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及逻辑起点
[编者按]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基础理论研究比较薄弱,对当代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中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盲目崇拜和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中国政治经济学需要创新和发展是所有政治经济学工作者的共识,然而,如何创新和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为推动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本刊愿为所有关心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学者提供讨论、交流的平台。需要指出的是,所刊论文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创新;逻辑起点;唯物史观;国家
[摘 要]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不能仅仅停留于各个具体理论的争论与创新,更重要的是方法论的创新。中国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主要缺陷是简单照搬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范式”,导致了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及理论本身的矛盾。解决这一难题的出路在于:从近代以来世界体系的发展与中国自身社会结构的实际出发,从理论上重新解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性质和特点及其与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力的关系,重新构建一个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分析范式。
[中图分类号] F0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2826(2010)03-0019-07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界一直在探索创新与发展政治经济学的问题,[1]并且取得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从研究对象、理论内容、体系结构和理论观点等方面来看,中国政治经济学已经突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
但是,中国政治经济学仍然面临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仍然存在脱离实际的问题,远远不能适应我国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第二,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对而言仍然处于一种弱势地位;第三,即使在拥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者队伍中,也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①。从以上问题看,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仍然没有完成,仍然需要进行艰苦的探索和创造。只有这样,才能重新确立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①。
一、创新政治经济学必须以正确认识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前提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开始在中国经济学界逐步占据强势地位。在一些信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已经完全过时,西方主流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是唯一科学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界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在中国应用西方主流经济学,凡是现实不符合这套理论的地方,就要去改革,让现实符合这个理论,只要这样做了,中国也就必然会像美国、欧洲国家一样,成为世界上发达的、先进的国家。再进一步的观点就是,中国的改革,最终就是走上一条美国式的发展道路,在经济上,全面私有化,在政治上,实行三权分立、多党轮流执政。
显然,假如事情真的如此,那么,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也就失去了必要性,甚至连政治经济学本身存在的合理性也失去了根基。所以,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必须以正确理解和评价西方主流经济学与中国现实发展的关系为前提。
我们认为,从总体上来说,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解释不了的。主要依据在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既没有全盘私有化,也没有实行政治上的西方民主化,但是,即使我们承认中国经济存在着各种问题甚至有些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仍然应该看到,相对而言,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同时期全世界最快的②。这是我们讨论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我们思考创建中国经济学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我们认为中国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存在着巨大矛盾,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适合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某些推动作用,也不意味着我们在创新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可以完全拒绝学习和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某些工具和方法。但是,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从根本上来说,照搬任何外国理论,包括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甚至是误国误民的。
二、中国现有的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主要缺陷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我们在包括经济学理论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和进步,但仍有一些过去一直存在的和现实中新出现的问题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并给予有说服力的回答。诸如:中国为什么要实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国为什么在发达国家都没有搞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搞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要在生产力仍然相对落后的条件下搞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在苏联都解体了,东欧国家都剧变了的条件下仍然要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且为什么中国这样一种发展道路是成功的?等等。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些问题也是当前人们普遍感到困惑的问题。特别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与冲击下,在我国现实经济与社会存在诸多矛盾与问题的背景下,这些问题更是成为“全民意识”层面的问题,急需中国的经济学家予以回答。
然而,中国现有的政治经济学却没有很好地回答甚至根本没有从理论上回答上述这些问题。现有各种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依据“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全部生产关系的基础”这样一个理论观点,社会主义部分基本上都是先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的建立,然后按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文件所论及的经济内容进行分述。不仅没有严谨的内在逻辑,而且上述最重要的问题被省略掉了。正像恩格斯曾经批评过古典经济学以私有制为前提却没有对它进行说明一样,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也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前提,却没有对它进行一个理论的解释。
人们之所以没有能够“从正面”回答上述重大理论问题,是因为存在着另一个理论上和逻辑上的漏洞与尴尬,即一方面运用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标准”,用以解释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为什么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为什么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什么只能搞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而不能搞高级阶段的或完全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却不能彻底贯彻同一个“生产力标准”来解释中国为什么要搞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在解释中国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就从“生产力标准”这个“理论”“大逃亡”了,逃到哪儿去了呢?逃到近代史上去了①,或者根本就“逃避”了。
这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本现状。马克思说,理论只有彻底,才能掌握群众。中国现有的政治经济学在逻辑上不彻底,自然也就失去了“说服力”或“掌握力”。
当然,这样的问题对于信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来说,本来就不是“问题”,因而,也就不可能做出正确的理论解答。
实际上,“生产力标准”理论与中国现实的矛盾并不是现在才存在的。具体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一开始就同中国现代以来的全部历史相矛盾。所有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全部经济学理论表明,社会主义,只能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和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为前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明确地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P9)新中国在1956年那个时候的生产力状况,可以肯定地说是并没有达到在全国范围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水平的。假如我们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考虑,那么,在中国为什么要搞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就更加成为问题了。试想,连生产力水平比我们发达多了的欧美国家都没有搞社会主义,为什么一个落后的国家要搞社会主义?显然,“简单地照搬”或“直接套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个“范式”,并不能从理论上科学地解释中国现代以来的历史,特别是30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