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视角下的冷战国际史研究


  摘要:冷战结束至今的近四分之一世纪里,有关冷战的历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本文结合新近出版的《牛津冷战手册》一书梳理冷战国际史研究路径的拓展,着重讨论正在兴起的“全球史视角下的冷战国际史研究”议程,以期进一步丰富国内学界对国际冷战史研究前沿的了解。文章梳理了这一新范式兴起的理论与现实背景,展示了其强调全球性互动、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基本特征本文认为,全球史视角拓展了冷战史研究的问题领域与史料来源,通过更新研究视角与分析路径,描摹了更为丰富复杂的冷战历史图景。虽然其学术价值还有待后续研究检验,但确实代表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新方向。文章最后就冷战史研究的学术创新以及青年学者在中国冷战史研究发展中的角色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冷战史全球史跨国进程学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D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5)02-00139-157
  历史是“古” “今”间的对话与视域融合。冷战终结已近四分之一世纪,有关冷战的历史研究也在不断推进。近年,剑桥大学出版社与牛津大学出版社相继推H{《剑桥冷战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与《牛津冷战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Cold War),集中展示了国际学界冷战史研究的前沿动向。4针对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进展,陈兼、余伟民、沈志华和夏亚峰等学者都曾有专文评述,但是对冷战史研究范式的新转变讨论仍嫌不足。1以这些文章为基础,本文围绕上述两本新著(特别是国内学者接触更少的《牛津冷战手册》),着重分析近年来正在兴起的“冷战全球史”(或称“全球史视角下的冷战国际史研究”)研究议程,以期进一步丰富国内学界对冷战史研究前沿的了解。以下,文章首先论述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兴起与展开;随后着重讨论将全球史视角引入冷战国际史研究的背景、特征与得失;最后就冷战史研究的学术创新以及青年学者在中国冷战史研究发展中的角色发表自己的见解,就教于专家与读者。
  一、冷战国际史的兴起与拓展
  以冷战结束为界,学界通常将冷战史研究分成两个阶段。此前的研究被一些学者称为“冷战史旧研究”,实际是各国外交史的延伸,在资料来源和研究视角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单边性”。2冷战终结后,学者们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完整事件加以考察。同时,苏东国家档案大量公布,使研究能够建立在多国多边档案基础上。 “冷战史新研究”( the New Cold War History)应运而生。3“冷战史新研究”并无“独一的研究方法,更不是一个学术流派”。4其突出特征是在冷战终结赋予的全新时空框架内,综合利用各方档案开展研究。520世纪90年代的早期研究提出了一些新思路,但依旧沿袭传统外交史范式,同时意识形态倾向明显,突破主要在苏东国家档案的应用上。“这一时期,除了美国,其他国家的学者也在利用新获得的档案资料重新考察冷战史。一批冷战史研究项目与机构在各国相继成立,跨国学术对话日渐增多,2研究对象拓展与分析视角转换的问题也开始受到重视,3所有这些进展汇成了“冷战国际史”的浪潮。
  所谓“冷战国际史”,按沈志华先生的概括,其基本含义就是“从史料收集、研究方法到成果形式等各方面的体现出来的国际化现象。”冷战终结与多国档案的开放为学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资料来源和思考视野。档案解密和学术研究相互推动,综合利用各国档案考察某一专题已成为冷战史研究的基本要求。档案利用的围际化促使各国学者加强交流合作,国际学术网络逐渐形成,推动冷战史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研究。4
  除了史料来源的多元化与广泛的国际交流,本文认为,“国际史”还体现为学术观念的更新,特别是研究领域的扩大和研究视角的转换。值得注意的是,“冷战史新研究”的兴起与美国外交史整体的“国际史转向”相同步。5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学者不满于传统外交史局限于使用本国档案,不熟悉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化,忽视他者自主性与关系互动的缺陷。“国际史”提倡多方视角,不再局限于美苏等大国,而是重视其它国家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同时,众多处于冷战“从属”与“边缘”的地域得到重视。例如,罗伯特·麦克马洪( Robert J. McMahon)在1994年出版的《冷战在其边缘:美国、印度和巴基斯坦》(The Cold War on the Periphery: The United States,India,and Pakistan)将研究触角延伸到南亚次大陆这个长期为冷战史忽略的角落,讨论美苏两国基于在中东等地的战略需要而介入南亚次大陆的过程与影响。1进入新世纪,在“9·11”事件等的刺激下,冷战时期美苏在第三世界的干涉更成为研究热点。2已为国内学界熟知的文安立的《全球冷战:第三世界的干涉和我们时代的形成》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堪称这类研究的典范。3
  其次,虽然国际史的研究中心依旧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研究视野已不再局限于政府间外交,而是围绕内政与外交的关联,将研究的触角扩伸到其它领域。由于传统课题空间日渐拥挤,竞争压力下,研究者们尝试各辟蹊径。冷战史研究开始转向开拓以往少有注意的经济、文化、社会议题,考察美苏冷战在传统安全问题之外的表现。4张曙光以“经济冷战”为题讨论了美国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带动了有关制裁及援助等经济手段在冷战中应用的研究。5同时,聚焦“人心的争夺”,更多学者则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冷战意识形态竞争对社会生活和文化教育领域的渗透影响。6其中,对美苏之间或公开或隐蔽的“宣传战——心理战”的探究兴起较早。7有关美国文化产品、思想和生活方式在国外传播与影响的研究也日渐增多。1受福柯学说的影响,冷战时期的知识生产与技术发展则成为另一大研究热点。相关研究有力展示了冷战如何形塑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的发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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