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智用武将看毛泽东知人善任
毛泽东的军事和政治才能超凡出众，举世公认。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其军事和政治谋略使中共屡屡出柳暗而见花明，常立不败之地。他制胜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那慧眼识珠的统帅才能，颇善于领导身边聚集着的那一批足智多谋、生死与共的将领。他深谙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并多次应用于党和人民事业中；视会用干部为领导者的两大责任之一。他在抗战初期就曾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4.5亿人的中国里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若领导者是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远见和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只有依靠成千成万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战争才能出现于中国，才能最后战胜敌人。”为此，他还提出一个著名论断：“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967年6月7日，他又谈到，汉高祖刘邦得天下原因之一就在于用人得当。他更称赞唐朝女皇武则天“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其实，这也是他的用人之道。限于篇幅，本文仅撷取他智用军事人才数例来对其高超用人艺术窥斑知豹——他对军中诸将领的品质特长、指挥才能、谋略水平知之甚深，因而能大胆睿智地循其特点委以重任，用其所长发挥奇效。
慧眼识才 统将有方
毛泽东很重视也极善于识别干部，为此，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练就了一双明察秋毫的火眼金睛。他常用历史上刘邦、曹操的典故教育全党，要“唯才是举”“人尽其才”。他多次讲：领导干部要明白“善用物者无弃物，善用人者无废人”。如何识别干部，在他看来，一是“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即要对干部的社会关系、经历和工作表现作全面历史的分析，而不能以点掩面、以偏概全。二是在实践中识别和考察干部。“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三是依靠群众。识别和考察干部必须走群众路线。干部好还是不好，有何特长和能力，群众最有发言权。
毛泽东以上用人原则，最典型地体现在周恩来身上，主要源自他对周的长处极为洞悉。遵义会议前，周在党内的地位高于毛。遵义会议后，周成为毛的主要助手。其后的40余年二人一直维持着这种肝胆相照、心有灵犀的合作关系格局，究其因，共同的政治信仰和抱负使他们走到一起，由相知而相互信赖及智能互补。毛认为周“是个好人”，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也从不拉帮结派，而且精明能干，办事极负责任。于是，毛统筹全局，着重于战略设计，周负责具体组织和政策的执行。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周还有意识地使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的角色。加拿大学者切斯特·朗宁在《中国革命年代回忆录》中写道：“周自己没有个人野心。他在毛身上，看到作为领导人应具备的品质，而这些品质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人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农民阶层，并已为导致现代革命的变化献身，只有这种变化，才能使国家现代化和挽救中国。在周身上，毛看到对事业全心全意献身，准备做任何牺牲的一个聪明过人、宽容大量、第一流的组织者和政治家。他在周身上看到鼓舞别人献身革命的卓越才能，而这样的革命能把中国从外国压迫和内部一蹶不振的状态中挽救出来。”遵义会议上毛被推举为党和红军的实际最高领导人，这决非偶然。对从事武装斗争的政党来说，军事才能是决定谁成为领袖的最关键因素。周就是最早把毛当作一个军事天才来看待的。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期间，毛受排挤，周却尽力争取让他留在前方指挥作战。周在给中央局的电文中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
当然，周也是个很有战略眼光和重大决策能力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经常扮演两个角色：不仅在政策决定前当顾问，而且在政策决定之后当执行者。在不少宏观问题上，他的思想和毛有差别。周多次说过，毛是搞战略的，他自己只能搞点战术，当助手是否当得好，还没有把握。这尽管是自谦之词可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实施政策的过程是一个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因而也需要讲求方式、方法和策略，有时还要加以必要的修正。从这点看，毛确实“慧眼识珠”，发现认识到周方方面面的才干且将其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比如，解放战争时期，毛将统战、作战计划等事宜都委托给善于出谋划策和灵活具体推进的周，自己只关注最关键的问题和最主要的战场。周所起的实质上是副统帅和总参谋长的作用。
毛在宏观决策上有办法而足智多谋，周在中观微观决策上在行而睿智周到。毛总是确定某种理论和某项计划的大轮廓，而把细节留给行政人员。例如，毛的统战谋略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当然高明之至。可此宏观上的统战谋略毕竟还很抽象，要将其贯彻下去且收效则须将其分解和具体化到各个方面、层次中去。周根据毛的上述统战谋略及其在各个领域的论述，制定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军事工作、民众运动、地方和党派关系等各个方面的更加具体的对策，既符合目的性又有可操作性。二人正是难得的既能看到“森林”、又照料每颗“树”的政治家军事家的最佳搭档。1949年3月13日毛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总结讲话时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12月2日在给柳亚子的信中又写道：“周公确有吐握之劳。”后来他曾对许多人感慨：我们的总理，“上至国家大事，下到服务员的工作，都关心到了！”
毛泽东对罗荣桓的选用重用也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用人之道。1930年，林彪被任命为红四军军长，但谁当军政委令毛泽东颇费脑筋。因林彪军事才干虽英年勃发，可性格孤僻倔强，少言寡语，别人很难与他交流共事。即使如此，毛泽东仍然一分为二看待并发现、挖掘他的优点，想办法令其扬长避短。经在众多军中干部群里逐一排查比较，慎重考虑权衡再三后，毛泽东最终选中了红四军第二纵队的党代表罗荣桓，“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毛泽东就发现了罗许多可贵的品质：凡是要求战士做的，自己首先做到；打仗时冲锋在前，退却时掩护在后；行军时为病号扛枪，宿營时下班查铺……罗任红四军政委后果然不负所望，十分注意遇事与林彪商量，大事讲原则，小事讲谅解，尽心竭力、睿智得法地将红四军的政治工作包括后勤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即便是林彪，对罗也无可挑剔。二人配合相得益彰，使林军事指挥才能得到很好发挥。罗之后又任东北野战军政委等职，与林一道领导指挥了东北解放战争。也正是由于毛泽东的量才施用委以重任，罗后来在军队政治工作方面成就卓著，从而成为唯一一位政工干部出身的元帅。1963年12月当毛闻悉罗病逝时不无惋惜悲痛地说：“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当年，在山东的时候，我说一个罗荣桓去了活了一盘棋。东北战役的时候，他主张打锦州，和中央保持了一致。这是一个好同志啊，永远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12月19日他亲自参加了罗的追悼会，深深地向这位从秋收起义就开始跟随他、解放军政治思想战线的奠基人之一的元帅三鞠躬。甚至一连几天夜不能寐而感叹写下那首著名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充分表达了他对罗荣桓的高度评价和痛惜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