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王国维奇特、诡异、神秘地跳湖而亡，给世界留下一串谜团的同时，也昭示了一个不祥的预兆：“四大”支柱轰然断裂一根，另外一根也岌岌可危，马上就要坍崩――这便是学界中号称泰山北斗、被陈寅恪誉为“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的梁启超。而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渐显颓势，大有唇亡齿寒，风雨飘摇之势。梁氏之死，他当年被误割“腰子”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早在1926年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便到北京协和医院检查，医生诊断后认为他的左肾生瘤，劝其做肾脏切除手术。梁启超本有入院手术之意，却遭到了不少亲友故旧的反对，众人力劝他不要轻易进洋人开办的医院，这个以西药和手术刀为主的医院并不保险。有人还说患此病者许多都是靠吃中药而痊愈的，只要梁氏照中医开的方子吃上几味中药，说不定立即起死回生，返老还童云云。在众论分歧、莫衷一是的情形中，梁启超思虑再三，对劝说的友人说：“协和为东方设备最完全之医院，余即信任之，不必多疑。”遂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毅然住进协和医院，并于3月16日做了肾脏切除手术。
极其不幸的是，手术中却被“美帝国主义派出的医生”、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与其助手，误切掉了健全的“好肾”（右肾），虚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残留的一只“坏肾”（左肾）来维持供给。这一严重后果，梁氏与其家人当时并不知内情，稍微休养一段时间后，在协和方面支支吾吾地解释、哄骗、蒙蔽下，梁启超稀里糊涂地出院回到天津家中疗养。
梁氏出院之后，尿血并未停止，病情当然也不会好转。于是，梁家与前来探望的亲朋好友开始犯起了嘀咕，怀疑是协和“孟浪”和庸医误珍，割错了“腰子”。这个怀疑一经提出，很快在学术界小范围达成共识并慢慢向外围扩散。未久，梁启超被协和医院“错割腰子”之事，在社会上盛传开来，并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而此时的协和医院仍像什么也未曾发生一样，对此事闭口不谈，当然更不存在承认错误、登门道歉、商谈赔偿、挽救病人于危难等问题。与梁氏家族友善的北大西语系著名教授、曾与鲁迅论战经年的“现代评论派”的代表人物陈西滢等被协和的傲慢做法激怒，出于同情和义愤，陈西滢于5月9日，率先在自己主编的《现代评论》上披露内幕，质疑协和医学院院方负责人和医生的所作所为。陈西滢在《尽信医不如无医》一文中说：梁启超被抬上床进行手术，想不到“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右肾上并没有发现肿物或何种毛病。你以为他们自己承认错误了吗？不然，他们也相信自己的推断万不会错的，虽然事实给了他们一个相反的证明。他们还是把右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他们忽然又发现毛病在牙内了，因此一连拔去了七个牙。可是尿血症仍没有好。他们又说毛病在饮食，又把病人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他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医生们于是说了，他们找不出原因来！他们又说了，这病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为了这没什么要紧的病，割去了一个腰子，拔去了七个牙，饿得精疲力竭，肌瘦目陷，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并且还得花好几百块钱”！最后，陈西滢作出结论：“西医就是拿病人当试验品。”并告诫世人不要轻信这些西洋的玩意儿。
陈氏的文章一经刊出，社会震惊，舆论大哗。或出于同情，或出于义愤，或出于无知，或出于对西医的仇恨和对中医的爱护，或是什么也不为，只是借此观看几方的尴尬和热闹，或处于幸灾乐祸等不同的心态，坊间和知识界附和陈西滢之说者甚众。梁启超的弟弟梁仲策对西医也颇有微词：“平实而论，余实不能认为协和医生之成功，只能谓之为束手。”一时间，协和医学院与其代表的西医成为众矢之的。梁启超的学生、著名诗人徐志摩又跳将出来，火上浇油，于5月29日在《晨报》副刊发表了题为《我们病了怎么办》一文，借机兴风作浪，声援陈西滢“西医就是拿病人当试验品”之口号，并以梁先生“白丢腰子”之实证，向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要求当事人与亲友公开站出来与协和对簿公堂，查清事实真相，索赔蒙受损失等。
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具体情形是，西医刚刚传入中国，立足未稳，无论是百姓还是一般的知识阶层，对西医还缺乏认识，西医西药大受质疑，而攥在医生手里那把明晃晃的刀子更是令人惊恐。而协和医院为梁启超手术的主要主刀者，乃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协和医学院院长刘瑞恒。刘的副手则是纯种的美国人，一位声名赫赫的外科医生。北京协和医院是当时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地区最先进的西医医院，如果这时对协和医院的医术大加鞭挞，或像徐志摩等人说的一样诉诸法庭，梁启超很有可能会得到“一个说法”，并有大笔赔偿金到手。但这样做的后果是，整个中国社会很难再相信西医西药和医生手中的刀子了，协和名誉扫地，百姓不再前往就医，协和很可能就此倒闭关门。如此循环下去，最终吃亏的还是中国的百姓。此时的梁启超头脑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对于这一“以人命为儿戏”（梁启超语）的事故，作为亲身的受害者，梁启超仍把西医看做是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科学，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为了维护西医的社会声誉，以便使这门科学在中国落地生根，梁不但没有状告院方，相反的是，他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诉法庭，明确表示不求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并于病榻上艰难支撑病体，亲自著文为协和医院开脱。1926年6月2日，《晨报》副刊发表了梁启超《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内中详述了自己此次手术的整个过程，同时肯定协和的医疗是有效的。梁启超说：“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十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至于该不该割去右肾的问题，梁启超提出责任不在协和。他说：“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那三次诊断的时候，我不过受局部迷药，神志依然清楚，所以诊查的结果，我是逐层逐层看得很明白的。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文章的最后，梁启超极为诚恳地讲道：“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地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这篇对做了错事的协和医院“带半辩护性质”的文章，的确为协和的声誉和群众的情绪以及沸腾的舆论，起到了维护和平息的作用。尽管当时梁启超并不清楚事实真相，但自己的病情和症状应该是清楚的，上文的话不能不说是有些违心。可以想象的是，当梁氏说那些违心之语的时候，其内心的痛苦一定是巨大的。尽管后来事情真相渐露端倪，梁启超私下里也承认“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但仍没有向协和问难之意。
1928年5月底，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将学生论文评阅完毕，感到身体不支，不得不辞职回天津家中养病。6月8日，北伐军击溃奉系军阀，攻占京师，北洋政府宣告覆灭，旋改北京为北平。清华学校由梅贻琦“暂代校务”，听候接管。8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议决，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任命曾留学欧美的“海龟”罗家伦为校长，清华学校由此进入了大学时代。
1928年9月底，在家中养病的梁启超无意中得《信州府志》等书，不胜狂喜，遂不顾病情，扶病连续笔耕七日。此时死神已开始“嘭嘭”地叩击梁府大门那个怪兽状的铜环，梁任公的生命之火已是油干薪尽，回天乏术，只能听从死神的召唤了。
有研究者认为，当年协和误割梁氏的“腰子”当然是一劫，也是其致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假若切实地按照伍连德提出的要求进行疗养，还是有可能多活一些岁月的。本来，像早起晚睡等不良的生活习惯，是导致梁启超患病和屡医无效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后来夫人李蕙仙病故等刺激，又成为他发病的一个导因。再就是梁氏的写作欲过于旺盛，夜以继日地写作，不愿过“享清福”的疗养生活，“家人苦谏节劳”而不听，未顾及劳累为病体带来的恶劣后果。所有这些原因加起来，促成了梁启超过早地撒手人寰。对于这一点，梁思成洞若观火，心中十分清楚又无可奈何，他在追述父亲得病逝世的经过时说：“先君子曾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方在清华、燕京讲学。未尝辞劳，乃至病笃仍不忘著述，身验斯言，悲哉！”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与世长辞，享年五十六岁。
梁启超去世的噩耗传出，学界政坛天下同悲，清华同仁抚棺恸哭。
泰山崩塌，梁柱摧折，哲人已去。尚在人间的生者在巨大的悲痛中发出了“痛斯人之难再，嗟举世之皆�，天丧斯文悲天悯人”的哀叹。未久，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告解体。
就在梁启超去世四十多年后的1971年，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因病入住协和医院，于一个偶然机会，从自己的医生那儿得知父亲早逝的真相。具体情形是：当梁启超入住协和医院后，鉴于其在社会上的显赫名声，协和医院也相当慎重，决定由中国人、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亲自主刀，美国医生辅之，其他人员也是从各方面选拔而出，可谓阵营强大，应该不会有什么闪失。意想不到的是，事故还是发生了。据当时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后来私下对同行说：“病人被推进手术室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位置，结果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即刘瑞恒）就动了手术，切除了那个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这个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刻就被发现了，但由于关乎协和医院的声誉，被当成‘最高机密’归档。”
2006年8月10日，北京协和医院举办了一次病案展览，一大批珍贵的病案走出尘封的历史，其中包括梁启超病例档案。经专家对其观察研究，与梁思成听说的原因基本相同。至此，历经八十年的梁启超“错割腰子”一案，总算尘埃落定。
一代学术大师梁启超入住他所相信的协和医院而白丢了“腰子”，这不能不令人扼腕。回首往事，细加分析，与其说梁启超“白丢腰子”是被他所“笃信的科学”所害，不如说他为科学所做出的牺牲更具理性和人道。梁氏默默承受着内心的煎熬与苦痛，维护着自己笃信的科学与进步事业，而代价则是他的整个生命。呜呼！■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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