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中国戏曲研究上的一座丰碑，为后代学人提供和开创了新的治学方法，即以客观历史考据为基础，结合个人主观评价。《宋元戏曲史》是理性考据和感性情感的结合。用冷静客观的历史观点来解释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这种研究方法在当代仍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值得我们发扬和学习。
关键词：王国维 戏曲 研究方法 考据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被公认为中国戏曲研究上的里程碑，为中国戏曲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此书不但为研究中国戏曲提供宝贵资料，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以历史考据为根本的研究方法更为后代学者提供了借鉴，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陈寅恪先生曾说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宋元戏曲考》等是也。”就我看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客观历史依据和主观个人情感的统一，是理性与感性的交融。但客观依据又与个人情感相矛盾，理性与感性也时有冲突。
先说理性的一面，《宋元戏曲史》追根朔源，将中国戏曲的发展脉络纵向展开。以年代为纬，从上古中国戏曲的萌芽开始，层层探源，从先秦之巫乐到汉代之角抵；从唐朝的歌舞戏到宋代的滑稽戏，将中国戏曲从滥觞到成熟的过程叙述详尽。中国戏曲研究在古代曾长期受到冷落，研究范围窄，研究成果很零散。在漫长的封建时代里，戏剧只是作为一种娱乐工具而存在，文人雅士不屑于对戏剧深入研究，故而成果较少。可以说王国维是中国戏曲研究的先驱者。许多生僻和久远的概念，早已被人遗忘，王国维先生却再度提出和定义，填补了文献上的空白。作为开拓者，要说清中国戏曲发展的脉络是很艰难的事，王先生引经据典，以翔实的史料和古代典籍为依靠，用考据的方法将许多鲜为人知的概念解释清楚，务求究其本源。开篇首章叙述上古至五代之戏剧，年代追溯久远，许多概念模糊不清，是前人从未涉及的领域。王国维先生于是率先对这个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和解释，他分别从两个方面来阐述。首先，从中国戏剧发展的内在因素来论述，他认为中国古代戏曲最初起源于远古的“巫”和“巫见”。对于这个概念王国维先生在书中是这样阐述的：“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楚语》：‘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如此，则明神降之。在男曰‘巫见’在女曰‘巫’。”静安先生在此只用寥寥数语就给中国戏曲的起源问题下了定义。这个定义既非凭空想象更不是武断臆测，而是有史料为证，王先生在这段话中引用了《楚语》中的解释，为定义中国戏曲的起源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史料支持，增加了可信度。给这个模糊的问题下了结论，同时也将“巫”和“巫见”这两个崭新的概念呈现在世人面前。对于这两个新的概念，作者又更进一步的扩展开来，指出两者的功用和区别，并将与“巫”相近似的“灵”和“保”等概念推出，加以细分，指出其对后世戏曲的影响。将一个复杂的问题由本探源，层层解析。作者为了将起源问题阐释清楚，先后引用了十几部典籍，务必使每一句话都有史可依，每下一个定义都出自认真考证，可见王先生治学之严谨，学识之渊博。王先生于本书的第五、六、七章分别考证了宋官本杂剧的段数和金院本名目以及古剧之结构。此三章的考证需要花费大量精力，作者煞费苦心并最终做出判断认为中国真正之戏剧起于宋代。此三章的论述几乎纯以考据为主，由此可见王国维先生以客观考据为指导的治学理念。其次，在纵向论述中国戏曲发展脉络的同时，王先生在横向上论述了异族文化对中国戏曲发展的影响。中国戏剧从中华文明的母体里萌芽产生，但要发展和成长更需要外界给予充分的养料。对于异族文化对中原戏剧的影响，作者在书中是这样表述的：“盖魏齐周三朝，皆以外族入主中国，其与西域诸国，交通频繁，龟兹、天竺、康国、安国等乐，皆于此时入中国；而龟兹乐则自隋唐以来，相承用之，以迄于今。此时外国戏剧，当与之俱入中国。”如作者认为《拨头》一戏出自西域，或出于拨豆国或由龟兹国传入中国。作者在此引用了《旧唐书》、《乐府杂录》以及《北史》里的可靠资料，从史料里寻找依据，从内外两方面将中国戏剧的起源问题阐述清楚，指出中国戏剧在其萌芽阶段，就是多种文化交融的结果。以文献考据为基本方法，以宽广的文化观点为基本原则，以一种独特新颖的视角来说明中国戏剧的起源问题，带给人们一种全新的观念。而客观考据则是王先生论述问题的基石。
再说其感性一面，《宋元戏曲史》一方面体现了王国维先生史学家的客观冷静，另一方面也展现了他文学家的感性气质。作者在第十二、十五章以充满感情的笔墨，以诗人的热情来评论元剧和元南戏之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元代戏曲的赞赏和喜爱之情，其对元剧的独特见解更是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王先生认为元曲其妙处在于两点，先来看这一段话：“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王先生认为元曲之佳处在于自然，并将元曲尊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这种观点已经带有较浓的主观色彩。接下来作者又说：“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王国维先生在这里直接把元代戏曲和明清戏曲区别开来，认为悲剧是元代戏曲的特色。可见元曲中含有悲剧，被作者认为是其第二个佳处。王先生更推举出关汉卿的《窦娥冤》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为中国悲剧之最，认为这两部剧“即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在这里，王先生运用西方的美学观点，将中国戏曲放在世界大范围中进行比较，将西方戏曲和中国戏曲相互对比，亦带有主观色彩。
在对元曲做出总体评价之后，王国维又分别对元曲的文章以及元剧作者谈了个人观点。他认为元剧文章之妙在于有“意境”，元剧文章“写情沁人心脾，写景在人耳目，述事如其口出。”在这里，我们已经能够看出作者对元剧的激赏之情溢于言表。紧接着作者更是以激情飞扬的文字评论元代曲家，我们来看这一段话：“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白仁甫、马东篱，高华雄浑，情深文明。郑德辉清丽芊绵，自成馨逸。均不失为第一流。其余曲家，均在四家范围内。唯宫大用瘦硬通神，独树一帜。以唐诗喻之：则汉卿似白乐天，仁甫似刘梦得，东篱似李义山，德辉似温飞卿，而大用则似韩昌黎。以宋词喻之：则汉卿似柳耆卿，仁甫似苏东坡，东篱似欧阳永叔，德辉似秦少游，大用似张子野。”在这一段对元代曲家的评论中，王先生从冷静客观的学人转变为激情喷发的诗人，作者将元曲作家和唐宋诗人作对比，更加直观生动，短短几行文字就将元代曲家各自的特色及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概括清楚，即突出了本书“史”的特色，又很好的阐明了个人的观点，是史论的完美结合。让人读之精神振奋，时时为作者的情绪所感染。虽然这些评论仅仅是王国维先生的个人观点，但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其独特新奇的评论方式让人不得不信服。仔细阅读此书整个第十二章，可以看到王先生情绪波动起伏的痕迹。前半部分评论元曲之佳处，作者好像悠然品茗，乐在其中，情深而内敛。至于评论元曲文章之妙，则先生赞赏之情已溢于言表；直至谈到元代曲家，作者的感情已像飞瀑奔流，激情迸发，写得畅快淋漓。王国维先生在此强烈表现出了文人的情感。
上文从《宋元戏曲史》中看到了王国维先生治学中主观和客观和谐的一面。全书以历史考据为根本的章节约占90％以上，由此可以看出，王国维先生的治学态度是建立在客观基础上，感性以理性为依托。总体看来，作者在主客观一致的问题上处理得较好。但有时，两者又不免矛盾，王先生的一些个人观点就我看来还值得商榷，如谈到元代戏曲与明清戏曲之优劣时，王国维先生明显有抑明清而扬元代的态度，先来看他的一段话：“北剧南戏，皆至元而大成，其发达，亦至元代而止。嗣是以后，则明初杂剧，（中略）尚似元代中叶之作。至仁宣间，而周宪王有镦，最以杂剧知名，（中略）其词虽谐稳，然元人生气至是顿尽；（中略）此后唯王九思、康对山海，皆以北曲擅场（中略）虽有佳处，然不逮元人远甚。（中略）此戏明中叶以前，作者寥寥，至隆万后始盛，而尤以吴江沈伯英�、汤义仍显祖为巨擘。沈氏之词，以合律称，而其文则庸俗不足道。汤氏才思，诚一时之隽，然较之元人，显有人工与自然之别。故余谓北剧南戏限于元代，非过为苛论也。”从上文所引的文字看来，王先生认为元代戏剧贵在自然本色，明清戏曲则过于匠气，不如元代戏曲之真实自然，因而鄙视明清戏曲，而独好元曲。王先生的话有合理的成分，但对明清戏曲的鄙弃不免偏激，对明清戏曲的评价有失公道，带有作者本人的主观偏好。在王先生看来，作品是否自然有意境是评判其优劣的最重要标准，这种评价方式依个人喜好来定，以至于连情辞俱美的汤显祖也被贬低了。在元代戏曲与明清戏曲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不同的人存在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欣赏角度，王国维先生的观点虽有道理，但也有其不足之处。另外，王国维先生由于受到叔本华悲观思想的影响，似乎有一种以悲为好的观念，将悲剧看成是戏曲创作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将戏剧中是否含有悲剧作为判断一部戏剧优劣的主要标准，认为悲剧是元代戏剧能够代代流传，成为经典的根本原因。并以此作为评判依据，认为明清之戏剧不如元。这个观点深深带上了作者的主观烙印，含有悲剧因素只能说是元代戏剧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其区别于明清戏剧的主要标志，但不能作为一部戏剧优劣的评价标准。这与王国维先生本人的审美观念以及哲学理念有关，作者将这种独特的评价方式运用到学术著作中，并非人人都能接受，但他的评论仍然极富个性，读之使人获益颇深。
上文从理性和感性，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分析了《宋元戏曲史》的研究方法，王国维先生在考据方面力求客观准确，对文献上存疑的问题决不会妄下定论，从而能够看出王先生作学问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更是一种令人敬佩的学者风范。在文献考据方面作者力求客观，表现出理性的一面，在文学评论上，王先生则给出自己的见解，个人的喜好和偏爱表露无疑，在比较元明清戏剧的优劣上明显的带上了个人的主观烙印，把握不够全面。综上所述，王国维的这部《宋元戏曲史》是理性和感性的统一，感性评价建立在理性依据的基础上，体现了学者做学问的可贵品质，而其过于偏激的评价方式，以及依据个人偏好来判定作品的优劣，又是其主观不遵循客观的表现，这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宋元戏曲史》是王国维先生智慧的结晶，总体上说，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戏曲研究资料，其以历史考据为基础，文史交错且融合文化观念，以纵向分析主，横向评价交叉其中；以理性分析为主导，感性评价为辅的研究方法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参考文献：
［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叶长海.宋元戏曲史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
［4］解玉峰.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之今读.文学遗产，2005年02期.
［5］文必芳.西方实证方法对王国维学术研究的影响.燕山大学学报，2003年02期.
［6］陈老琼.王国维戏曲理论贡献述评.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02期.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06级古代文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