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略探求与中国对外关系新近改善
自2008年特别是2012年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经历了一系列重要变化。至2016年G20杭州峰会前夕，中国对外关系呈现以“战略经济”和“战略军事”为基础的“大战略”框架思路，在处理周边事态和大国关系方面均有建树。更显著的战略态势变动发生在2017年，中国与菲律宾、新加坡及其他东盟国家的关系迅速改善，与日本、韩国、朝鲜、印度等的关系呈现全面温和化形势。截至当前，我国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关系仍在调和之中。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大战略十年”中国的对外关系逻辑？所谓“特朗普冲击”对中国国际形势改善而言意味着哪些机遇和新问题？基于“全面温和化”的整体态势，如何认识下一阶段战略重点及可能前景？对此，本刊特约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
大战略十年：中国对外
关系态势变动
《领导文萃》：您如何认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的战略态势变动？
时殷弘：可以区分具体时段，考察近10年来的中国对外关系。其中，2008-2012年国际格局出现较大变动，中国外交在适应过程中，既有成就也有某些波折。从2008年秋季开始，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首先在美国爆发，继而迅速蔓延到世界大部分地区，西方国家由此开始进入一个相对衰退的历史区间。同时，急速崛起的中国则进入当代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大阶段”，其基本面貌让世界颇感有些“陌生”。中国作为巨型民族国家，具有急剧增长的经济、金融和军事实力，在多个国力标志领域已拥有或接近拥有世界第二强地位，并且寓于一种权力相对集中且高效的国内政治体制及操作机制之下。中国当然也面对巨大、多样和复杂的国内挑战，但也更加关注对外事务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影响，这不仅是由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必需的要求，也包括领导层对地缘政治战略权利以及世界大国地位的基本预期，国家军事力量实质性提升，国内大众的民族主义理念以及“胜利主义”心态等。2012年前后，中国对外战略自信度和“强硬度”有所提升，在不同的阵线上开始出现“迫近底线但不突破底线”的战略方针以及操作方略。作为一个对外政策加速转型的强国，在相当短时间内有了不同于先前一个时期的战略话语和战略实践，不可避免地导致外部国家及自身的准备不足甚至某种困惑情况。
这一时期中美竞争关系主要集中于中国紧邻周边及相关海域。与若干年前的图景不同，中美竞争一直在迅速演化，对中国外交有效性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美国方面在外交和战略阵地上有一定的斩获，一方面源于奥巴马政府在东亚和东南亚不遗余力、不失机会争取外交收益的行为；另一方面，也主要受益于区域内机会性的事态或国际便利，这些事态主要不是由美国决策者造就，而是一种“现成利用”，包括日本、韩国、缅甸等发生的政治变化和对华心态调整；周边国家面对巨型中国的崛起、远程军力的大力建设和海军活动的扩大，产生的忧虑和怀疑；中国与邻国间广泛存在的领土和海洋纠纷，互相冲突的主权宣示，以及由此而多发的各国民族主义情绪、不断激化的战略安全意识；中国自身对外政策决策也存在可改进之处，其中可能的问题被区域内一些国家利用，它们甚至期望通过与中国对抗，得到美国的回报以及国内选民的支持。
根据学界的观察，党的十八大之前的数年之间中国与东亚和东南亚邻国关系中有一个显著的趋势，就是从公众到国家层面的“胜利主义”意想，公众层面相对更显著。当时有一个概念叫“两国集团（G2）”，是关于中国对外政策方向的非传统的理念，吸引了不少中国对外政策精英的兴趣。G2的核心观点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国，其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已经是要尽最大努力，与超级大国美国结成稳定而且大体合作的关系。这一理念实际上忽视了中国在对外战略方面的两个关键重心，即对美关系与近邻关系。后者在特定时刻具有更加微妙和关键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的“胜利主义”还源于其他一些原因，主要是持续上涨的民族主义与媒体炒作，这些因素是否影响政府决策，还没有确切证据，但实际政策似乎确实证实了某种干扰或制约。另外，由于日益复杂和多样化的国家构成，不同部门缺乏协调的问题凸显出来，一些观察者甚至认为“军方、关键部委和国有公司的新一代官员已開始定义中国如何应对世界，这种定义可能不那么协调和统一”。2010-2011年间，奥巴马政府高级幕僚就曾断定，中央政府之外的分散权力使中国不大可能形成一个“温和”的对美政策。所有这些分析提示了一点：政治领导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们的眼界、抱负、意志力和战略技能至关重要，即使有国内民族主义、官僚机构政治和外部环境复杂挑战，也不能干扰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正是基于这一点，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赢得了家门口的数次外交考验。
《领导文萃》：您如何认识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对外关系战略思路？
时殷弘：2012年新一届领导集体执政以来，有一个事实可以得到确定，就是中国对于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特别是从东海岸到第一岛链的西太平洋西部获得各种软硬权势，具有日益增长的宏大抱负。这在中长期无疑会削弱甚至最终制衡美国在本区域的支配的优势。其中服务于这一目标的主要政策工具包括两类：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
大致来看，2012-2014年，中国主要使用广义的战略军事手段，集中体现为中国战略军力建设的加速突进、中国海上及空中战略军事活动范围的显著扩展、中国对美国的强劲和广泛的战略军事竞争与对立、中国对日本的对抗、中国在南海和东海争端中的强硬态势以及密集的准军事活动。评估它们的双重效应，可以发现这些战略行动显著增进中国的硬权态势，包括战略军力增强，战略活动范围急速扩展，以迅速增强的军事实力地位有力支撑了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领土领海主权声索。
辩证来看，它们也多少妨碍了所谓的“国际软权势”，增进了中国东部周边战略外交环境复杂性，同时与日本以及美国的军事冲突风险有所增强。这一时期也出现了美国战略再平衡和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进程。这在另一种意义上或许意味着：战略军事手段虽然有效，但如果长期延续，也存在一定的风险甚至“战略透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