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字》叙事结构的原型探微
摘要纳撒尼尔·霍桑的代表作《红字》自1850年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广大读者与文艺评论家的极大关注,许多文学评论家都从女权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论等文学理论的角度来分析这部作品,本文尝试运用原型批评理论,从作品的U型叙事结构着手,对隐藏在作品深处的《圣经》原型进行解析。
关键词:《红字》 《圣经》叙事结构原型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霍桑是美国19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红字》是霍桑最杰出的代表作。小说以17世纪的新大陆殖民区为背景,描写两个犯了罪的加尔文教徒的灵魂沉浮史,精彩的故事素材和精湛的艺术手法反映了霍桑的宗教观和社会观。小说虽然情节简单,但是潜藏在这部作品中的《圣经》原型结构情境,使这部作品蕴含了广泛而深刻的象征意义。
霍桑生活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马萨诸塞州——一个宗教气氛十分浓厚的地区。霍桑的祖先都是虔诚的加尔文教徒,并且曾担任过加尔文教迫害异教徒“驭巫运动”的裁判。霍桑年幼丧父,从小就随母亲寄居在家境殷实且笃信清教的母系家族中。受生活环境的影响,清教主义的宗教观念深深地刻在了霍桑的思想深处,并体现在他的《红字》等多部小说中。
在欧美文学发展史上,《圣经》文化对欧美文学的渗透、影响几乎是与基督教的诞生同步的。产生于公元1世纪的基督教,是世界上影响最大、传播范围最广的宗教之一,它与西方文化相融合,成为西方文化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和一种集体无意识,主导了西方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文艺复兴、浪漫主义运动、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都深深打上了《圣经》文化的烙印。
《圣经》开篇《创世纪》叙述上帝创造了人类和乐园,而人类却背叛了上帝,犯下了原罪,失去了生命和水,最终经过种种磨难后,又向上帝忏悔,并在《启示录》结尾处中重新找到了生命和水的故事。弗莱从中勾画出《圣经》的典型结构为U型结构,即整部《圣经》的叙事结构都是遵循着乐园、犯罪、受难、忏悔、得救这一U型结构叙事结构来展开的。
这种U型结构形成了一种原型结构模式,而《红字》发展的情节大致沿袭了这种U型结构,小说中的两位主人公都经历了乐园,犯罪,受难,忏悔,得救的过程。小说刚开始时,白兰和丁梅斯代尔,一个生活优裕,一个受人尊敬,好比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伊甸园中的夏娃和亚当,但他们却一起违反了上帝的旨意犯了通奸罪,因而被赶出“天堂”:一个获罪入狱,一个终日受到良心的谴责。接着,两位主人公又以不同的方式赎罪,获得救赎,最终被人们誉为天使,而且他们的孩子珠儿也获得了巨额财产捐赠,从此生活无忧。下面就《红字》的U型叙事结构进行分析:
一乐园犯罪
当清教徒在新大陆吹响建立人间天堂的号角时,单纯呢、美丽的白兰被丈夫送到那里过安逸舒适的生活。年轻英俊的牧师丁梅斯代尔温文尔雅,学识渊博,有着雄辩的口才和对宗教执着的信仰,他的话对于许多人来说“如同天使的声音一样感人肺腑”,他受到人们的尊重和热爱,此时他们二人宛如生活在“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
但是白兰在丈夫失踪被俘后失去消息后,与牧师丁梅斯代尔暗中相恋并生下女孩珠儿,犯下了“原罪”。而深受人们尊敬的牧师也未能像众人景仰中的那样“久居天堂”,他在激情过后违背了上帝的教诲和自己的信仰,永远走向了堕落。这和《圣经》中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不顾上帝的禁令,偷吃禁果因而获罪的情节不谋而合。
二受难忏悔
白兰像夏娃一样偷吃了禁果,被赶出了“伊甸园”,在当时清教的严厉教规下,通奸行为是奇耻大辱。犯了第七戒即通奸罪的白兰,也佩戴着标志通奸的红A字,站在刑台上接受示众的惩罚,这个情景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在《圣经》中因世人罪过而受难的圣徒形象,正如《圣经》中圣徒保罗说:“在我看来,上帝把最坏的位置留给了我们这些使徒……我们遭辱骂时祈祷,受迫害时忍受,受侮辱时以好言回报”。
白兰是公开的罪人,而与白兰同罪的丁梅斯代尔没有勇气站在示众台上面对无比信仰他的教民承认罪行。他选择了自我惩戒,自我折磨的方式以试图减轻自己的罪行和内疚感。他不仅要忍受肉体上的折磨,还受到了来自白兰丈夫齐灵沃斯的暗中报复,受到无休止的精神上的巨大折磨。《圣经》认为犯通奸罪的人是“失去理智的人,他在毁灭自己。他将失去荣誉并遭体罚;他将永远蒙受耻辱。一个丈夫忌妒时的愤怒是最可怕的,他的报复是无止境的”。
三赎罪得救
面对通奸罪的惩罚,白兰没有选择逃避和远走高飞,而是在郊外的小茅房开始漫长赎罪生活,她默默忍受各种不公的待遇和歧视,一人靠做手工独自抚养女儿,忍辱负重,用自己的善行弥补罪过,净化灵魂,这也是《圣经》中犯了罪的教徒赎罪的道路:静思、忏悔、慎言、独行。她的仁爱和善行最终感动了众人,“最终净化了她的灵魂”,“并造就出一个比她失去的更纯洁、更神圣的灵魂”。白兰的社会形象和地位渐渐从底层升起,胸前象征耻辱的红A字也成了“慈爱”(Affection)、“天使”(Angel)的标志。
而丁梅斯代尔更加投入地从事宗教事务,尽力用他的布道,善行,教诲去帮助人们,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最后,他终于战胜自己的怯懦和虚伪,走上刑台,向一直崇敬他、信任他的教民揭露了自己真实的罪恶,最后在白兰的怀抱和女儿的偎依下下死去,以死换来了灵魂的救赎。小说中生动地描绘了他在生命即将衰竭之际,登上刑台,向世人袒露自己的罪过,最后倒在刑台上。整个场景就宛如发生在祭坛上,而他身边的白兰和女儿也正如两个殉道的圣徒。这与《新约》中被钉在三副十字架上的耶稣和两个强盗的情节相似,小说悲剧的收场也酷似《圣经》中的祭献仪式。据《旧约·利未记》记载,由于人的罪孽深重,上帝派他的儿子基督来到人间,负载着世人的罪恶并作为他们的替身走上了十字架。与耶稣一样,丁梅斯代尔是自愿以死赎罪的。
《圣经》指出,只有在经历了诸多磨难之后,通过赎回原罪、行善去恶,人们才会在死后重返伊甸园。白兰和丁梅斯代尔的堕落和赎罪以及得救之路正是对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及其子孙经历原型的再现。亚当和夏娃及其后代的经历实际上成了基督教观念中整个人类经历的原型,一个从犯罪、堕落到赎罪并获拯救的自我救赎过程。
由此可见,《圣经》对霍桑创作《红字》有着巨大的影响,通过《圣经》的U型结构原型,霍桑在《红字》中对宗教、道德和人性以及尊严进行的探讨,使小说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与《圣经》具有特殊的关联,这使得作品不同于一般的浪漫小说。也使他的作品超越了纯粹的历史时间和空间,而成为一个沉重而严肃的人类问题。
霍桑的独到之处在于以象征、寓意等手法,把传统的《圣经》原型模式直接转化为对严厉的清教控制下的现实社会生活观察的解释。通过几个寓言性场面,如“刑台宣判”、“牧师的夜游”、“游行”等,一方面用清醒的头脑和善意的良知来揭露当时清教迫害的冷酷与残忍,另一方面又表现人们的觉醒、奋斗和对爱情的追求,将抽象性的原型模式赋予具体化形态。这是《红字》成功的原因所在。由此可见,使原型模式在努力承袭传统的基督教文化的条件下,作家们竭力掌握社会生活的新层面、新内容,从而使自己的作品获得一种广度和力度,这是作家对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哲理思考的结果,也是所有作家都追寻的创作方向。
显然,《红字》创作灵感与叙事策略受到《圣经》很大的影响;同时在作品中不难察看出作者的历史背景和个体经历的烙印。在17世纪清教的专制统治下,作者本人的心灵世界,即内心对爱的欲求以及呼吁人们以极大的勇气抛弃虚伪、回归真实的人性的理念难免受到宗教观念和时代的束缚,为此只有巧妙运用《圣经》中“伊甸园”原型、“亚当——夏娃”原型、“替罪羊”原型等不同原型,而完成故事叙述。
其实,这种文艺技巧运用得越是高超,人们越是能认识到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是由当时清教的偏执教规以及蒙昧时代的伦理标准及规范所造成的。然而历史的前进与人性的解放终归在不断进步之中,这就是作品人物最终在自我的调解下,从本我走向超我,达到了人格及作品结构的和谐,为后人了解当时社会的政治和宗教状况、社会对人格结构的影响以及人格结构的裂变与升华提供了素材。
参考文献:
[1] 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2] 胡经之、张首映:《西方20世纪文论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3] 《圣经》,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年。
[4] 姚乃强译:《红字》,译林出版社,1998年。
[5] 赫尔曼·麦尔维尔:《霍桑和他的青苔》,诺顿出版社,1979年。
作者简介:周建华,女,1972—,湖南沅江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