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体制改革的路径与经验


  【摘 要】 世界各国的出版管理模式可基本概括为国家控制理论模式、自由主义理论模式、社会责任理论模式。我国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和支持出版业的发展与改革,强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文章通过梳理我国出版管理体制从奠定形成、改革探索到深化转型的历史过程,结合改革开放40年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指导下的“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出版改革实践,根据出版活动和出版内容的属性分类,提出应将出版管理分为:强意识形态内容的非经营性活动,强意识形态内容的经营性活动,弱意识形态内容的非经营性活动,弱意识形态内容的经营性活动四大象限类别的理论逻辑。
  【关 键 词】管理模式;阶段分期;逻辑路径
  【作者单位】赵玉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科研院。
  【基金项目】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研究项目“编辑学术素养与高校出版企业发展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4YJA860012)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17.001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出版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出版品种日益丰富,产业实力不断壮大,出版物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成就斐然,集团化建设发展规模壮大,上市出版机构实力提速,高新技术对出版业推动作用明显。出版产业整体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产业总量、利润总量和市场消费都以年均近10%以上的速度增长,远高于国民经济同期平均增长速度。
  但出版业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出版市场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碎片化阅读引起的读者分流愈发明显,文化体制改革红利逐步消退,产业结构不合理现象依然严重,行业外的资本和技术正在跨界入场……这些变革与形势要求管理的体制与改革的步伐必须尊重规律、与时俱进、大胆创新,这样,出版业才能在新时代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一、出版行业管理体制的模式
  世界上不同国家对出版行业的管理理念和模式,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国家控制理论模式
  这种理论认为,出版业是特殊的行业,直接涉及意识形态,因此,管理者多采取集权管理方式,将出版业视为国家和君主实现其统治目标的垄断资源和私有工具,出版行业以及出版物都必须毫无保留地支持并促进统治者实现其预定的国家目标。对于当局者而言,出版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而非异己的监督力量。许多国家都曾经采用过这种方式,比如英国的都铎封建王朝、法国的波旁王朝、德日的法西斯统治时代、苏联的斯大林独裁时期,出版业都无一例外地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并获得了超经济国家力量的支持,具有强大的舆论一律化功能,担负重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2.自由主义理论模式
  这种理论认为,出版业完全是产业,从事出版物生产制作如同其他任何企业一样,本质都在于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利润,出版组织依靠自己的经营水平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国家保证民众有权利投身于出版业,有权利自由传播各种信息而不受政府官方限制。在“出版自由”这一主张上,至少有三个人做出了贡献,他们是17世纪的约翰·弥尔顿、18世纪的托马斯·杰斐逊和19世纪的约翰·密尔。他们针对封建主义的出版专制提出了言論自由、天赋人权、第四权利等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这也是当前很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新闻出版行业管理多年来采用模式的理论依据。
  3.社会责任理论模式
  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版业一旦完全变成商业的奴隶与广告的仆人,那么,追逐的是金钱,传播的是富人的声音,真正的大众已经丧失出版自由的权利,新闻出版机构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一些西方学者经过调查发现,美国几十家传播机构、出版集团,几十个媒介人物,控制了社会大部分新闻出版舆论机构,形成了对新闻出版自由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下,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如果私人垄断的大众传媒不可以完成它应该承担的重大社会职责,那么,政府的管理机构就应该担负起监督的职责,不能仅仅允许自由,消极干涉自由,还必须积极地促进这种自由的实现。在必要的时候,政府甚至应该采取行动,以保证公众言论自由的实现。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主张出版业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出版业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都应该牢记党的重托、人民的期望,坚持高举旗帜、服务人民,坚持改革创新、服务大局,担负起文化传播、学术积累、知识普及、民众启蒙的重任。
  二、我国出版业体制改革的路径分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出版管理体制深化推进是综合全面的,包括出版管理体制、出版机构经营体制、市场发行体制等。为了进一步说明出版管理体制变革和发展路径,本文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管理体制格局的历史形成进行简单梳理。
  1.我国出版管理体制奠定期(1949—197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公有出版体制是以新华书店为基础开展建立的。1949年10月,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通过《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议》,新华书店成为集出版、印刷、发行于一身的国有企业。1950年8月,全国新华书店第二届工作会议提出,按照专业化分工决议,新华书店划分为出版、印刷、发行三个独立的企业单位,会议并提出尽快发展中央和地方的人民出版社。从1951年起,出版与印刷部门从新华书店剥离出来,出版部门由新创建的人民出版社经营管理。到1956年,全国大部分省级行政区域成立了人民出版社,按照政治、科技、教育、少儿、古籍、美术等设立专业编辑部。与此同时,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私营出版业也进行了治理整顿工作。从1952年7月到1956年底,私营出版、印刷、发行单位全部纳入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内。
  1956年后,经过社会主义初期建设及公私合营的改造化运动,我国出版业公有化的体制基本建立起来。1973年7月,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成立,统一管理全国的出版、印刷、发行、物资供应以及出版科研、教育等部门的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相继成立了出版局,全国出版行政管理系统初步形成。全国各地逐渐由一家综合性的人民出版社分化为数家专业出版社,如地方教育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美术出版社、文艺出版社、古籍出版社等。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一批大学出版社开始酝酿成立。自此,从管理体制、专业分工到地域分布,我国基本形成了沿用至今的出版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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