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社会主义极大地影响了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发展了人类的集体理性，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本文意在阐释其意义和作用，并探讨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未来指向。
导言：社会主义与二十世纪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极大地影响了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它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命运，给人类思想史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总结和反思这份财富，有助于我们观察二十一世纪人类历史发展的脉络和社会主义走向。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回首人类思想史的进程，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伟大思想恰恰是来自于那个时代的黑暗和苦难。仅此而论，古今中外皆同。孔夫子的“仁学”起因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列国纷争；佛学传入中国则源于血腥的魏晋大动荡；基督教征服欧洲是对罗马人荒淫残暴的野蛮时代的批判。概言之，现实的黑暗与精神之光凸显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契机。
同样地，社会主义生成于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野蛮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和人身自由，使无产阶级处于贫困、道德堕落的境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所谓原始积累”一章和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用大量的历史事实予以揭露和批判。社会主义作为大工业时代最黑暗的世界的精神指向，诉求人类的正义、公平和自由的精神产物，便应运而生。以往那些回避现实而带有宗教形式或色彩的伦理思想体系，不过是企图在超验的“精神王国”里为人类的苦难寻找心灵的慰藉而已。与此不同，马克思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理想则是基于现实性、科学性、批判性和革命性。从劳动价值论入手，马克思找到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根源，即个别生产的组织性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性之间的矛盾：一面是单个“理性人”、“经济人”精确的计算，另一方面社会生产的无序导致经济危机、资源浪费，或曰非集体理性的社会生产形态。资本主义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两极分化和社会震荡。经济上，紊乱性的周期活动不断，社会生产力不断陷入一次次大破坏之中；精神上，物质对人的异化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己的关系被迫让位于残酷的个体生存斗争需要。
什么是集体理性?它可表述为在一定的组织系统内人们为了共同生存而制定的规则。马克思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为了从自然界获取生存发展的物质资料，必然出现社会分工，并在分工体系内相互交换劳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也就是马克思在《经济学1957—1958手稿》中指出的第一种社会形态中或者是自然经济形态中，个人束缚在一个狭小的共同体中，或处于原始公社，或处于家族、行会等若干各种小型的共同体中。由于生产力落后，社会分工不发达，人们的劳动交换更多地表现为在共同体内直接进行。人和人之间依赖性较大，个人从属于共同体。一句话，个人要按照其生存的共同体理性或集体理性去生活。当然这个集体理性是极其狭隘和不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打破了旧的生存共同体。个人与更广泛的商品经济相联系，也就是马克思所说，单个人对物的依赖，个人理性是第一位的，所以“经济人”、“理性人”自然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出发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强调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合理性，通过市场中介达到生产和消费或供给与需求的均衡，但这种均衡只能是暂时的。特别是随着现代生产力的日益社会化，个别理性与集体理性矛盾难消。早期的经济危机通常发生在一国之内，而今经济危机可能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在更大范围内发生。“它的历史今后只能是对抗、危机和灾难的历史”。因此国家性的和全球性的集体理性也必然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产生。必然“以古代类型的所有制的最高形式即共产主义所有制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3—444页)
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就是人类集体理性的复归。马克思正确指出了这一历史变化的趋势，同时倡导无产阶级通过组织政党夺取政权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使人类实现共同生存的集体理性。
但是“通往耶路撒冷的路是不平坦的”。马克思的长远历史模型与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是不足为怪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不是表现为直接的完全一致，而是表现为规律的必然性和客观事物发展趋势的总体一致。每个时代的历史运动总是要受到具体条件的约束，社会主义也不例外。它在二十世纪形成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一是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在最先进的国家首先产生，但当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时候，社会主义的历史运动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发生在东方落后国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想的号召力最易于在地球上最苦难深处获得积极的回应。它在反抗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中，在消除自身的封建性的现代化的障碍之后，走出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它构成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同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运动从未停止过，社会主义政党代表工人阶级和其他下层人民以各种方式争取自身的权益。但随着二战后资本主义的稳定和发展，社会主义运动逐渐陷入低潮。尽管他们没有能够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实现社会主义，但其运动的方向和价值观念仍是社会主义的。
二是发达国家的改良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工党、社会民主党等观点虽然与传统共产党的观点分歧很大，诸如反对共产主义，认为不必打碎国家机器，主张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等。但他们的观点中包含着一定的社会主义倾向，诸如要求工人参与企业管理，主张全民福利，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等。其运动方式是不断地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改良主义。
此外，在亚非拉地区还兴起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诸如村社社会主义、宗教社会主义等。尽管这些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本质相去甚远，但也说明了社会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是很强大的。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社会主义在二十世纪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广泛地存在于世界各地，成为一种人类正义、公平、自由的旗帜。同时，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也加速了资本主义自我进化的历史。
今天我们正处在全球化时代，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衰落，资本主义似乎大获全胜，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从集体理性的视角重新反思社会主义在二十世纪发展的不同侧面，总结得失，有利于我们面向全球化的现实，重新审视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道路。
一、 革命的社会主义：落后国家现代化道路的集体理性的选择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社会主义制度发生的逻辑，自然应该在发达国家最先产生，而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却发生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诸如苏联、中国等。但是这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其历史根据是：
(一)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已经形成。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少数国家，而后在欧洲和美洲的基督教文化区形成第一次扩张。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又形成基督教文化区外的扩张，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落后国家都被卷入了资本主义体系，部分落后国家的经济向商品化、市场化、资本主义化方向发展。因此，社会主义的出现并没有脱离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同时，外来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成长，也导致落后国家无产阶级的壮大，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发生创造了一定的阶级基础。
(二)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无限度地追逐利润。按照卢森堡的观点，资本主义除了要剥夺本国无产阶级之外，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要求一个非资本主义的环境。卢森堡对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的分析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说到底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将殖民地国家变为产品销售地和原料供应地。在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殖民地国家被迫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底部，单一、畸形地发展自己的工业。再加上外来势力政治经济的压迫，落后国家处于资本主义不发达或缓慢发展进程。激进的依附理论把这种分工体系描述为：核心区域(发达国家)——半核心区域(较发达国家)——边缘性区域(落后国家)的自上而下的垂直性分工体系。发达国家通过对边缘性区域的国家或地区实行不平等交换，进行剥削。即使今天的新自由资本主义的金融大鳄索罗斯也承认这一点。其结果是大部分落后的殖民主义地区的资本主义难以发达，现代化的生产力难以在更高的水平上进步。一句话，资本主义体制无助于落后国家的现代化。
(三)资源的稀缺性。在仍以民族国家为合法的生存共同体时代，落后国家发展现代化生产力是其核心任务。寻找“赶超”的制度模式之一的途径就是社会主义。因此，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族主义者的强国富国的理想所决定的。像中国这样的人多地少的贫穷国家，两千年来商品经济一直比较发达，同时也伴随着社会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导致无数次的流民四溢、农民战争不断的历史现象。中国的人口增长的高峰发生在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之前，而欧洲资本主义发生时正处于人口的谷底，劳动力的减少有利于大工业的发展。中国的人地资源如此不对称，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巨大障碍。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能够动员那么多农民、流民参加，正是因为他们大部分人几乎没有任何生产资料。这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贫富差别巨大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反对两极分化至少可以使它的人民都能获得基本的生存条件。在意识形态层面很容易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同时，现代化国家的建设进程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要避免社会动荡和失控。
社会主义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集体理性的必然选择。按照《资本论》一卷“所谓原始积累”一章中的分析，现代大工业的发展一是需要资本积累，二是要有相应的国内市场形成，以此形成现代经济形态，即工业生产和居民消费的循环。落后国家的资本积累来自何处?斯大林曾说过，我们既没有祖先留下的遗产，也不可能进行海外殖民，只能依赖国内积累。社会主义国家全民所有制可以使政府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有效地从无数个分散的国民手中聚集发展现代大工业的资本，包括在城市通过长期的低工资政策和农村实行工农产品“剪刀差”的方式，占有全体国民的劳动剩余，再通过国家高投资的方式以发展现代大工业。从短期看，这对单个国民来说是不利的，甚至产生对抗性情绪。中国五十年代初，一度部分阶层的人群从局部利益出发对抗政府，诸如1956年就曾发生过罢工罢课等事件。亨廷顿在总结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特点时曾提到政治不稳定问题——那并非他们贫穷，而是因为他们想致富。但从长远看，通过国家有计划的聚集资本发展现代化大工业是有巨大的合理性的。这一方式意味着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要用最短的时间对劳动者而言付出最小的代价走完资本主义几百年的残酷的原始积累阶段。因此，社会主义制度模式本质上说就是以国家公共权威组织实施全民长远的共同的发展要求——发展现代化大生产。苏联在几十年内成为世界上第二号强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事实上，这种“赶超”模式普遍存在于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在亚洲，日本、韩国等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起飞，在很大程度上是运用国家和政府权力推动现代化进程。这与资本主义通过私人占有和剥削以及市场机制发展现代化是完全不同的道路。社会主义初期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