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国共谈判时，毛泽东为新华社连续写了6篇评论。《毛泽东选集》收入了5篇，《评战犯求和》、《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和平”》、《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个答案》、《南京政府向何处？》等。而唯一没有被收录的，也是后来鲜为人知的评论――《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
当时，这篇评论引起了轰动。中国新闻界把它作为新闻佳话、写作范文，广为传播，效仿者众多。
评论播发经过
1949年2月21日，白雪覆盖的西柏坡一片宁静。毛泽东披着棉大衣，从他住的东院，沿小路到刘少奇住的小院，前屋是新华社的小编辑部。
他一进编辑部的门，起床不久的编辑们立即围上来，有人问:“主席，今天你怎么起得这样早？”他笑着说:“我还没睡呢！”接着递过稿子，又说:“刚写好这篇评论，你们看看，发了吧。”毛泽东一走，编辑们你一页我一页地争着读起来，有人边读边大声叫好。
当时编辑部有严格规定，一切稿件都要经过编辑审核，直到连标点符号都没有错误才能发出。毛泽东的稿件也不例外。当然，这类稿件处理得迅速，很快送到文字台、口播台，通过电波传到空中。
这一时期，毛泽东写稿很多，他的稿件多半是由胡乔木带回编辑部的，像这样由他本人直接送稿的情况很少，可以看得出毛泽东对此稿的重视。
据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毛泽东年谱》载，前一天（按:以毛泽东夜间工作习惯看，可能是同一天），他致电在北平的叶剑英，要他派人把从南京来的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等护送到西柏坡。显然，这篇评论是为和谈定调，为政治斗争服务的。
曾被媒体当成评论范文的文章
这篇评论比较长，这里从1949年2月22日《人民日报》上摘录前半部分――
桂系首领战争罪犯李宗仁白崇禧的言论行动，究竟是否和蒋介石顾祝同有区别的问题，引起了人们谈论的兴趣。
人们说，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起蒋介石谈和平，从同年同月二十二日起李宗仁谈和平，两个人都谈和平，这是没有区别的。蒋介石没有下过如像言论自由、停止特务活动等项命令，李宗仁下了这些命令，这是有区别的。但是，李宗仁的命令全是空头支票，不但一样也没有实行，而且人民被压迫的更厉害了。南京方面连和平促进会也被封闭了，上海方面屠杀了罢工工人。白崇禧则活像顾祝同。顾祝同命令刘峙炸毁了津浦路蚌埠淮河大铁桥。白崇禧也正在命令张轸准备炸毁平汉路长台关淮河大铁桥及武胜关的隧道工程，积两年之经验，黄河南北的人民深知桂系军队的野蛮，较之蒋系军队有过之无不及。
人们骂蒋介石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听惯了，从来不申辩。人们骂李宗仁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李宗仁没有听得惯，急急忙忙地起来申辩。例如李宗仁在一月二十七日经过中央社发表的“致电毛泽东”里面说:“贵方广播屡谓，政府此次倡导和平为政府与某国勾结之阴谋，此种观点系基于某种成见而来。”这里，李宗仁不但替一月二十二日以后的李宗仁政府求洗刷，而且替一月二十二日以前的蒋介石政府求洗刷，人们知道“倡导和平”这件事，蒋介石在前，李宗仁在后。
蒋介石昨天是凶神恶煞，今天也是凶神恶煞。李宗仁白崇禧及其桂系，昨天是凶神恶煞，今天则有些像笑面虎了。
蒋介石撒起谎来，大都是空空洞洞的，例如，“还政于民”“我历来要和平”之类，不让人家在他的话里捉住什么具体的事物。李宗仁在这件事上显得蹩脚，容易给人家抓住小辫子。例如，在他那个“致电毛泽东”里面说:“现政府方面，已从言论与行动上表明和平之诚意。所有以往全国各方人民所要求者，如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保障人民自由等，在逐步实施。事实俱在，何得谓虚？”人们说:“事实毫无，何得谓实？”李宗仁说:“事实俱在，何得谓虚？”李宗仁就是具有这样一种傻劲的人物。
但是李宗仁也有胜过蒋介石的地方。在应否惩办战争罪犯这个问题上，蒋介石及其死党从来不说可以惩办的话。他们或者不说话，例如，在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的引退文告里对于中共的八条一字不提，或者表示反对态度，例如雷震，朱家骅，潘公展等人所发表的言论，根本反对将战犯当作问题来讨论。孙科也近似这些人，他说和平条件必须“公平合理”，意思就是反对惩办战犯。李宗仁不是这样，他是又赞成，又反对，这就是李宗仁别致的地方。
李宗仁在其一月二十二日的声明里说:“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即愿开始商谈。”这即是说，李宗仁的政府愿意即刻开始商谈中共方面所提的惩办战争罪犯一项条件以及其他七项条件，他首先给你一点甜的东西吃。过了六天，李宗仁的腔调变了，而且变得很厉害。
…………
文章最后以“人们请看，李宗仁就是这样反复无常的，又赞成商谈惩办战犯，又不赞成实行惩办战犯，他的脚踏在两条船上，这就是他和蒋介石不同的地方”收尾。
毛泽东当时对李宗仁这个战败者，自不量力，还摆着代总统的架势，对他说三道四，甚至以教训人的口吻说话是有气的。
这篇评论着重批驳的是李宗仁第一份《致毛泽东》。一个半月后的4月8日，李宗仁第二次致电毛泽东，毛泽东在公开发表他的“官样”复电和李宗仁来电时，特意加了一段话:“新华社按:李宗仁此电尚有许多阿Q语调，对自己吹擂，颇饶兴趣。所谓‘国共合作’，毫无界限，尤使人们感到心头有些作逆。但是在根本上说来，李宗仁在全国人民的督促之下，似乎已增长了某些希望和平的诚意。是否如此，且看将来。”(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84页)
16年后的故事
可是世事难料。16年后，即1965年7月18日，李宗仁先生和夫人郭德洁在程思远陪同下，从美国到瑞士，秘密转道回中国。
毛泽东于7月26日上午在中南海住所会见了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据程思远回忆，见到李宗仁，毛泽东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大家坐定以后，毛泽东以浓重的湖南乡音幽默地笑着对李先生说:“哧！哧！清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大陆为‘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
李宗仁笑了，随行的程思远先生替他答道:“我们搭上的这一条船，已登彼岸。”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接着说:“是的，登了彼岸。”说着说着，大家哈哈大笑。
在当年的评论中，最后一句话是“他的脚踏在两条船上，这就是他和蒋介石不同的地方”。不知毛泽东还记得那篇评论，是有意的，还是与此无关，属无意的巧合？反正两者是吻合起来了，似乎毛泽东当年的判断灵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