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领导党和人民缔造并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程中,根据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政治力量及国际格局的变化,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毛泽东在领导党和人民缔造并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程中,根据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政治力量及国际格局的变化,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德国汉学家沃尔夫冈·梅耶教授接受《华人世界》采访时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有创造精神的人。他的思想是他不断创造的结果,可以反映出他个人的特质,也是他力量和勇气的表现。”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时提出了“一条线”的构想。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主任萧延中教授接受《华人世界》采访时说:“这个思维是世界政治的一个创举。它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体系,美国、苏联、中国通过这个划分来相互牵制,相互制约,达到相对稳定。它对于当时世界政治格局的均衡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瑞典汉学家克里克纳在接受《华人世界》采访时说:“毛泽东是个伟大的领袖,他发展了马克思理论,又成功地将中国推向了世界。”
关于“三个世界”理论,克里克纳说:“根据资料显示,二战后,整个世界形成了美、苏为中心两个阵营对抗。面对美、苏的对立,想用不明确立场,保持中立的外交政策,显然行不通。只有明朗的外交态度,才可能赢得强有力的国际援助。那时中国与美、苏的实际关系决定了在当时只能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事实上现在来看,这个决策是很正确的,但是它也有缺点。‘三个世界’的划分不是推翻以前的思想,而是一个对以前思想进行调整的思想。”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毛泽东思想结晶的体现
沃尔夫冈·梅耶教授说:“从‘一边倒’的外交决策到“三个世界”的思想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毛的独立、和平理论。”
1953年2月，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6月，为了促进我国同印度、缅甸及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它的提出和倡导是毛泽东思想结晶的体现。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进一步凸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沃尔夫冈·梅耶教授说:“我认为,毛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很独立,并且把这种独立的思想运用在自己的思维判断中。”
“我们的手握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他指示基辛格“探索同中国人民和解的可能性”。1969年8月尼克松先后托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领导人传话,表示要与中国和解。同年年底,中国方面做出了相应反应。之后,两国关系开始松动。
从中国方面看,1970年秋天,斯诺和夫人海伦·斯诺再次来到中国,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他们并合影,当时毛泽东说:“我没有变,你也没有变。”随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斯诺夫妇的大照片。
萧延中教授对《华人世界》说:“开始,大家都无法理解这个背后会有什么样的含义,后来知道,毛泽东是在用很巧妙的方式,向美国总统传递一个信息——中美关系要解冻了。毛泽东的这个做法其实是非常符合中国人的思维和文化背景的,用含蓄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即使对方不接受这种信息,也不会丢面子。我们现在来看毛泽东,他身上是浓缩了非常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
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中美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到北京访问,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毛泽东见到来访的尼克松时自信地说:“我们的手握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挥洒自如的气度令尼克松折服。临别时,尼克松将一个白宫专用的高脚杯赠给不爱喝酒的毛泽东。后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毛泽东却说:“我想念他。”
“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建立友好关系”
毛泽东曾说:“我们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为了和平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建立友好关系。”
70年代初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的成功握手都促使日本想尽快与中国建交。另外,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打破意识形态“一边倒”的局面,中国意识到需与邻近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友好的关系,共同进行反殖反霸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
1972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访问北京时说:“过去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我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随后,毛泽东赠《楚辞集注》给田中角荣。
对此,日本汉学家竹内实对《华人世界》表示:“1972年,田中角荣来到中国,他迈出这一步是很有勇气的,对于我们当时的中国问题研究者来说,这就是一下子摘掉了头上巨大的压力。此后中日民间交往就进入了一个很好的时期。他很有远见卓识,很有决断力也很灵活。我曾应日本一本杂志的邀请,写了一篇文章,谈到中日现在的外交,中间的有些观点现在看已经是对的了,日本首相一访华,我们头上的压力就减轻了一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