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社会民族国家建构视阈下的政党权威析论
摘要：政党权威既是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产物，也是民族国家建构的客观要求。在民族危机背景下，随着近代中国整体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主义滥觞，现代政党应运而生并担负起建构民族国家的使命。然而，民族国家建构的极端复杂性在客观上决定了政党必须具备高度的权威。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强大的中央权威进而成功地推进民族国家建构的事实，在理论和实践上印证了政党权威在近现代中国社会进步发展中的特殊意义。新形势下，维护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政党权威；中国共产党；中央权威
中图分类号：D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12-0022-07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加强党性修养与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研究”（2015YZD15）；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研究”（16XDJ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永（1974-），男，安徽怀远人，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教务处处长，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研究。所谓政党权威，是指政党在社会政治活动中所产生的被认同和服从的政治影响力。政党权威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深刻地影响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走上政党政治的发展道路，并突出政党权威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特殊意义，显见原因是构建民族国家的客观要求使然。也正因如此，政党与民族和国家之间互动所形成的“政党—国家”关系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线。但最终决定“政党—国家”关系走向的是政党权威。而且，政党权威的强弱，不仅决定着政党本身的命运，也决定着民族国家的命运。这一点在近代中国政党政治斗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斗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民族复兴的政治领导核心，根本原因就在于建立了被人们所广泛接受和认同的强大的政党权威。
一、近代中国民族国家与政党、政党权威的历史演进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社会特殊语境下，构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即民族与国家有机结合和统一的国家形式，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客观趋势。
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建立的前提和根本。“当民族形成了对国家的认同，把国家当做维护自己利益的机器，当做自己的政治屋顶的时候，这样的国家也就成为民族的国家，即民族国家。”[1]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存在的最大缺陷恰恰是对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集体缺失。尽管“中国”“国家”在历史上早已形成，但基本上是一个泛泛而论的文化实体概念，还谈不上现代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实体，并且“中国”从未以国家的形式在近代以前的历史上出现过。中国自统一王朝建立之后直至晚清，一直缺乏一个一以贯之的“国家名称”，而只有王朝名称。不仅如此，在民族主义视阈内，以“中央帝国”和“汉民族为中心”的“中国”文化，不仅不是国家认同的标志，反而是导致国家认同的障碍——进一步强化了各少数民族的种族意识。因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虽然存在着多民族的融合，但并未形成过统一的国家认同观。对此，梁启超把中国人国家观念的缺失深刻地总结为三个特点： “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2]。因而，他明确提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国家而已。”[3]孙中山亦指出：“中华民族者，世界最古之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亦世界最文明而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然此庞然一大民族则有之，而民族主义则向所未有也。”孙中山比梁启超更进一步看出问题的本质，他认为这是封建专制统治的结果，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解决国家认同问题——“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治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治成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4]。因為国家认同的缺失，所以近代中国虽然民族众多，但民族凝聚力却大打折扣，具体表现为在抵抗外族入侵时如一盘散沙，屡战屡败。导致国家认同缺失的主要原因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三大内在结构性缺陷：第一，传统封建王朝的“家天下”专制体制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民天下”民主体制相龃龉（在民族国家中，“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是通过一套完整的制度化机制来实现和保障的。这种制度化机制就是民主制度。通过民主政治机制，民族国家实现和保证了民族的全体成员即人民对国家政权的控制，使国家成为人民能够掌控的对象，从而保障了民族对国家的认同。”[5]）第二，传统封建王朝皇权（代表国家权力）的无限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国家主权的有限性之间相抵牾。第三，传统封建王朝体制下多民族种族（或族群）身份的各自认同与现代民族国家共同民族身份认同的差异。除此之外，在鸦片战争后，以反满主义为代表的各民族起义和西方列强的侵略交织在一起，特别是西方列强对中国主权的践踏与瓜分，严重削弱了清王朝作为国家主权象征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一个无力阻止外国数次攻陷首都或制止外国对中国领土进行抢掠的王朝显然失去了天命”[6]），使其根本无力承担起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重任。尽管晚清政权也试图以自强新政促成国家富强来抵御外侮，即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循此思路发起的“洋务运动”虽然在实践中促进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甚至被史家誉为“同治中兴”或“同光中兴”，但在本质上不过是为维护传统封建王朝旧体制的最后抗争，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几乎没有关联。对此，芮玛丽把“同治中兴”这段历史概括为“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反抗”。她认为，“同治中兴”就是那些深受儒家文化教育和影响的保守派们试图在不对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体现这种价值观的制度进行革命改造的条件下改善中国政府，使之在近代世界中立于不败之地所做的努力[7]。费正清同样认为，“中国近代化的失败是她的统治制度的失败，也是封建士大夫的思想意识与西方文明无法融合而导致的失败。”[8]尽管他们的论析有失偏颇，但他们的确看出了晚清政治发展的病症所在。这已然表明，日渐式微的传统政治文化已经无力有效调控由西方入侵所带来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