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十大焦点
摘要：作为“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经正式提出便引发热议。截止目前，学界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理论特质、理论贡献、理论方法、实践逻辑、建构原则、建构路径、话语体系、学科发展和历史使命等问题展开了详实的论说。在对这一学术问题探索的过程中，学界要把握好研究成果的得与失、正与误，继而在今后的研究和学习中增强辨识力，为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而不断努力。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学术范式；科学性；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7）09-0005-11
以“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① 为目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起着重大作用，因此，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历来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工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度迎来“暖春”，这在“情理之中”。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度遭受冲击。无论是在高校，还是在科研院所，“强化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教育局面已经持续多年”②；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通过数学形式主义将西方主流经济学变成精神鸦片”的状况已经屡见不鲜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代化建设中一度遇到“寒冬”，这又在“意料之外”。自2014年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命题，并告诫大家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无疑将中国30多年的经济发展实践和思想理念上升到理论层面和学科高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的巨大创新，极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④。
在此背景下，对学者们所进行的学术探索活动进行一个有效梳理，既是深入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与外延的需要，又是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成果。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被提出之后，学界对它的理论渊源问题和历史发展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
作为“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不容置疑的。梅荣政教授和唐昆雄教授通过对《资本论》的系统把握，指出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又是“世界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武器”⑤。可见，《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未“过时”，将这一逻辑置于当下，亦可说《资本论》（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张宇教授在回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过程之后，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经济特征的理论”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所在，它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理论形态”⑥。顾海良教授在《论十大关系》发表60周年之际，撰文指出了该文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可以说，它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关系的初步研究”，又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作了多方面的开拓性探索，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发展问题的一些根本性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发展问题的一些基础性命题”⑦。王立胜和郭冠清研究员通过研究不仅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遗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还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也视为其理论来源，这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源问题的一大突破⑧。可以说，学者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问题的具体探讨虽有差异，但都始终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结晶，这一理论的形成也有一个过程。王立胜研究员“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高度”，回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并言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蕴含着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历史线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起到了奠基作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破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构建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拓展；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⑨。杨承训教授和杨继研究员在驳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同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170多年里的“四次飞跃”：“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向科学政治经济学飞跃”（通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努力，使得政治经济学真正成为认识经济规律的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破’为主到‘立’为主飞跃”（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东方大国经济变革和建设中实现飞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填补了在贫穷落后地区进行经济变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空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的飞跃”（在回答什么是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及如何发展、怎样发展以及如何治理国家等等重大问题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前所未有的新飞跃）⑩。张占斌教授系统地总结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经济思想，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的重要讲话，回答了我们这样的经济大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突破”{11}。可见，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演变问题的探索，基本上是沿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逻辑轴线而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