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与中国政治经济学之必然
摘要：国度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但长期被人忽视或被掩盖。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对象和目的都受国度性制约。中国经济的国度性是历史形成的，是制度和文化的统一，是现实经济矛盾的集中体现。要立足中国经济的国度性，以中国国度性经济为依据和内容建构中国政治经济学：第一，从理论上概括现代中国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和意识；第二，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定；第三，探讨现实中国经济矛盾系统及其解决途径。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国度性；中国经济；中国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378（2017）05-0068-08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7.05.011
国度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但长期被人忽视或被掩盖，造成政治经济学类似数学、物理学那样的没有国度差異的假象，以致将某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学说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普世价值”的表述。这种情况严重制约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形成，而照搬外国经济学说又引发诸多问题。为此必须明确国度性这个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并以此为前提建构中国政治经济学。
一、国度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
“政治经济学”是法国人蒙克莱田于1615年发表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中首次提出的。这个书名除去“献给国王和王后的”，就是“政治经济学”，它恰当地表达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其后几百年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论哪个国家，也不论哪个学派和经济学家都坚持着这一属性。蒙克莱田所处的时代，正是欧洲封建领主制衰落，初级的集权官僚制已经建立，国王与商业资本家联手，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大力发展商业资本经济的时期。这也是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此前欧洲的封建领主制度下，各部族及部族联盟的政权，远未达到系统的集权统治，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只能是“准国家”。全人类只有中国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朝建立了集权专制国家，经汉武帝的强化而巩固并通行中华大地。欧洲在农业文明发展中的落后，重要原因就在于制度和政权形式。蒙古人的西征进一步开通了欧洲与中国的交流，其封建领主中有雄心大志者开始向往中国的专制制度和国家政权。从十二三世纪开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商业资本兴起等都与这些封建领主建立集权国家的努力相统一。这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塑造了法兰西、英吉利、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德意志、荷兰等民族国家。这些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体现于攻城略地的战争，更体现于对市场的争夺。如何发展商业，增强国家财力，成为国王和商人共同的课题。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专注于经济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才得以形成。
初期的经济研究虽由蒙克莱田冠之以“政治经济学”，但其理论程度只处于思想和观念阶段，远未形成系统的学说。这个阶段大体经历了五六百年（公元十二三世纪至18世纪初），其经济思想和观念可以统称“重商主义”。时间虽长，著述并不丰富，但有一个共通处，就是立足于本国，探究如何发展商业以增强国家财力，对内消除封建割据，对外争夺市场，以至兼并其他弱小邦国。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在这个时期已经确立，其中重要的一个属性，就是国度性。
重商主义之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再片面强调商业对国家富强的作用，而是突出产业发展是国家富强的根本。法国以魁奈为首的重农学派，英国的配第、洛克、休谟等，都在各自的著述中坚持国度性。斯密以《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集合了前人的成果，创立了系统政治经济学学说体系。在这本书中，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得以全面贯彻，即立足于英国，以英国资产阶级为主体，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构成，以及这个制度对富强英国的意义。由于当时英国是资本主义经济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度，资本主义也是英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斯密在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时，往往省略“英国”这个主语，书名中的“国民”，就是“英国国民”。这在那个时代是说得通的，英国是唯一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国家，英国的经济制度等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也等于英国的经济制度。但斯密之后，其他国家相继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英国的经济学家这样省略“英国”这个主语，就不是单纯的忽略，而是有意掩饰其学说的国度性，力求将之打扮成全世界通用的“科学”了。
这种忽视或掩饰政治经济学国度性的做法，在19世纪末的心理学派和数理学派那里得到突出表现。这些力图将政治经济学变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的经济学家们，不仅排斥了政治、文化等因素在经济中的作用，更不论国家和历史，努力从心理和数理塑造“纯经济”。在他们的笔下，人是“经济人”，按自己的心理判断来从事经济活动，并以数学的理性来谋求“利益最大化”。“经济人”是没有国度的，“经济理性”也不包含政治、文化因素，只承认并依照“利益最大化”的数理原则行事。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已成为统治制度，并主导全世界经济发展时期资产阶级利益和意识的集中体现。心理学派和数理学派中的大多数是英国人，也有少数法国、奥地利等西欧国家的经济学家。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德国的历史学派和美国的制度学派，明确强调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历史学派甚至用“国民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但他们并不能扭转“主流经济学家”的“纯经济学”观念。
到20世纪30年代，坚持自由竞争的“主流经济学家”面对经济大危机束手无策，他们的政治经济学也陷入大危机之中。凯恩斯参照“罗斯福新政”、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以及苏联模式，主张曾被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极力排斥的国家干预、参与经济，并创立了以国家为单位的“总量分析法”。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得到充分贯彻。然而，不论凯恩斯还是其追随者，都很少提及国度性，从他本人来说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英国经济学家早就认为政治经济学本来是英国的，说不说“英国”这个主语无所谓。当然，他也有意因此而使自己的学说在别国推行。而后来众多的“凯恩斯主义者”，则努力将其说成经济的一般规律。
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念和国家总量经济分析方法，是斯密之后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又一里程碑，它在四十余年时间内影响着英国和北美西欧诸国，但各国都是根据本国情况引用这一理念和方法的，因此有明显差异。最为突出的是美国，“二战”以后它已成为第一大国，与其说是在践行凯恩斯学说，不如说是在继续罗斯福的政策。美国资产阶级各阶层、集团的冲突与制衡，使之形成了分工明确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体系，其基本理念是根据本国实际对马歇尔和凯恩斯学说进行改造，演化至今已成颇具特色的美国政治经济学。此外，还有产生于本土的新制度经济学。由于美国大资本财团已处于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因而反映其利益的美国政治经济学也是美国国度性的体现，是以全人类主宰身份出现的大资本财团利益和意识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