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美苏国共关系
提 要：抗日战争结束前后，围绕中国政局的发展，在美苏国共三国四方之间形成了独特复杂的互动关系，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局的演变，包括国共和谈、全面内战爆发、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及其对外政策的制定等等。美苏国共关系的每一次变动，都严重地冲击着东亚的国际形势，并对塑造战后东亚国际格局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美国 苏联 国民党 共产党
抗日战争结束前后，由于中国与美苏结盟共同抗日和中国内部国共矛盾日益尖锐等原因，围绕中国政局的发展，在美苏国共三国四方之间形成了独特的互动关系。直到1949年中共取得全国政权为止，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局的演变，包括国共和谈、全面内战爆发、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及其对外政策的制定等等。不仅如此，美苏国共关系的每一次变动，都会严重地冲击东亚的国际形势，并对塑造后来持续了很长时间的东亚国际格局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分别展开的，即分别研究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国共关系等等。这种研究固然有利于对每对双边关系进行较为深入的剖析，其不足之处是分析和强调其中任何一对双边关系，都有可能扭曲美苏国共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演变的面貌，难以周全地解释一些重大的问题1980年代台湾学者邵玉铭曾经发表过有关专论《抗战胜利至大陆沦陷前美苏与国共四角关系之研究与检讨》(《传记文学》(台北)第37卷第5、6期和第38卷第1期)。由于当时查阅历史档案的限制和政治因素的影响，该文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可商榷之处。。当然，试图在一篇论文里全面描述这一时期三国四方的关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本文的目的是以分析美苏国共关系的演变为线索，进一步探讨战后初期中国是否存在避免内战的机会、美苏冷战发生与中国内战爆发的关系、以及国共斗争的结局将如何重新塑造东亚政治格局等问题。
一 “蒋(介石)之下的和平”：机会与陷阱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时，美苏国共四方均面临着两个国际协议，即美英苏达成的雅尔塔秘密协议和苏联与国民党政府达成的中苏同盟条约。在这两个国际协议的背后是美、苏和国民党政府间的一系列外交折冲，它们将这两个协议视为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蓝本，至少也认为，在这两个协议基础上做出的安排，最终会对东亚政治格局和大国的战略利益产生至关重要和有益的影响。不过历史的进程表明，有关设想中存在致命的结构性问题，即实现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种种安排最终均取决于中国内部国共问题的解决方式。为战后中国前途做出有关各方均可以接受的国际安排，并使之成为现实，已经成为解决几乎所有问题的关键。
实际情况是，抗日战争结束前后，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美苏对华政策的矛盾和国共关系等等交织在一起，犹如一团乱麻，千头万绪，其中的核心问题也就是能否在中国实现“蒋之下的和平”。所谓“蒋之下的和平”包含两个内容，其一是战后蒋介石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具体地说就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国的合法性问题；其二是有没有可能以及通过什么方式，才能避免国共内战？从历史的发展看，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取决于国共斗争的解决方式，以及能否避免内战。这种逻辑联系部分取决于国共力量的对比，同时也是美苏协调政策造成的结果。
美苏在考虑有关问题时，几乎都相信存在一个前提，即中国最终可以实现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政治统一。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介入国共问题方面，美国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而它设计的解决办法主要是在战争后期形成的。当然，如果没有苏联的合作或默认，美国的努力不可能有任何积极的结果，不仅美国设计有关政策时这样认为，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对于美国来说，战争后期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使它感到有必要调整以往的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领导人一度相信，在东亚扶持起一个强大的中国，战时有利于打败日本，战后可以成为遏制苏联野心的“一道屏障”，还可以对亚洲的革命运动起“限制”作用Sumner Welles,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New York,1950,p.186.。问题在于，美国政府将对华政策的成败与能否维持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联系在一起，用美国外交官戴维斯的话说，“也许惟独蒋介石是这样的中国人，他使多数美国人误认为他就是中国”John Paton Davies,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British,Japanese,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New York,1972,p.299.。然而到战争后期，美国面临的情况却与其设想完全相反。
首先是中国正面战场出现严重危机，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腐败和军事失败遭到盟国舆论的普遍批评。蒋介石虽然面临内外危机，但除了继续保存实力准备内争，仍然无意改弦更张。其次是中苏关系因为新疆问题而严重恶化。蒋介石为了得到美国支持，蓄意将苏联在新疆的行动与中共联系在一起，声称中国有可能被苏联和中共里应外合地“赤化”，美国也将因此而在“东西方两败俱伤”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1)，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印，1981年，第167—171页。。这时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正与苏联讨论在东亚的军事合作，美国领导人非常担心中苏关系恶化破坏其战略安排。
使美国最感到棘手的还是国共关系日益紧张。1943年夏季以后，国共斗争愈演愈烈，几乎酿成新一轮军事冲突。在美国方面看来，国共关系紧张不仅将削弱中国的抗战力量，而且会使中苏关系复杂化，影响战后的美苏关系。美国驻华军政人员对苏联舆论公开同情中共极为关注，认为苏联的反应增加了国共矛盾的复杂性，中苏关系不论在战时还是战后，都会因国共问题而遭遇极大麻烦The Charge in China (Atche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12,17,1943，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1943,China,pp.314—316.。这种局面甚至使美国决策层认为，中国是战后“最有可能造成麻烦的地方”，国共内战甚至会在战后酿成美苏之间的冲突Welles,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p.151.。
显然，不论是从打败日本，包括使中国军队集中力量抗战和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还是从战后处理与苏联的关系看，美国都不希望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一些美国外交官曾经认为，中共领导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更类似于民主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关于美国外交官的观点可参阅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5—194页。。不过在美国决策过程中，他们的这些判断并没有特别重要的影响。在美国决策者看来，重要的是中国不能因为内战而削弱对日作战的能力，以及据他们分析国民党不可能靠武力打败中共，更何况内战一旦发生，后果可能还不止于此。主要是根据对日战争的需要和对国共力量对比的分析，美国政府从1944年夏季开始积极插手国共矛盾，试图找到既能维持蒋介石的地位，又能防止内战的办法。总之，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国共争端，成为美国政策的主调。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赫尔利还是马歇尔，他们的调处方案都经历了调整的过程，赫尔利从接受中共的“五点协议”转向支持国民党的“三点建议”，马歇尔从支持政协决议转向要求蒋介石允许所谓“自由派”参加政府。这些变化是造成国共谈判起伏不定的重要原因。
美国决定介入国共纷争时，其有关政策也在发生微妙变化。欧洲战争结束后，基于对国共斗争和中苏关系的担忧，美国领导人在雅尔塔秘密协议中准备用来促使苏联对日作战而让出的“红利”，在他们心目中逐步变成了限制苏联向东扩张的界限，即美国将承认苏联在东亚获得安全保障和某些优越的权益，但是苏联必须接受美国的对华政策，承认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并与之建立稳定的关系。从1944年6月到战争结束前后，美国方面为达此目的几乎不遗余力。先后被派到中国调处国共矛盾的赫尔利、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等，无不将与苏联协调政策置于至关重要的位置，将取得苏联的支持作为调处成功的必要条件有关司徒雷登的看法可参阅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刘存宽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39页。。尤其是赫尔利将全部赌注押在苏联的立场上，以为只要苏联承诺支持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中共除了妥协将别无选择《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163—164页。。
苏联领导人显然清楚苏联在东亚可能面临的那些问题，包括企图主导东亚的美国和一个随时可能发生内战的中国。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如何处理苏美和苏中这两个相互纠缠的问题，而如何应付中国内部的国共斗争则是次要的。苏联领导人在战争后期考虑国共问题时，基本上沿袭着抗战初期的思路。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对国共问题没有而且也不准备投入那么大的精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苏联与美英在战时是同盟。斯大林深知美英的扶蒋立场，它们绝不会允许中共夺取政权，苏联如果支持中共采取激进的革命路线，肯定会破坏它与美英的同盟关系。特别是美国和蒋介石将改善中苏关系与解决国共争端联系在一起，并将中共描述成苏联在中国的工具，苏联为了追求其战略利益，不得不一再声称，不论是在意识形态还是在其他方面，它与中共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40页；FRUS,1944,vol.6,China,p.799。。
另一方面斯大林也非常清楚中苏关系中的问题和国民党政府的亲美反共立场。不过在美苏合作的大背景下，苏联固然不能支持中共推翻国民党政府，蒋介石也不敢违背美国的意愿与苏联对抗。这种复杂的局面使苏联试图造成一种内外环境，中立国民政府，防止蒋介石过分反苏。在这个框架中，国共问题成为苏联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的砝码。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在战争后期并不融洽。在斯大林看来，中共越来越像代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追求民族利益和社会福利的政党。从国共力量对比的现实考虑，中共的实力也不足以与得到美英支持的国民党政府抗衡，中共如果要用激进的手段夺取政权，只会使自己“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瓦·伊·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万成才译，群众出版社，1983年，第148页；《斯大林与中国》，第258、298—299页。。在苏联的有关政策中，不论从哪个方面考虑，与中共的关系与同美国及蒋政权的关系相比，都不能算是重要的。
基于对上述因素的考虑，从1944年夏季到战争结束后一个时期，苏联领导人几乎对每一个前往莫斯科的美国政府代表说明，他们将支持美国处理国共问题的政策和在中国调处的努力。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谈判时也声称，“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蒋介石谋求军令政令统一是“正当之愿望”，但应用政治方式解决，苏联不会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等等《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3编(2)，第588、602、609页。。在赫尔利和马歇尔调处期间，苏联驻华使馆曾经对中共代表表示冷漠与疏远，尽量避免对中共做出任何承诺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03—105页；《斯大林与中国》，第241—242页。。
总之，抗战结束前后，苏联政策的主旨是维护在东亚的既得利益，并尽可能地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因此它需要协调美国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这决定了它不可能在国共问题上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对抗，而且它实际上对中国内部问题如何解决也远不像美国那样热心。不过苏联毕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它在国际共运中的形象和威望同样关系到它的战略利益，所以它坚持国民党政府不能用武力消灭中共，因为中共毕竟是中国惟一始终高举联苏旗帜的力量，而且这样做对苏联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仍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至于政治解决的方案与过程，苏联基本不予关注。
国民党政府在战后东亚秩序的设计过程中，是有限的参与者，但不能因此低估其在雅尔塔秘密协议到8月14日中苏条约签订这个时期施加的影响。对国民党政府来说，战后东亚国际安排中最重要的就是承认它对全中国的合法统治，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条约相当于对国民党统治的国际背书，蒋介石从中获得的政治利益显而易见。至于政治解决国共纠纷一类限制其实是相对的，其约束力固然取决于美苏落实它们的意愿和能力，但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是否愿意受其约束。
蒋介石处理国共问题的一贯方针就是削弱乃至消灭中共。1945年5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六大”已经断定，中共“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国民党与中共的斗争无法妥协解决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第921—922页。。在此之前不久，蒋介石就已下达命令，要求各战区“集中全力”消灭中共军事力量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89页。。不过，尽管蒋介石本人倾向使用武力，但到抗战结束时，他遇到两方面的障碍。其一是国民党内意见并不一致，那些对武力解决持反对态度的人很有些影响力参阅汪朝光《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5卷(中华书局，2000年)第29—30页。。
第二个障碍更严重。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政府立即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恢复其在全中国的统治，包括控制华中和华北被中共军队占领或包围的广大地区，以及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遭到极大的削弱，并龟缩于遥远的西南地区，蒋介石根本无法实现“分割”、“围困”中共的军事计划，他需要时间进行部署，在短时间内无法聚集起向中共军队发动战略进攻的军事力量。
蒋介石需要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包括：美国突出地强调了国民政府接受日军投降的合法性，致使中共在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驻太平洋地区和驻华美军为国民党军队向华中和华北大规模运兵；美国承诺继续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军事援助，等等参阅项立岭《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175—176页；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43—44页；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s: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chap.32。。但是蒋介石清楚，美国虽然支持他“军令政令统一”，但并不赞成他使用武力统一，苏联更是如此，绝不会接受国民党用武力消灭中共。蒋介石至少也要做出政治解决的姿态和尝试，一方面可以利用中苏条约签订后的政治主动权和优势，迫使中共妥协，同时也可以为未来使用武力造成更有利的政治环境。蒋介石在中苏条约签订当天电邀毛泽东“惠临陪督”，举行国共首脑会谈，即是基于上述考虑的结果参阅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
12月下旬马歇尔来华后，蒋介石同意接受美国的调处，其原因同抗战刚结束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相比，并没有根本变化。经过10月中旬以后的国共华北和东北军事冲突，蒋介石再次断定，国民党军队仍然不具备武力消灭中共的必要条件，他还需要时间进行军事部署和争取美国的进一步支持参阅牛军Guomindang and CCP Policies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Marshall Mediation.In Larry I.Bland(ed.),George C.Marshalls Mediation Mission to China.Lexington,1998,pp.235—254。。国民党中宣部的文件比较贴近蒋的判断，该文件认为美国调整政策有4个目的：1争取美国国内舆论支持政府的对华政策；2促使苏联承担支持国民党政府的“道义的及条约的责任；3运用舆论“有力支持”马歇尔调处；4解决国共争端的条件是“改编中共军队，同时扩大国民政府的基础”。国民党应“配合此一局势”，继续“用政治方法解除共产党武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国民党对杜鲁门对华政策声明之分析》，1945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藏，5/6 0453.2100。。此后蒋介石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限制军事行动，恢复国共谈判，以及缓和中苏关系等等表明，他确实暂时压抑了使用武力的倾向。
在美苏国共四方中，中共无疑是实力较弱且比较被动的一方。在当时的东亚政治格局中它之所以能够产生影响，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其一是中共已经具有的实力地位；其二是它在抗战中执行的基本政策，特别是处理国共关系的政策，至少在客观上顺应了当时东亚国际政治演变的趋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避免大规模内战，争取用政治方式推进民主改革、废止国民党一党统治，一直是中共中央处理国共关系的重要考虑。这既是因为中共力量相对弱于国民党，也是因为中共领导人认为，国共关系的发展与国际政治变化直接联系在一起。当苏联与美英结成同盟时，中共就不能进行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样国民党也不能推行反共独裁政策和用武力消灭中共毛泽东：《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1942年7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4页；《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33—534页。。这在当时其实是对中共有利的局面。
1944年间，国民党政府因军事失败而面临内外危机，以及赫尔利调处国共谈判失败等等，一度促使中共领导人考虑采取更强硬的政策。不过从“七大”制定的有关政策看，中共中央并没有改变基本方针。“七大”政治报告公开明确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不过毛泽东在内部会议上的发言表明，中共领导人在联合政府的具体形式上至少有三种估计：其一，“政府还是独裁的”，中共参加做官；其二，“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实质是蒋介石独裁；其三，以中共为中心。毛泽东虽然强调第三种是发展“规律”和中共的目标，但前两种形式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毛泽东：《对“联合政府”的说明》，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02—103页。。需要指出的是，其中第二种形式相当接近美国的基本设想，即建立蒋介石领导的、容纳其他党派参加的政府。
中共领导人在抗战结束前已经基本断定，苏联不大可能像在东欧国家那样，直接援助中共参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均出自《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王若飞同志报告记录》，1945年8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藏，6442/1，4。。他们对战后美国是否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关注程度，实际上远远超过对苏联政策的关注。毛泽东固然对苏联领导人要求他去重庆谈判感到不满，但真正引起他重视的很可能是斯大林关于内战前途的悲观预言，即所谓“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86页。。其实不仅斯大林如此告诫中共中央，苏联驻华使馆、东北苏军等，均相信美国极有可能在中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而且结果将是中共遭受毁灭性的失败《斯大林与中国》，第299页；“魏德迈在华任务”，1945年11月12日；“彭真关于友人警告东北绝不能打”，1946年1月26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31—432页。。当然可以设想，苏联是不会为了中共与美国开战的。很可能是因为受到苏联的判断的影响，毛泽东才相信：“在欧洲……希腊为英国所必争；在亚洲，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中共如占领南京、上海一类大城市，“美国一定要干涉”，反之苏联“不可能进一步帮助中国革命”。这种看法显然是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国共谈判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决定了中共中央解决政治问题的基本方案，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96、398页。。
重庆谈判与双十协定签订以后，国共很快在华北和东北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不过中共中央仍然认为，今后6个月是向和平过渡的阶段，“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这是我党既定方针，也是国民党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这在双十重庆协定上已经规定下来”，当前争取军事胜利是为了和平更迅速实现《中央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371—372页。。当杜鲁门发表美国对华政策声明、莫斯科外长会议召开和马歇尔使华后，中共中央很快决定恢复国共谈判，并且认为马歇尔调处的政治方案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军队整编方案也很有些可取之处周恩来：《中共愿在公正的基础上同美国和国民党继续合作》，1946年1月31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92—94页；《毛泽东盛赞政协成就》，《新华日报》1946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军队整编的方针的指示”，1946年2月8日。。实际上，国共达成的政协决议甚至超过了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设想的联合政府的第二种形式。所以中共领导人一度相信，“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已经开始”，中国有可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刘少奇：《时局问题的报告》，1946年1月31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解放战争时期)》上册［无出版单位］，第120页。。
从中共在战后参加国共谈判的过程看，其政治方案基本上没有超出“七大”的设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领导人思考有关问题的基本逻辑是一贯的。根据中共领导人在“七大”期间的估计，首先，苏、美、英的合作关系还会继续下去，不可能爆发反苏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就决定了国民党很难发动反共内战；其次，苏联可能不援助中共，即“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以及可能“出了斯科比”，即美国直接参加反共内战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94、197页。。即使在抗战结束后一个时期里，中共领导人仍然认为：“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55—456页。。正是根据这个逻辑，中共中央相信，既然美苏均承认蒋介石政权并要求和平解决国共矛盾，中共也就必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更何况中共是力量弱小的一方，尽可能避免或推迟内战是合理的选择。在当时的条件下要避免内战，就必须做出妥协。
总而言之，将“蒋之下的和平”作为重建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一块基石，从一开始就既是机会也是陷阱。所谓“机会”是指抗战结束后，国共确实存在过达成协议、避免内战的可能，因为美苏国共各方都曾经接受那种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国共矛盾的政治安排。特别是国共双方都对外部因素的作用给予较高的评价，相信美苏可以对中国政治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它们至少都曾尝试找到政治解决的办法。所谓“陷阱”是指政治解决国共矛盾的方案能否成功，需要过多的条件，其中特别包括美苏两方必须始终不渝地履行其承诺，并持续不断地协调它们的政策。事实是像美苏这样的大国——它们的首要战略利益和它们之间的主要争夺均不在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
二 冷战与内战：终于划清的界限
如上所述，肯定国共存在过达成协议、避免内战的机会，是相对于当时内外形势而言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哪些条件变化导致了中国全面内战爆发，以及中国内战对美苏各自对东亚政策的影响。在美苏国共关系的框架下探讨这个问题，其核心就是探讨中国内战与美苏冷战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重大问题，即国共两党如何在追求各自的目标时利用美苏关系的变化及其对华政策的调整。
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同盟条约基本上是在战争时期签订的，当时取得战争胜利是压倒一切的，因此这些国际协议中的许多重要内容必定要受到军事考虑的影响。美苏领导人也非常清楚，为打赢战争做出的许多临时安排，很可能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所以他们选择的解决办法通常都是权衡战时和战后双重需要的结果。具体到东亚和中国，美苏分别面临的问题千差万别，各种复杂的考虑交织在一起，而它们选择的解决办法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所谓“蒋之下的和平”作为一种政治安排，其背景是美苏对各自战略利益的盘算和协调，即双方承认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在此前提下苏联承认美国在战后中国政治中居主导地位，美国承认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经济和安全方面的优越权益参阅《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60—162、165、236—253页；《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1978年)第257页；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三联书店，1978年)第413—414、424、444—446页。。一旦它们对各自获得的战略利益不满足，或认为对方超越了界限，双方关系必定出现动荡。不论是有意还是无心，美苏关系的动荡都必定会冲击国共关系。当然国共双方也必然要想方设法地利用美苏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