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之手
1924年到1927年，国共两党在中国南方兴起国民革命运动，并迅速通过北伐底定东南、睥睨天下。这段历史，国共两党有不同表述，中共表述为国共合作，国民党则坚称是容共。国共这段姻缘，一个明言乃明媒正娶，一个则暗示为金屋藏娇。其实，如果没有苏俄这个大家长，年龄、实力、经历、气质迥异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怎么可能捏合在一起？国民党俯尊屈就，当然不是为了共产党，而是背后有苏俄这个财大气粗的“丈母娘”。用中国民间俗称的“倒插门”来形容当年国、共、苏三方的关系，倒是意外地贴切。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国共这段因苏俄而起的姻缘，其走向破灭，和苏俄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从1926年初开始，随着蒋介石迅速崛起，国共合作的局面已经显现出越来越多的阴影。11月，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三攻南昌，终于拿下后，南昌与武昌之争浮出水面，事实上，这是国共正式走向分裂的一个重要起点，或者说是蒋介石和苏俄分道扬镳之始。
1924年，蒋介石主持黄埔军校，实现练兵夙愿，可谓一路顺遂。两次东征，实战中造就一支直接渊源于他的新式部队，也奠定他在广东国民政府中的地位。“三二○”事件后，汪精卫出走，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的强人统治更是呼之欲出。1926年7月9日，广州东校场，当蒋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手中接过北伐大旗，纵马检阅三军将士时，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留下了一生中最英武的身影。
不过，北伐虽然出师告捷，国民革命军所向披靡，蒋介石的北伐之路却不如希望的那样顺利。战争对普通百姓是残酷的，而对另外一些人却是通向更广阔的权力之路的良机。
裂痕乍现
蒋在广东坚持要北伐时，激荡在心中的不会没有君临天下的欲念。然而，战争一旦打响，实力立即决定一切，此时，雄心勃勃的蒋介石就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参加北伐的八个军中，他亲手调教的只有第一军，北伐军总司令的荣衔并不足以使其他人真正俯首称臣。对于唐生智、李宗仁等军事领袖而言，蒋介石掌控的其实也就是和他们一样的一个军的实力，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唐生智等的心思，蒋介石当然明白，在北伐军奋力北进，底定两湖已成定局时，他亟思在江西为自己打开一条出路。因此，攻下南昌后，蒋立即将总司令部设在南昌。表面上的理由是：要底定东南，稳定两湖，“军事重心系在南昌，东连浙，北接皖，西南又与湖粤相连”。
南昌攻克前后，在武昌的一次军民集会上，场内的工人公开喊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消息很快传到蒋介石这里，对蒋这样疑忌颇深的人来说，乍闻打倒自己的口号，内心岂止是震怒而已。
北伐开始后，唐生智势力蹿升之快的确有点让人出乎意料，从1926年中倒向广东方面到这年年底，仅仅半年时间，就俨然有和蒋介石分庭抗礼之势，如苏联顾问所说：“唐生智和总司令部都力图拉第一把小提琴。”唐地位的这种变化，既由于其本身实力的上升，也有风云际会的机缘，更和共产国际及中共方面的支持密不可分。赫赫有名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加伦说得很坦率：
“之所以需要唐是要将他作为与蒋介石相对抗的力量。需要通过唐掌握蒋介石。为此，他应当在军事委员会里，在国民军中和在政府里占据所需的位置。”
问题很简单，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了苏俄很强的忌心。由于苏俄一开始对中国革命援助的军事重心还是放在国民党身上，当军事将领壮大后，尾大不掉就成了一个难以避免的难题。为保持国民革命方向不致被蒋介石控制、防止一人独大，苏联顾问有意识地在北伐阵营里寻找能够和蒋介石抗衡的人物。此时，唐生智以其雄踞两湖的军事实力主动靠拢，为苏方看中，挺唐抑蒋成为某些苏俄顾问津津乐道的话题。毕竟，唐生智实力逊于蒋介石，在党内更属新进，驾驭起来要容易得多。
受辱
作为中国革命的援助者和实际指导者，苏联不想看着他们帮助壮大的军事将领的脸色行事；而蒋介石之流在自身壮大后，也不想继续受制于人。苏联希望出现多头局面，但这些多头中的任何一头，都希望自己的头比别人更高，因此，每一次的平衡都意味着新的不平衡。
1926年12月13日，刚刚抵达武昌的鲍罗廷召集国民党部分党政领导人举行谈话会，提议由在武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等于无形中取消了蒋介石的党政最高领导人地位。视权如命的蒋介石当然不会听任自己手中的权力轻易被人剥夺。
1927年1月3日，蒋介石乘张静江、谭延等中央执行委员路过南昌北上武汉之际，召集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迁都问题待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再议。1月中旬，蒋介石赴武汉，游说武汉国民党领导人迁驻南昌，12日，在欢迎蒋介石一行的宴会上，鲍罗廷直言不讳地告诫蒋：“你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他的。”当着众人的面，受到如此强烈的批评，蒋介石在日记中咬牙切齿：“生平之耻，无逾于此。”
鲍罗廷之所以对蒋介石如此不留情面，固然是蒋介石坚持己见，拒绝将国民政府移驻武汉，已经表现出自立权威、脱离鲍罗廷轨道的企图，难以为鲍所容忍。同时，莫斯科方面传来的声音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1926年12月1日，布哈林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发言，声称中国革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前夜，将形成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专政，“我们的政策是不断设法夺取军队、政府及各省和中央国家机关中的阵地”。在此背景下，蒋介石作为军事强人当然越来越难以被苏俄容忍。
鲍罗廷对蒋的当面批评虽师出有名，但明显不够策略，起码是打草惊蛇，使蒋介石从此以后走上了与苏联离心离德的不归路。用蒋介石的话说就是：
“我校长教学生还没教得这样子严重。乃在宴会场中几百人的中间，把我一个国民革命军的领袖，又是中国国民党里面的一个领袖，来给他一个外国顾问苏俄代表当奴隶一样教训，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咬牙切齿地发誓：“我哪里可以放过你！”
蒋介石回到南昌后，立即强烈要求撤换鲍罗廷，虽然鲍罗廷事后曾暗托宋子文等对蒋表示歉意，甚至声言今后愿与蒋一同随军行动，“不问中央事”，仍不为蒋所谅解。即使在莫斯科明确表示拒绝将鲍罗廷撤换后，2月下旬，蒋介石在九江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谈话时仍坚决要求撤换鲍罗廷，甚至不惜以“我们准备决裂”相威胁。
抉择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蒋介石留在南昌，没有到会。会议决定将一切军事、政治、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集中于党，确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制度，规定总司令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这次全会实际撤销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蒋介石在国民党正常组织程序中可以说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但是，蒋并不甘于由此出局，会议的批判将要被武器的批判所取代。1927年3月，蒋介石控制下的赣州、南昌、九江、安庆接连发生反共事件，宣示蒋介石与中共、苏俄已渐行渐远。不过，由于蒋介石遇事多虑的性格，尽管动作频频，但要下决心与苏联及中国共产党彻底决裂，蒋还是颇费掂量。何应钦、顾祝同等多次在蒋面前表达对共产党的不满，谈起来兴味十足、“激昂唏嘘”，但蒋的态度却阴晴不定，时而愤而应和，时而痛加训斥，弄得何应钦一干人常常灰头土脸。
李宗仁则回忆，当时因为与苏俄和中共关系问题，蒋“面色沮丧，声音嘶哑”。蒋介石结义兄弟黄郛的夫人沈亦云回忆：由于举棋不定，神经紧张，蒋精神接近崩溃，有一次和张静江、黄郛三人聊起时局时，突然激愤之下往里走，急得双腿残疾的张静江连声呼唤黄郛，要他追进去，防止其一时冲动，自尽谢幕。
痛苦、犹豫之后，蒋介石终于作出抉择。3月21日，一直积极反共的邵元冲日记记有：“静江谓介石对于与共产党分离事已具决心，南京定后，即当来宁共商应付。”26日，蒋进入上海。次日召集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邵元冲等到总部行营，秘密“开会讨论与共产党分裂之办法”。蒋介石的变化，他身边的苏俄顾问有最切身的体会：
“我在观察他的时候发现，在他的举止和面部表情中，出现了某些新的东西：他满脑子装的是自命不凡，唯我独尊的意识。我们以前每次见面时，他一般都很随便热情。而现在，他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模仿拿破仑，把两手交叉在胸前，噘起下嘴唇，作出看不起人的表情。”
入赘的女婿，显然已经不满足听命于人，要做自己的主人了。国、共、苏这场奇怪的姻缘，就这样走到尽头。当初，国共的结合就不无拉郎配的意思，后来，苏俄继续要主宰一对新人的命运，也未免显得有点霸道。
无论如何，国民党通过这一次合作，取得他们自己都未必能够料到的巨大发展，成为最大的赢家。
由此开始，国、共之间，种下了数十年较量的前因。（待续）
作者为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