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从一个黄埔军校的学生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中华民国”总统，只用了十余年的时间。此后，他作为国民党首脑人物，盘踞政坛近半个世纪之久，无人与之比肩。但蒋介石的专制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残酷的政坛角逐曾使他经历了三次沉浮。
但蒋介石的三次下野，明为“下野”，实则大耍手腕，纠集力量，以求卷土重来。
历史被无端拨弄得乱云飞渡，血海深沉。
第一次下野：得到美女、外援和权力
1927年，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帮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血雨腥风中建立了南京政权。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失败。但新桂系不甘心对蒋称臣，尤其是蒋介石独裁专制、排除异己的行为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反蒋”言行时有所闻。于是，蒋介石在打击共产党人之后又密令何应钦执行剿灭桂系的计划。与白崇禧私交甚厚的何应钦不愿无故翻脸，拒不执行这个计划。这引起蒋介石的怀疑，认为“何已经软化”，二人关系紧张起来。李、白知道蒋的阴谋后，愈发感到这个人“阴险”、“不可靠”，遂加紧纠结各方反蒋势力，准备把蒋介石赶下台。而汪精卫扬言 “一切均可磋商，对蒋氏个人，绝不能相谅”，把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从武汉调至九江地区“东征讨蒋”。8月9日，唐生智发表讨蒋通电，称蒋介石“以军治党，以党窃政”，要求“海内忠实同志共起而平乱”。
蒋介石惊恐万状，为了抵抗大军压境，将主力部队全部调来防御，造成徐州空虚，直鲁军阀趁机攻占徐州。尽管蒋介石亲临徐州督战，并扬言此次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但结果败得很惨。他没有自省，反而把责任加到前线总指挥、第十军军长王天培身上，不问情由，不经审判，便处以枪决。他这种诿过于人、功归自己的作风，引起各部将领的极大惊恐。王天培是黔军将领，与何应钦同庚，何对此颇有兔死狐悲之感。李宗仁、白崇禧生怕做了“王天培第二”，决计寻机对蒋发难。李宗仁将第七军部署在南京以西地区，又联络浙江周风岐的二十六军将部队开到南京，形成包围之势。
蒋介石败退南京后，还在耍两面派手法，一面致电冯玉祥表示赞成宁、汉合作，一面又邀白崇禧率部与武汉汪精卫作战。但桂系已经控制了南京四周，故而向蒋摊牌，白崇禧公开顶撞蒋介石，拒不执行对武汉作战的命令。其他反蒋分子也纷纷表示愿意与武汉“妥协”。
蒋介石意识到他们在“逼宫”，便以辞职相威胁，但别人都不吃他这一套。
1927年8月12日后，支持蒋介石的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也宣布辞职，离开了南京。蒋介石窝了一肚子火，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深夜，忧念国事。如何可使革命根本解决耶？”
蒋介石辞职后于当晚乘火车去了上海，次日回到了奉化老家。身边仅带十二个卫士。事实上，他并不真想当什么“山野之人”，而是仍紧紧抓住黄埔毕业的军官不放。同时，通过陈果夫、陈立夫二兄弟，控制各地党、政干部，为他复出进行军事、政治上的准备。
9月28日，蒋介石在张群等人的陪同下，由上海乘轮船前往日本。他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和陆军大臣向川义则等政府政要进行了多次密谈，取得了他们的政治支持和巨额经济援助。同时，拜见在此养病的宋美龄的母亲倪氏。他知道，要想增加自己东山再起的筹码，必须和宋美龄“政治联姻”，而要得到这位“如夫人”，必须先征得宋美龄母亲的同意。这是决定他以后政治生涯的重大抉择。蒋介石在拜见倪老夫人时温文尔雅，投其所好，并且像她一样皈依了基督教。倪氏竟欣然同意了他与“宋氏三姐妹”中最小的女儿宋美龄结婚。
两个多月后，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鉴于当时形势，原来的不少国民党人纷纷主张蒋介石“复职”，收拾国民党内部的混乱局面。
12月16日，汪精卫被迫偕夫人陈璧君去了法国。蒋介石的一个强大对手暂时消失了。
此时，北方的冯玉祥和阎锡山想对张作霖作战，也主张蒋复职。何应钦则要蒋出来“主持军事”。这样，他们召开的预备会议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议题，并决定由蒋来负责筹备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此前成立的与蒋介石对着干的南京“特别委员会”当即解体，胡汉民、孙科等一班人被迫“出洋”。至此，蒋介石扫除了一切障碍。1928年1月4日蒋介石从上海抵达南京“主持大计”，1月9日正式通电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接着又担任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最高职务。可谓权倾一时。从他下野到重掌大权仅一百一十六天。
第二次下野：重起炉灶，实现各派势力大联合
蒋介石重新上台后的日子并不好过。内部争斗，危机四伏。独裁专行、对日本侵略者的暧昧态度等，使他仅执掌了四十三天大权后，再度下野。
张发奎原为汪精卫任命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广州兵败后投奔了蒋介石。但蒋介石对他十分不放心，欲消灭所部。张发奎大为震惊。1929年9月17日，张发奎在湖北打出“拥党拥国军”的大旗，发表《拥汪讨蒋宣言》，电请汪精卫回国。汪精卫决定回国抗蒋。
命运多舛的中国，陷入了混战之中。为赢得中原大战的胜利，阎锡山邀请各方反蒋势力集会于山西太原，声讨蒋介石的种种罪行。会后，五十七名将军和八十一名著名人士在太原通电全国，要求蒋介石下野，并拥戴阎锡山为海、陆、空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
蒋介石为巩固自己的政权，请回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出任立法院长。但是，这个曾主持南京国民政府并担任过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元老级人物，在蒋介石心目中不过是一个可利用的“摆设”而已。1930年年初，蒋介石未经立法院通过，就与日本签订了《关税协定》，因而引起胡的不满。蒋又擅自公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胡更不满。11月，蒋介石欲通过《训政时期约法》，设置总统，置“五院”于总统之下，遭到胡的坚决反对，这使得蒋甚为恼火，二人激烈争吵达到白热化。1931年2月26日，蒋派人给胡汉民送去一个请柬，约28日于总司令部晚餐。胡如期到达约见地点，遭到蒋介石无端指责，随后被兵警押送至南京近郊汤山扣押。
此事在朝野引起轩然大波。
3月14日，汪精卫在香港发表《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今者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出于强盗之径……以如此之人，而谓将制定约法，实乃骇人听闻。”
胡汉民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利用铁道部医官前来看病之机，让其传话给古应芬、孙科，授意他们去广东，依靠粤系军阀代表、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的军事力量，联合桂系、汪派，开赴广州，另立中央，讨伐蒋介石。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和孙科等很快在广州形成一个反蒋联盟。
4月30日，他们联名发出《弹劾蒋中正提案》的通电，指责蒋介石犯有“六大罪状”。蒋被迫向中央监委“自请查办”。5月30日，以陈济棠为首的广东将领十多人，也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声称：“今蒋氏罪恶贯盈，神人共愤，四海之内，愿与偕亡。”5月11日，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也发表通电，宣称：“蒋中正包藏祸心，自盘踞南京中央以来，窃党祸国，无恶不作……尤望全国民众，党中同志及各方革命袍泽，乘时奋起，会师长江，抵定金陵。”5月24日，孙科、陈友仁、许崇智等人来到香港，在汪精卫宅举行会议，决定立即前往广州反蒋。
5月25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曾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领衔发出通电，要蒋介石四十八小时之内引退。5月27日，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指责南京之“党部为个人势力所劫持，实无存在之价值”，推举汪精卫为首任国民政府主席，又在燕塘阅兵。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如果说各派势力的“逼宫”已使蒋介石焦头烂额，那么“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则直接导致了他的下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作为东北军统帅的张学良想下令抵抗，可是蒋介石电告：“切请采取不抵抗主义，勿使事态扩大，影响外交解决。”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愤怒。
12月15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在各方压力下被迫宣布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及陆海空总司令等职。
为减少今后复出时的障碍，蒋介石在辞职当日首先召开国务会议，一举改组四个省政府，任命顾祝同等为几个省政府的主席。而财政部长宋子文也带领所有工作人员集体辞职，并带走了所有账本。这就为蒋的再起埋下了伏笔。
蒋介石返回故乡溪口后，根本没有赋闲下野，而是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
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争权夺利愈演愈烈。最早公开支持蒋介石的，是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发起“九省联防”，他们希望借此同胡汉民在广州成立的“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相对抗。陈济棠又倡议“西南五省大团结”，张学良、阎锡山、冯玉祥等也在筹划“北方六省大联合”。国民党可谓四分五裂。面对这种形势，蒋介石感慨道：“哲生（孙科）庸暗，季新（汪精卫）狡猾，当此危局，余苟不力为支持，天下事尚可问乎？”
孙科上台后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外交和财政，他深感新政权难有作为，因而在参与逼蒋下野不久，不得不给蒋打电报请其“莅京坐镇”。1932年1月4日，孙科迫于形势，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南京政权出现危机。
淞沪抗战爆发，亲蒋派乘机提出“请蒋先生到南京主持中央政治会议”的动议。1932年3月1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选定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至此，蒋介石终于再次重掌军事大权，“蒋委员长”的称呼，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成了他的专用名词。伴随着蒋介石的下野与再起，国民党内各派势力相互达成妥协，逐步形成了以蒋介石为主导、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
第三次下野：内外夹击，找了一个替罪羊
蒋介石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下野，有着深刻的国际与国内背景。
1946年7月，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国内战争。但老蒋屡战屡败的表现令美国很失望。至1947年5月，仅国民党正规军就被歼灭九十个旅。蒋介石的军队已经陷入绝境。此时，竞选成功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想在中国“换马”。1948年10月，他通过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国务卿马歇尔建议：“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
1948年下半年，形势急转直下。尽管蒋介石亲自督战，也没能挽救败亡的局面。10月，辽沈战役结束，蒋军五十万人被歼灭，自此国共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12月，淮海战役进入尾声，蒋介石嫡系部队几乎丧失殆尽。东北、华北全境以及华中、华东的长江以北地区均为解放军夺取。
而“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乘蒋之危，搞了一场逼宫的闹剧。他统领五十万大军于武汉，与两广相呼应，操纵整个中南。并于12月24日发出“亥敬”电要求蒋介石下野。紧接着桂系李宗仁等又提出与中共的五项和谈主张，第一项便是“蒋下野”，声称，如蒋不引退，“将以武力对之”。豫、湘、鄂、桂四省主席也致蒋电：“敬请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国事听国人自决。”
内外夹击，四面楚歌，蒋介石夜不成眠，催眠药物再也不灵了。1948年12月31日，在总统官邸举行的新年团拜会上，蒋介石发表了事先拟好的《新年文告》。这个文告是由政府秘书长张群代念的。洋洋洒洒数千字，中心内容是向毛泽东“求和”。至于个人进退是用隐晦的词语表达的，文告最后的字句暗示：“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
针对蒋介石的文告，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评战犯求和》等一系列评论，抨击作为“第一号战犯国民党匪首”蒋介石此时求和“是虚伪的”，“未免滑稽”、“实在可恶”，揭露其利用和谈来保存实力的“阴谋计划”。1949年1月14日，新华社又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包括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等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号召人民解放军对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这个立场鲜明、态度强硬的声明，震惊了南京国民党政府。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发表谈话：“欲实现国共和议，非蒋介石去职不可。如蒋再不引退，只能施之以压力。”
1月21日上午，南京中央社播发蒋介石声明：“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本人因故不能视事，决定身先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行总统职权。”消息发布之后，蒋介石在宋美龄、蒋经国及部分亲信陪同下，拜谒了中山陵，向孙中山塑像三鞠躬，伫立无语。下午4时，蒋介石乘坐“美龄”号专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在绕南京城两周后，朝老家浙江奉化方向飞去。蒋介石每次“下野”都无一例外地选择老家溪口作为他的“精神家园”。
李宗仁成为危难局势中一个“替罪羊”。实际上，蒋介石并不甘心“引退”，他躲在幕后依然控制着政局，设置重重障碍，使得这个“代总统”寸步难行。
最后的逃离
在这第三次下台前，蒋介石已经做了一系列人事安排，让其亲信掌握党、政、军及各省大权。他虽然名义上隐居溪口，却架设了七部电台，军务局长俞济时侍奉左右，随时操纵着局面。而前来请示“总裁面谕”的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仍络绎不绝。溪口成为事实上的“陪都”。
除了人事上的安排，蒋介石在物资上也进行了调运。美国新国务卿艾奇逊曾说：“他（蒋）在辞职以前，已把中国的外汇和货币储备全部搬往福摩萨（中国台湾地区），并要求美国把预定运往中国的军事装备运往福摩萨。”据称，是蒋经国到上海完成了这一搬运使命，并下令军队将中央博物院的文物、古籍、所存军火也运往台湾。这样，使李宗仁“既无经费又没有军事装备的来源了”（《艾奇逊回忆录》）。李宗仁空有“代总统”的虚名，绝少掌握南京政府的权力。
4月1日，李宗仁派出了张治中等六人赴北平与中共谈判，由于其坚持“隔江而治”的宗旨，致使谈判最终破裂。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并很快占领南京。蒋介石不得不离开老家去了重庆、成都。是年底，解放军先头部队逼近成都。在隆隆炮声中，蒋介石带着蒋经国等人，于1949年12月10日下午从成都凤凰山机场乘军用飞机仓皇逃往台湾。
1950年3月1日，喘息甫定的蒋介石在台北宣布复职，重任“总统”，并罢免已去美国的“代总统”李宗仁。此后蒋介石一再连任四届国民党总裁，以“光复大陆”作为毕生的梦想，直到他1975年4月5日以八十八岁高龄在孤岛病故。■
（责任编辑/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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