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蒋经国报告“奉化之墓庐依然” 在1957年，曹聚仁两度从香港前往中国内地。 其中的一次，是在4月来到北京。4月16日，他应邀出席了毛泽东主席欢迎伏罗希洛夫的国宴。在这次宴会上，毛泽东公开宣布：“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5月5日，曹聚仁再一次前往北京。曹聚仁夫人邓珂云也去了北京。据邓珂云在笔记中记载：“1957年春夏之交，聚仁在京住了一些日子，总理接见后，我们就离京……目的是到庐山和溪口二地，那是和老蒋有密切关系的两个地方。”
邓珂云在笔记中还记述了行程路线：乘京汉铁路火车到汉口，参观了兴建中的长江大桥。次日乘长江轮东下九江，住花园饭店(蒋介石每次上庐山前居住的地方)。次晨，上庐山，到牯岭。在牯岭看了蒋的别墅(美庐)、庐山大礼堂等地，住了七天。回九江后，又由南路上庐山去看海会寺――当年蒋练兵之处。由海会寺下山，又驱车到星子县。
此后，从星子回九江，乘长江轮船回到上海。在上海住了几天，作了浙江之行：先是乘火车到杭州，三四日后，乘小轿车到绍兴。途经萧山、诸暨等地。在绍兴参观了鲁迅故居后，即去溪口。因溪口住宿不便，当晚他们又折至宁波，次晨，再西行去溪口。
曹聚仁此行，全程由徐淡庐陪同。
曹聚仁在庐山、溪口之行以后，回到香港，便写信给蒋经国并附去所拍照片。他在致蒋经国的信中说：
聚仁此次游历东南各地，在庐山住一星期，又在杭州住四日，往返萧山、绍兴、奉化、宁波凡两日，遵嘱有关各处，都已拍摄照片，随函奉上全份(各三张)，乞检。
曹聚仁向蒋经国这么谈及庐山：
美庐依然如旧，中央训练团大礼堂，今为庐山大厦，都为山中游客文化娱乐场所。这一广大地区，自成体系。
聚仁私见，认为庐山胜景，与人民共享，也是天下为公之意。最高方面，当不致有介于怀?庐山内部，以海会寺为中心，连缀到白鹿洞、栖贤寺、归宗寺，这一广大地区，正可作老人悠游山林，终老颐养之地。来日国宾住星子，出入可由鄱阳湖畔，军舰或水上飞机，停泊湖面。无论南往南昌，北归湖口，东下金陵，都很便利。聚仁郑重奉达，牯岭已成为人民生活地区，台座应当为人民留一地步。台座由台归省，仍可居美庐，又作别论。美庐景物依然如旧。
曹聚仁所称“台座”便指蒋经国，而“老人”则指蒋介石。
曹聚仁向蒋经国这么谈及溪口：
溪口市况比过去还繁荣一点……在聚仁心目中，这一切都是继承旧时文化体系而来，大体如旧。尊府院落庭园，整洁如旧，足证当局维护保全之至意。聚仁曾经谒蒋母墓园及毛夫人墓地，如照片所见，足慰老人之心。聚仁往访溪口，原非地方当局所及知，所以溪口政府一切也没有准备。政治上相反相成之理甚明，一切恩仇可付脑后。聚仁知老人谋国惠民，此等处自必坦然置之也。惟情势未定，留奉化不如住庐山，请仔细酌定。
就在曹聚仁给蒋经国详细汇报了“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之后，中国政局自6月8日起发生重大变化，一场由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斗争席卷中国内地，香港右翼媒体猛烈攻击中国政局。7月19日，曹聚仁又致函蒋经国，劝他不要因为“风吹草动，就意志动摇，改变了原定的计划”：
聚仁此次以5月5日北行，遵命看了一些地方，本月16日方回香港，先后两个半月。这一段时期，有着这么重大的政治变化，也不知尊处意向有什么变动?我的报告是否还有必要?因此，我只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向钧座报告，我已经回就是了。
……以聚仁这两个多月在大陆所见所闻，一般情况，比去年秋冬间所见更有进步，秩序已更安定些。聚仁所可奉告台座者，6月13日我和朋友们同在汉口，晚间且在武昌看川剧演出，社会秩序一点也没有混乱过。海外谣传，万不可信。聚仁期待台座早日派员和聚仁到大陆去广泛游历一番，看看实情如何，千万勿轻信香港马路政客的欺世浮辞。
周氏再三嘱聚仁转告台座，尊处千万勿因为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意志动摇，改变了原定的计划。以聚仁所了解最高方面，千万勿认为时间因素对台方有利。这一因素，对双方同样有利，或许对大陆比台方更有利些。聚仁为了国家、民族，才来奔走拉拢，既非替中共作缓兵之计，也不想替台方延长政治生命。说老实话，中共当局不独以诚恳态度对我，也耐着性子，等待你们的决定。希望最高方面，(勿)在不必弄机谋时玩权术，要看得远一点才是。
曹聚仁在致蒋经国的信中，依然有话直说，并无遮掩：
中共政权获得人民支持至如何程度，聚仁尚无法提出民意测验的统计数字。但毛主席、周总理的威望，还在胜利的初期老人所得万众拥戴之上，这一份威望足以弥补中共本身的缺点而有余。全国人民对政府不无怨言，但人民都相信毛主席、周总理关心他们的生活，一时的困难与错误，毛主席一定会有办法的。
曹聚仁居然对蒋经国说毛泽东、周恩来的威望在“老人”（蒋介石）之上，这也表明他跟蒋经国确实是莫逆之交。曹聚仁明确指出：
聚仁希望老人不要把东欧的纠纷和中共内部矛盾混为一谈，在共产集团中，中共乃是一个安定的力量，并不是促成纠纷的因素。老人总以为中共听命于莫斯科，这是一种错觉，今日的中共，乃是远东的盟主。美国有如战国时代的齐国，苏联则如当年的秦穆公，中共则是当年的晋文公。我们希望太平洋上的盟主转到中国手中来，中共的成功也就是老人的成功，我们对历史该有新的交代。
聚仁认为我们应该面对现实，承认中共担当建国的总工程师，我们不仅要断了“再革命”的念头，而且要帮着消弭海外那些存着“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家。我们不要期待国际大变动的局面，即算世界大战不能避免，我们也要争取一个与民休息的建设机会。聚仁以为我们的心理上，似乎不妨这么说：中共的成功，就是我们的成功。我们可以帮助中共来求进步的。
今日解决台湾海峡问题，除了和平谈判以外，是否还有其他途径可寻，看来是不会有的了。
曹聚仁还说：
聚仁决不考虑个人出处问题，事成之后，决不居功，愿以新闻记者终其身。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当然不惜献身的，我的话说得很切直，希望在最高方面善为之辞。
对于曹聚仁的直言，台湾来人转达了“老人奖惜之意”。也就是说，不仅蒋经国看重曹聚仁，连蒋介石也嘉许曹聚仁。
在金门炮战时扮演要角
1958年，曹聚仁应邀来到北京。当时海峡两岸形势紧张，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炮轰金门。
9月8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曹聚仁。
10月6日，毛泽东写了《告台湾同胞书》，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毛泽东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的前一日，即10月5日，那家与曹聚仁有着密切关系的《南洋商报》，以消息极为灵通的姿态，发表独家重要新闻。此新闻署“本报驻香港记者郭宗羲三日专讯”，内中称：
据此间第三方面最高人士透露，最近已有迹象，显示国共双方将恢复过去边打边谈的局面。据云：在最近一周内已获致一项默契，中共方面已同意从10月6日起，为期约一星期，停止炮击、轰炸、拦截台湾运送补给在金门、马祖的一切船只，默契是这些船只不由美舰护航。
毛泽东的《告台湾同胞书》中的一段话，表明《南洋商报》的消息，完全准确。毛泽东宣告：
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
一家远在新加坡的民间报纸，能够如此准确事先披露北京高层的重要动向，足以表明此报有人“通天”，表明曹聚仁非同一般的背景……
当时，蒋经国多次从台北飞往金门视察前线。他非常关注来自《南洋商报》的特殊消息。
据徐淡庐回忆说：“1958年9月11日我又陪他（引者注：指曹聚仁）五赴广州，因气候关系被阻宿长沙，12日始到。稍停他去港，我留穗，住一月左右，京、穗、港，我做了一个联络员，时紧时松，有忙有闲。在此期间发表了著名的《告台湾同胞书》。炮击金门，震动中外，政治风云时有变幻。
“金门炮战开始后，毛主席、周总理、陈毅副总理都接见了曹聚仁，让他赶快回到香港收集海外对金门炮战的反应。金门炮战间中央派我到广州蹲点，派曹聚仁去香港，我在广州等待曹聚仁的消息，让他将消息告诉我，由我打长途给总理办公室。”
曹聚仁很快又来到北京。
10月13日，毛泽东在周恩来、李济深、张治中、程潜、章士钊陪同下，又一次接见了曹聚仁。毛泽东说：“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保住金门、马祖，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金、马部队不要起义。”周恩来说：“美国企图以金门、马祖换台湾、澎湖，我们根本不同他谈。台湾抗美就是立功。希望台湾的小三角（注：指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最好是一个当‘总统’，一个当‘行政院长’，一个将来当‘副院长’。”
10月15日和17日，周恩来总理又两次接见曹聚仁，托他带话给蒋经国。
台湾涵碧楼纪念馆透露重要信息
我曾多次前往台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我拜访了国民党的党史研究室，希望从蒋经国的“大溪档案”中，查阅曹聚仁的相关档案。令我惊讶的是，国民党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居然不知曹聚仁其人！
其实，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出，当年台湾当局对于密使曹聚仁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到位。
2003年1月，我来到日月潭畔，下榻于著名的涵碧楼。
蒋介石非常喜欢日月潭，游日月潭必住涵碧楼。1949年，蒋介石下令翻新、改建涵碧楼。从此，涵碧楼成为蒋介石的行宫。
日月潭旅游局告诉我，涵碧楼有一个专门的纪念馆，收藏蒋介石在涵碧楼的史料。我赶紧回到涵碧楼，希望能够参观这个纪念馆。我前往涵碧楼总台，这才得知，这个纪念馆如今由于乏人问津，“门虽设而常关”。总台小姐笑道，难得还有像先生这样的人，会对蒋介石仍感兴趣！
于是，总台小姐派人打开尘封已久的纪念馆，让我参观。一进纪念馆，迎面便见到蒋介石、蒋经国在涵碧楼的大幅照片。蒋介石在台湾有十个行宫，他最喜欢的行宫便是涵碧楼。纪念馆里按照当年的原样，复原蒋介石在涵碧楼的办公室。据说，内中的桌椅都是原物，清一色的红木家具。那红木太师椅上，铺着大红绣金缎垫。
我注意到，纪念馆里的档案透露，1958年8月23日，当毛泽东下令炮轰金门的时候，已经预感到海峡两岸局势紧张的蒋介石，正住在涵碧楼思索对策。当金门急报传到涵碧楼，蒋介石在涵碧楼紧急召开高层会议，商量对策。
在纪念馆里，我的眼睛忽然一亮，因为在那里见到一个熟悉而富有神秘色彩的名字――曹聚仁！
我在涵碧楼纪念馆的《风云际会涵碧楼――两岸关系滥觞地》说明词中，见到这么一行字：
民国四十五年（引者注：即1956年）七月，蒋公亲点香港作家曹聚仁前往北京，周恩来在颐和园与曹见面，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问题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构想。
这说明词清楚表明，选择曹聚仁为“密使”，乃是“蒋公亲点”。
我在涵碧楼纪念馆又见到这么一段说明词：
民国四十五年（引者注：即1956年）十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曹聚仁，毛对蒋的态度，已从蔑视转向容忍，并承认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作用，并有“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的想法。
我还注意到涵碧楼纪念馆的说明词中，有这么一段不寻常的话：
民国五十四年（引者注：即1965年）七月二十日，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涵碧楼，听取曹密访北京报告，形成一个与中共关系和平统一中国的谈判条款草案，当时称为“六项条件”。其中第一条即为蒋介石仍为中国国民党总裁，可携旧部回大陆，也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北京当时建议以江西庐山作为蒋介石的“汤沐邑”，意即台湾最高长官在中国内地的起居与办公之地。
所谓“汤沐邑”，原本是周朝的制度，诸侯朝见天子，天子在自己直属领地上赐以供住宿以及斋戒沐浴的封邑。北京方面建议给蒋介石以“汤沐邑”，不言而喻，只有深谙中国文史的毛泽东才会用这样的特殊语言。
据传，这次曹聚仁前往台湾的经过是这样的：
1965年7月18日，时任台湾“国防部长”的蒋经国，亲自乘轮船到香港附近水域接曹聚仁。那天中午，睡意正浓的曹聚仁，被联络人王济慈叫醒。两人乘一辆小车到码头，然后登上快艇，再由快艇送到一艘大轮船边。
曹聚仁登上轮船，见到了商人模样的蒋经国。蒋经国告诉曹聚仁，台湾想和北京方面谈判，希望他把吃透的情况当面告诉蒋介石。
轮船最后在台湾一个偏僻小港停泊。曹聚仁与蒋经国上岸登机，飞往蒋介石在日月潭的官邸――涵碧楼。
关于两蒋在涵碧楼接见曹聚仁的消息，最早见于1978年4月21日的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的《记一次中国统一的秘密谈判》一文。文章的作者是王方，曾与曹聚仁相熟。他在文章中爆“猛料”道：在1965年，蒋经国在极神秘情况下，派了一条小船，专程来港迎接曹聚仁前去台湾。曹登岸以后，立刻坐直升机前往南投日月潭的蒋氏官邸（涵碧楼）。蒋氏父子听取曹密访北京报告，经几次商谈，在曹“国共再携手，一笑泯恩仇”说动下，达成一个“与中共关于和平统一中国”的谈判条款。
王方的这一“猛料”，虽然一度相当轰动，但是遭到台湾方面的矢口否认。这一次，我在台湾日月潭涵碧楼所见到的资料，证实了当年王方的“猛料”绝非空穴来风。
曹聚仁在来台前，曾赴北京，面见周恩来。周恩来托曹聚仁转交给蒋介石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一纲四目”。一纲：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均按蒋介石意见处理。四目：第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所有军政大事安排等均由蒋介石全权处理。第二，所有台湾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中央政府拨付。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还附有毛泽东写给蒋介石的一首《临江仙》词，内中的“明月依然在，何日彩云归”，表明了毛泽东期待蒋介石归来。
曹聚仁与蒋氏父子在涵碧楼商定了六项条件后，立即返回香港，将谈判情况及六项条件报告给了中共中央。
蒋氏父子与曹聚仁在涵碧楼谈定的“六项条件”，全文如下：
（一） 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
（二） 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二十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
（三） 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 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
（五） 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
（六） 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应当说，倘若这“六项条件”能够实现，则台湾在当时便可能与大陆统一。然而，由于紧接着中国内地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在中国内地泛滥，蒋介石对于回归也产生了怀疑，从此国共秘密谈判再度中断……
我沉醉于美不胜收的涵碧楼，更沉醉于涵碧楼纪念馆里这些历史瑰宝。
顺便提一句，1965年，徐淡庐奉命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大使馆首席参赞。在那里，他秘密会见李宗仁机要秘书程思远，商定了国民党政府当年的“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回国：李宗仁从美国飞往瑞士，经徐淡庐安排，乘坐瑞士航空公司班机，从瑞士苏黎世起飞，经日内瓦、雅典、贝鲁特等地平安到达巴基斯坦卡拉奇机场，转往中国。
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因罹患癌症，病逝于澳门镜湖医院，终年七十有二。他的夫人邓珂云在侧。临终，曹聚仁曾反复自语：“我有很多话要向毛主席、周总理说。”病故后，周恩来总理特批曹聚仁长女、次子前往澳门奔丧。
在病重之际，曹聚仁曾致函联络人费彝民，自称是“海外哨兵”：
彝民我兄：
弟老病迁延，已经五个半月，每天到了酸痛不可耐时，非吞两粒镇痛片不可，因此仍不敢乐观。酸痛正在五年前开刀结合处，如痛楚转剧，那就得重新开刀了。医生说，再开刀便是一件严重的事，希望不至于如此。在弟的职责上，有如海外哨兵，义无反顾，决不作个人打算，总希望在生前能完成这件不小不大的事。弟在蒋家，只能算是亲而不信的人。在老人眼中，弟只是他的子侄辈，肯和我畅谈，已经是纡尊了。弟要想成为张岳军(指张群――编者注)，已经不可能了。老人目前已经表示在他生前，要他做李后主是不可能的了。且看最近这一幕如何演下去。
昨晨，弟听得陈仲宏先生（引者注：即陈毅）逝世的电讯，惘然久之。因为，弟第一回返京，和陈先生谈得最久最多。当时，预定方案，是让经国和陈先生在福州口外川石岛作初步接触的。于今陈先生已逝世，经国身体也不好，弟又这么病废。一切当然会有别人来挑肩仔，在弟总觉得有些歉然的!
叨在知己，略尽所怀。即颂年祺!
弟曹聚仁顿首
(1972年)1月12日
据曹雷告诉笔者，曹聚仁在澳门去世之后，所有涉及两岸秘密交往的笔记、信件，都被北京方面派人取走。
在曹聚仁去世后，他的夫人邓珂云在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一书“后记”中，隐隐约约写及他为国共和谈奔走的业绩：“他终于能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效力而感到自慰。他为此奔走呼号，竭尽全力，直至生命的最终。”
曹聚仁奔走于海峡两岸，最终未能促成国共第三次合作。对此，当年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说：“台湾当局一方面想摸清共产党的底，另一方面又怕被别人知道。当时不是曹聚仁的原因，而是蒋氏父子不可能让曹聚仁，也不可能让任何人公开插手，不留文字，这种心理状态是可以肯定的，蒋氏父子心胸很狭窄。曹聚仁作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波的爱国人士，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后来，在1993年，曹聚仁的同龄人夏衍在《随笔》杂志发表《怀曹聚仁》一文，写出了曹聚仁一生的特点：“他不参加任何党派，但和左右两方面都保持着个人的友谊，都有朋友，虽然爱独来独往，但他基本上倾向于进步和革命。”也正因为他“独来独往”，又在海峡两岸领导层中保持“个人的友谊”，所以他成了穿梭于两岸的颇为恰当的牵线人。
1998年7月23日，曹聚仁先生的骨灰安葬于上海青浦福寿园。■
（责任编辑/刘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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