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居住制度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体制转型促使单位制的解体、社区制的形成，也使得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决策从政治主导型转向利益驱动型，供给模式也从政府单一垄断供给向政府、市场、社会等主体多元参与。同时，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应与生产的垂直分离，也让政府从传统的垂直层级管理转向为全方位的监督、规制。在对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实践中，文章提出要从社会分层的视角，坚持“底线公平”理念，关注弱势群体，主张以保障性社区体育公共服务需求为公平的底线；提出“低端靠保障、中端寻支持、高端找市场”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底线公平；转型期；城市社区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808（2012105—0046—08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社会管理体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单位制逐渐被打破，社区作为一种新的城市社会基层管理组织和管理体制得到重视。据统计，截止2009年底我国城市社区数量已达84，689个，城市社区作为上通政府、下接社会的社会组织形式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临界地带和对接口。当前，我国执政党和政府坚持以人为本、高度关注民生，要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便成为公共服务在社区的政策延伸。体育因具有社区整合效应、融合效应、能够促进社区精神文明的建设、提升社区居民健康水平和幸福指数，维护社会公平等积极功能与作用，且作为一项人人生来平等享受的天赋的基本体育权利，已经进入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内容的清单中。
然而，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不足已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制约着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和群众体育的发展，成为我国体育领域的“民生短板”。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老龄化、社会阶层结构分异、社会利益分化、社会流动频繁，给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开始追求生活品质，这些变化对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政府职能定位和服务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建立时代变化要求的新型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虽然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已引起学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注，但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问题仍处于探索阶段，且研究大多由经验推论出发，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理论上的不足制约着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实践。因此，本文聚焦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迁，探究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差异，并提出了以“底线公平”为基本理念，指引转型期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实践路径。研究力图为政府建设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提供决策依据，这显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计划经济时期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1.1 社会经济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和实现国家工业化目标，国家采取强力提取和再分配的有力手段几乎垄断一切资源，并沿用战时根据地单位管理模式，把几乎所有的社会组织都纳入到政府的行政管理系统中，并将社会功能和服务职能交付给企业单位。由此，适应高度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组织形式——单位制——应运而生。这时的“单位”不单纯是工作的场所，而且还是以单位为最低层次形成垂直的、依附式的权利关系结构的延伸和附属物，担当着“政府”的角色和功能。中央政府在由单位构筑起的权利关系结构中居于绝对的权威，是一种全能政府，地方政府及所属城市也只是贯彻中央政府号令的一个生产单位而已，并没有多少自主权。政府和单位控制着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包括城市的体育公共服务。
1.2 单位制下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单一供给模式
在特定历史时期，我国城市的社会管理体制条块分割、封闭管理主要是通过两条线进行的：一条线是“政府——单位——职工”，另一条线是“政府——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社会管理以前一条线为主，涉及95%左右的人口，后一条为辅，主要涉及的是社会闲杂人员，占5%左右。许多学者称后一条线的作用主要是“拾遗补缺”。因此，本文主要针对第一条线展开讨论。
可以说，单位制不仅构建了一种特殊有效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整合机制，而且在单位内部也形成了一套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网络下，单位办社会，单位取代了现代意义上社区的多元功能，使单位和社区在城市地理空间上重叠，成为一种“政社合一”的单位社区。人们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与之发生着密切关系，使得人们的包括体育在内的生活方式只能陷于依附单位的被动境地。这种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自上而下的供给体制体现了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作为其唯一供给主体的制度设计特征，单位则是单一供给的实现基点。不过，这种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有效地满足了党和政府运用计划经济所固有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大规模组织群众全力投入到各项体育运动中，为扔掉“东亚病夫”耻辱尽献肱股之力，为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工业生产建设服务（如图1所示）。那时的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是在“先生产、后生活”方针指导下掩埋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之中，政府垄断其供给的整个过程，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利益呈现抽象化、均衡化和刚性化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选择单位供给的体育公共服务实质是接受单位对自己的一种控制，是以牺牲自身体育权利为代价的，只是那时人们生活水平低下，体育价值观念淡薄、落后，多元的体育需求也难以形成。
1.3 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单一供给存在的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期，根植于传统的全能政府的单一供给模式把社会组织参与供给几乎排除在外，统揽了包括体育公共服务在内的所有服务，结果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也势必会带来许多其它问题，主要表现在：
第一，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中最突出表现的就是“单位办体育”，政府作为唯一主体，既是提供者又是生产者，使得体育公共服务只有单向性，缺乏对社会需求的积极回应。在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政府单一供给模式下，其正常运行完全依靠科层组织链条来传达指令和收集信息，由此极容易导致如下问题：—是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必须听命于上级决策，单位没有自主权；二是从中央政府到单位的科层体系使得信息沟通渠道冗长，不能及时回应社会需求；三是将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作为工业化生产建设服务的工具，并未考虑其公益性、公共性的社会属性；四是在单位制下政府垄断各类社会资源，基本杜绝了社区自主发展的可能性，各种与之相关的社会组织发育受到极大的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