、翠姨、小团圆媳妇的悲剧中,像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就是出于愚昧而成为帮凶甚至刽子手的女性。她们不仅自觉接受了这样的生存方式,同时还自觉地以代言人的身份,以这种“非人”的不合理去规约那些实际合理的“非分”要求。这种女性由“被吃”而“吃人”的悲剧正是集体无意识的体现。
在萧红看来,女人本身的苦难、女人的生命体验是与全人类的苦难及其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关注女性就是关注人类,女性如果不能从被奴役被损害的境况中解脱出来,全人类也不可能得到彻底解放。如果一个国家或者民族不能保护女人免于受难,如果国家只是男权统治的代名词,女性为什么还要与国家和民族求同呢?萧红在《生死场》中对女人与国家、民族、战争关系的独特思考,至今给人以警示,体现出她鲜明的性别意识、大胆的反叛精神和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只有“病患”的人们康复了,愚昧的民族觉醒了,女性才会赢得自主、平等,以此实现经济上的自主权,从而真正得到解放和独立。在《小城三月》中,萧红就在试图为农村女性找出一条改变命运的路。她认为女性只有拥有平等的权利来读书,学习新思想、新观念,摆脱愚昧,才能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和悲剧命运,永远摆脱“生得好”不如“嫁得好”的命运。林芙美子的女性意识可以说是“哀女性之苦,怜女性之痛”。萧红的女性意识则升华到“哀女性之苦,解女性之痛”。
参 考 文 献
[1]韩日新.用不同色彩谱写女性的歌――丁玲、萧红、张爱玲小说比较[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0(3).
[2]中村光夫.林芙美子�[M].东京:筑摩�房,1969.
[3]藤川�至.林芙美子�[J].文学者,1951(16).
[4]萧红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5]周作人,朱自清,萧红.感情的碎片[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
[6]萧红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7]姜德明.鲁迅与萧红[J].新文学史料,1979(4).
[8]陈�.萧红的早期文学创作[J].黑龙江大学学报,197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