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界的名人。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 1953年9月11日之后的那几天，梁漱溟因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讲的一篇话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彼此之间发生争辩，梁漱溟当面顶撞了毛泽东，以至言语失控，事情越闹越大。后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将当时毛泽东的讲话整理成一篇火药味很浓的战斗檄文——《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并将该文收进1977年3月出版发行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一、本来无事
梁漱溟与毛泽东这桩公案的全部过程发生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先后举行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
当时，全国政协常委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都比较少，总共不过数十人，因此扩大到一部分在京的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列席会议。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梁漱溟也是列席者之一。
9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
9日上午，政协开小组会，分头讨论周总理的报告。在小组召集人章伯钧发言之后，梁漱溟说：“这一总路线原是人人意中所有的，章先生更发挥了周总理所讲的话，我对此深表赞同，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可说。”
9日午后，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由周恩来副主席（笔者注：毛泽东时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主持，要求大家在大会上发言，交流委员们在各小组发表的意见。
周恩来对梁漱溟说：“梁先生，明天的大会你也说一说，好不好？”梁漱溟爽快地答应了。
11日午后，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大会上，梁漱溟登台发言。
他的发言着重点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他认为，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向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引起重视。
梁漱溟讲话之后，农业部李书城部长就农村工作作了答复，周恩来总结时作了补充说明。但无论李书城，还是周恩来，对梁漱溟的发言都丝毫没有批评的意思。梁漱溟的老朋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还对梁的发言说了赞同的话，他说，计划建设应该发动群众，注意到广大农村的工作，如梁先生所说，云云。
二、出言不慎，造成误会。梁漱溟心情沉重，反复思考，思想上展开斗争：检讨？沉默？申辩？他选择了后者
第二天，即9月12日，参加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人又列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
彭德怀司令员作了抗美援朝情况报告后，毛泽东主席即席讲话，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的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又说：“有人竟班门动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本是工农联盟，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毛泽东的话引起了梁漱溟的注意，他一方面甚感意外，一方面甚感不快。这实在是莫大的冤屈！
气头上的梁漱溟当晚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第二天，即13日上午，面交毛泽东。
梁漱溟在信上说：“听了主席一番话，明白实为我昨日的讲话而发。但我不能领受主席的批评。我不仅不反对总路线，而且是拥护总路线的。主席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是不妥当的。不仅我本人受屈，而且波及他人，谁还敢对领导党贡献肺腑之言呢？希望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我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
当日怀仁堂京剧晚会之前，毛泽东约梁漱溟谈话。
谈话约20分钟。
梁漱溟要求毛泽东解除对他的误会，而毛泽东则坚持说梁是反对经济建设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承认而已。梁漱溟甚感失望，两人在言语间频频冲突，结果是不欢而散。
9月14日、15日继续开会。
15日会上，国家计划委员会李富春副主任作了建设重工业报告后，梁漱溟要求发言，毛泽东允许他于次日再讲。
16日，梁漱溟在大会上发言，一是复述其9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二是复述其11日在大会上的发言，并以上述发言再三陈述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
9月17日会上，出乎梁漱溟意料的是，中共一位重要领导人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中心内容是谓梁漱溟其人一贯反动。
梁漱溟听了十分吃惊。
凭梁漱溟当时的认识，如指他解放前若干思想理论认识是反动的，他尚能承认和接受，但说他在政治行动上也一贯反动，这话从何而来？
他很不理解，觉得非常委屈——难道说早年投身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时为国事奔走，全国解放后投向新中国的怀抱，这也是“反动”的吗？
中共这位重要领导人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出1946年他参加南京和谈的一段事，又拿出他1949年春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的几篇文章为例，证明他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
当时会场上还印发了梁漱溟当年的《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
梁漱溟认为，1946年和谈中的那段事，作为民盟秘书长的自己因书生意气太浓，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主观臆断，是应承担责任的。但当时他在周恩来声泪俱下的指责中，自己即有所醒悟，故有退出和谈，辞去民盟秘书长职务之举。
至于1949年初的几篇文章，梁漱溟是承认有错误的。但那天中共在会上只印发他当年写的《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而不印发他写的指摘国民党的姊妹篇《敬告中国国民党》一文，他认为这不是公平待人、以理服人的态度。 特别是在中共那位重要领导人讲话的过程中，毛泽东频频插话：“梁漱溟反动透顶”、“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野心家，伪君子”、“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以原谅；而你不明言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
这些话的分量无疑是很重的，如同倾盆大雨，兜头向梁漱溟浇来。
梁漱溟深知，因为自己出言不慎，造成的误会已经很深了。但他那不甘被误解、不甘受委屈的心态和倔强不服的个性支配着他，故而在主席台上的人讲话后，即要求发言作答。执行主席嘱告他先作准备，明日再讲。
散会后回到家里，梁漱溟心情沉重，反复思考，思想上展开斗争：检讨？沉默？申辩？他选择了后者。
三、与毛泽东在大会上争执起来
9月18日午后，梁漱溟一进会场，即觉得这天到会的人极多，竟有二百几十人。以往中央人民政府开会，出席的、列席的加起来，最多时亦过不了百人。但他发言答辩的主意已定，也就没有多去考虑。
梁漱溟登台发言，开门见山地说：“昨天会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当局认为我在政协的发言是恶意的，论据尚不充足，因此就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因而现在的胸怀才存在很多恶意。但我却因此增加了交代历史的任务，也就是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需要给我较充裕的时间。”
梁漱溟的发言刚刚开了头，会场上就有人轰他，不让他讲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梁漱溟只得把目光转到主席台上，特别是转到毛泽东身上，以争取发言权。他说：“昨天的会上各位为我说了那么多话，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想共产党总不会如此。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表明，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我要毛主席的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我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梁漱溟讲到这里，毛泽东插话说道：“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
梁漱溟紧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你；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毛泽东说：“这一点倒无关重要。”
毛泽东继续说：“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等到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至于你的那些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不对头的。”
听到这里，梁漱溟仍然固执己见，坚持说：“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到底是真是假。”
毛泽东说：“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实行哪一条？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梁漱溟还坚持说：“我的意思是说主席有没有自我批评的这个雅量……”
梁漱溟讲到此，全场大哗。这是前所未有的。不少与会者被梁漱溟这种无视伟大领袖的权威，公开顶撞毛泽东的行为激怒了。与会者大声呼喊：“不听梁漱溟的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
会场上，有人要拖梁漱溟下台，不容梁漱溟再发言。陈铭枢、史良、荣毅仁、许德珩、章伯钧、李维汉、何香凝等人，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发言，对梁漱溟的态度表示愤慨。
人们要梁漱溟马上滚下台来，而梁漱溟则站在台上纹丝不动，一副不屈不挠的样子。
陈铭枢在发言中提出：“梁漱溟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呢，还是思想问题？”他说，“如果是政治问题，那就另当别论。”他请求毛泽东明确梁漱溟问题的性质。
毛泽东接过陈铭枢的话头说：“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这也是我提出保留他的政协委员资格的依据之一。但这人的反动性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判也不行。”
又过了一阵儿，毛泽东说：“不给他充分的说话时间，他说是不公平；让他充分说吧，他就可以讲几个钟头，而他的问题又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搞清楚的。而特别是在场的许多人都不愿意听他再讲下去。我也觉得，他的问题可移交给政协全国委员会辩论处理。我想指出的是，梁漱溟的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他这个人没有别的好处和功劳，就有这个作用。因此我主张他继续当政协委员，现在我又提议让他再讲十分钟，简单地讲一讲。好不好，梁先生？”
待毛泽东讲完这段话后，又有好些位素来跟梁漱溟交谊不错、被梁漱溟承认是朋友的人站起来指责他，他静心听着，没有反驳之意。
毛泽东又对梁漱溟说：“梁先生，再讲10分钟好不好？”
梁漱溟依然回答：“我有许多事要讲，10分钟讲不清楚。”
会场又一次出现要梁漱溟滚下台来的高潮，梁漱溟依然站在讲台上。
就这样周而复始，闹了好一阵子。
四、梁漱溟觉得自己闯了大祸，不应该这样冒犯毛泽东这位新中国的领袖
毛泽东接着说：“你这个人啊，就是只听自己的，不听人家的。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说大家都没有‘雅量’吗？你又说不给你充分的时间讲话是不公平的，可现在大家又都不赞成，也不想听你讲话。那么什么是公平呢？在此时此地，公平就是不让你在今天这个会上讲话，而让你在另外一个会上讲话。梁先生，你看怎么办？”
梁漱溟回答说：“听主席决定。”
这时有人提出：“请主席付诸表决，看让他讲话的人多，还是不让他讲话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
主席台接受了这个建议。
执行主席高岗宣布，关于梁漱溟讲不讲话的问题现在进行表决。
毛泽东补充说：“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政府委员会所列的议程，列席的同志也可以参加表决。” 接着高岗宣布：“请赞成梁漱溟讲下去的举手。”
毛泽东带头举了手，政府委员中的中共委员也跟着毛泽东举了手，但占会场中的少数。
毛泽东边举着手，边对梁漱溟说：“梁先生，看来我们是少数啊。”
待高岗宣布“请不赞成梁漱溟讲下去的举手”时，占到会的大多数立即举起手来。
此刻会场上又是一片喧闹，人们大呼：“服从决定，梁漱溟滚下来！”
执行主席高岗对梁漱溟说：“你不要讲了，把你要讲的话组织好，你将有机会到另外的会议上充分地去讲。”
就这样，梁漱溟在一片“梁漱溟滚下来”的吼声中被轰下了台。
1953年9月18日那天的会，给了梁漱溟很大的震动。19日、20日，梁漱溟在至亲好友和家人的规劝、帮助之下，态度上发生了转变，开始醒悟反悔。在反思中，他觉得自己闯了大祸，不应该这样冒犯毛泽东这位新中国的领袖。
9月22日，梁漱溟终于伏案检讨了自己。
事过不久，梁漱溟给毛泽东去信，要求请长假，闭门思过。毛泽东没有直接答复，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派人告诉梁漱溟，今后需要出席的会议和活动，通知照发，但参不参加自便。
自此，梁漱溟便居家读书学习，认真反省自己，什么地方都没有去。
大概一两个月的光景，金日成来访，毛泽东设国宴招待，梁漱溟接到请柬，但他没有出席。过后便有人批评他，说这样的活动不出席不对。而梁漱溟认为自己铸成了这场大错，必须认真对待，只有闭门不出，从根开始系统总结，才能理出头绪来。另外，他也正在等待着给他一个什么处分。
结果是，他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分，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
1954年，我国制定第一部宪法。梁漱溟接到通知，要他参加宪法草案修改讨论工作。他高兴地参加了，跟程潜、薄一波、屈武、傅秋涛诸人在一个小组，梁漱溟不仅听大家发表的意见，自己也发了言。
五、忆往昔，本是欢颜笑语谈心人
梁漱溟与毛泽东交往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1918年。
民国六年（1917年），梁漱溟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到北大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
在北大哲学系工作期间，梁漱溟跟对哲学研究有素养的专家杨怀中先生成了同事。尽管梁漱溟与杨怀中年龄相差甚大，但这并未影响他们成为忘年交。
青年学者梁漱溟常去北京地安门鼓楼大街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寓所跟杨老先生切蹉学问，而常常给他开门的，是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他们彼此相视点头，寒暄几句，并不互报姓名。
梁漱溟进客厅与杨怀中交谈，这青年却从未加入。梁漱溟心想，这青年准是怀中先生的湖南亲友或同乡，也就没有问过。后来，杨老先生告诉梁漱溟这位青年叫什么名字，但梁漱溟仅是一听而已，并没有记住。
1938年初，梁漱溟为谋求国内团结抗日事，只身由武汉赴延安考察。
他与身居窑洞的毛泽东见面的时候，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民国七年（1918），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的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门。后来，怀中先生病故，我也就成了杨家的女婿。”
梁漱溟这才恍然大悟，连声说：“有这事！有这事！”
1938年初，在梁漱溟延安之行16天的时间里，日理万机的毛泽东跟他长谈了8次之多，其中有两次还是通宵达旦，可见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敬佩之情。延安晤毛，也让梁漱溟充分领教了毛泽东的博学多识。
1946年，梁漱溟为了求得国内和平，二赴延安。梁漱溟这次在延安受到很高的礼遇。他与毛泽东等中共10位领袖坦率地交换了自己对国内实现和平的政见。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1950年1月，梁漱溟应毛泽东、周恩来之邀，离开重庆，经由武汉到达北京。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还在莫斯科访问。
3月1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由莫斯科返抵北京，各界派出代表到火车站迎接。中央统战部把梁漱溟排在迎候队伍中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行列里的头一个。
毛泽东发现了他，大声说：“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您身体可好？家眷都来了吗？改日来我家做客，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成！”
毛泽东的热情让梁漱溟非常激动，他除了紧紧握手，竟答不上话来。
3月12日下午5点钟左右，毛泽东派车将梁漱溟接进中南海。
梁漱溟一进颐年堂的院门，便看到毛泽东已伫立在那里等候了。陪同接见的有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
毛泽东和梁漱溟交谈时，请梁漱溟参加政府。梁漱溟表示，他还是留在政府外为好。毛泽东听了有些不悦。
说话间已到了开晚饭的时候，毛泽东传话开饭。梁漱溟说：“我是食素的，有一两样菜就成，但你们吃什么请自便，不碍我的事！”毛泽东接过话头大声说：“我们统统吃素食，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开饭时，除了毛泽东、梁漱溟、林伯渠三人外，还多一个江青。梁漱溟只同江青点点头，彼此没有说话。
自那天之后，梁漱溟便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毛泽东多次派车接他去做客，用梁漱溟自己的话说，他跟毛泽东“随便谈，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
六、“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梁漱溟虽然很倔强，但心胸坦荡，遭到毛泽东狠批之后，依然对毛泽东怀有敬意。
“十年浩劫”中，梁漱溟在劫难逃。
1972年，毛泽东虚年80岁那天，梁漱溟将自己的手稿《中国——理性之国》作为特别贺礼送给了毛泽东。同样，毛泽东在心底里也依然记挂着与自己同庚、1918年就见过面的梁漱溟。
1975年9月30日晚，重病中的周恩来最后一次出席国庆26周年招待会。当时，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第一线工作。
为了落实党的政策，有一批还在受冲击的老干部、老民主人士、老教授、老专家被邀请出席了这次国庆招待会。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没有的。
国庆招待会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小组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了一份简报，反映出席国庆招待会的知名学者的雀跃之情。毛泽东阅后很高兴，随手在这份简报上批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名单上的人参加招待会甚好，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没有能公开发表毛泽东这段批示的全文。 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先后逝世，一个时代结束了。梁漱溟在跟人谈起毛泽东时，他认为最伟大的中国人还是毛泽东，恐怕历史上都少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劫后余生的梁漱溟重新活跃在政治舞台，相继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梁漱溟曾感伤地对来访者说起1953年9月顶撞毛泽东的事。他说：“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威信，当时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当众与他顶撞，使他很为难，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的批判在后。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符，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理解的，没有什么。他们故去已经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在他离世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接见了他，算是为他彻底平了反。
七、归去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在北京乘鹤西去。
在他去世后，要召开例行的追悼会。中共中央统战部为梁漱溟起草了一份《生平》。关于1953年一事，第一稿中写道：“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梁家兄弟认可。但在修改稿中竟莫名其妙地被改为“受到批评”，梁家兄弟表示反对。有关部门反复劝梁氏兄弟“以大局为重”，但他们据理力争，不肯让步。后来，新华社播发梁漱溟的生平，文章标题即是《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走完百年人生旅程》。
梁漱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告别大厅举行。灵堂入口大门上悬挂的挽联是：“百年沧桑救国救民，千秋功罪后人评说”，横批是“中国脊梁”。
这幅对联是梁漱溟的孙子梁钦宁拟就的。梁钦宁是梁漱溟长子梁培宽之次子。梁培宽本人忙于父亲的身后事，不知此情。梁钦宁张贴时，工作人员阻止，但他执意坚持。
据《人民日报》载，前往吊唁的有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等400余人。《人民日报》刊发文章的标题是《一代宗师诲人不倦，一生磊落宁折不弯》。
梁漱溟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后应山东邹平（梁漱溟曾于1931年在此创建乡村建设研究院）的要求，家属同意将部分骨灰葬于邹平，并建碑林。继之，梁漱溟的桑梓广西桂林提出同样要求，家属应允，又将梁漱溟存于八宝山的另一部分骨灰迁葬桂林穿山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