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政治权威的转型
[摘 要]政治权威的转型是政治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政治权威只有从传统型权威、超凡魅力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转型，才能实现权威理性化的目标。为了推动政治权威的转型，邓小平采取了三项举措：全面评价毛泽东，把领袖从神变成人；重申集体领导原则的权威；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加快市场化、民主化进程。这些举措的深远影响已经日益显现。
[关键词]邓小平；当代中国；政治权威；转型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6)09—0045-03
一、政治权威转型的涵义
政治权威的转型是政治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研究现代化理论的鼻祖马克斯，韦伯的理解，权威的转型是指由法理型的权威取代各种传统型的权威或超凡魅力型(又译卡里斯玛型)的权威，实现权威理性化的目标：韦伯根据合法性基础的不同，把政治统治分为三种理想类型：传统性质的统治、魅力性质的统治和合理性质的统治。与此相对应，政治权威也有三种类型：传统型权威、超凡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
传统型权威实行的是传统型统治，这种“统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遗传下来的(历来就存在的)制度和统治权力的神圣的基础之上，并且也被相信是这样的”。对于传统型权威而言，他获得权力的方式是根据沿袭下来的惯例，比如家长制、世袭制。他对“你凭什么统治众人”的回答是：“历来如此”。他的统治被说成是“奉天承运”，因而他把众人视为臣民，要求他们绝对效忠于他一个人：在传统型统治之下，尽管也可能出现一些“盛世”，如中国历史上的“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但是由于其制度结构与生俱来的缺陷，传统型统治最终都逃脱不了崩溃的命运。
超凡魅力型权威实行的是魅力型统治，这种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它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超凡魅力型权威因其“天赋”的特殊品质和非凡才能而具有把人们吸引在他周围而成为其忠诚追随者的能力。他往往出现在社会危机时刻，能在极其复杂的形势下找到问题的答案，为渴望摆脱困境的民众指明前进方向，使其树立起新的价值观念和信仰。在这些特殊的才能被认识之后，大众就会带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和集体亢奋的心态将自己交付给超凡魅力型权威，欣然服从超凡魅力型权威的统治。
但魅力型统治也是一种最不稳定的非常态的统治。第一，它缺少理性的稳定的组织结构；第二，它天然地具有反经济性：“纯粹的魅力对经济尤其陌生。”“从一种合理的经济角度看，它是一种‘非经济性’的典型政权。因为它拒绝卷入任何平凡的日常生活。”第三，由于魅力具有不可继承性，魅力型统治的持续化往往会成为难题，接班人间题经常会导致重大的政治危机。
与上述两类权威不同，法理型权威实行的是法理型统治。在法理型统治下，法律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法治是法理型权威的基本治国理念。在坚持法律程序正当性的前提条件下，法理型统治包括以下含义：第一，任何规范都可以由立法制定为法律，并要求或期待所有的人和政治势力都服从它；第二，法律作为一个整体的规则系统，是理性立法的结果。而执法的任务则是把这些规则应用于具体的案件，政府行政也同样受法律规则的限制；第三，占据权力位置的人并不是统治者本人，而是暂时任职的官员，由于职务的关系他们才享受有限的权力；第四，人们是作为公民而不是臣民来服从依法设立的权威，他们服从的是法律，而不是执法的官员。
法理型权威的权力来源于法律、制度、组织的授权，因而不具有强烈的人格化色彩。人们对法理型权威的服从，实质上是对法律、制度、组织的服从。以法理型权威出现的国家领导人，在公众心目中不再具有神秘化色彩，不再具有绝对正确、道德完善的圣人品格。在法律面前，他们与公众是平等的。他们只能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使权力，没有超乎法律的特权。
三种权威类型相比，显然法理型权威更能适应现代社会对于政治权威的要求，其合法性基础更为牢固：因此，要实现政治现代化，就必须推动政治权威从传统型权威或者超凡魅力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的转型，逐步实现权威理性化的目标：
二、邓小平推动政治权威转型的历史背景
在中国，皇帝是典型的传统型权威。几千年来，皇帝的权威一直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以天于、龙种自居，以“奉天承运”作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的位置是世袭的，秦始皇自称始皇帝，就是希望其一家之天下能够流传百世乃至万世：后世的帝王们也纷纷效仿始皇帝，将皇位传给子孙。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虽然历经风云变幻，皇帝的权威始终是“风动云动天不动，江中水流石不动”，表现出惊人的稳固性。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这一传统型权威，为二千多年君主专制统治的历史打了一个用铁和血铸成的句号，“只有漫长的历史才能称量出这个句号的真正意义和重量。它是一条分界线。在此之后，帝王由人主、天子、君父变成了人民公敌，‘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成为一种时代意识”。梁启超先生说得好：“任凭你象尧舜那么贤圣，象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象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
辛亥革命瓦解了传统型权威，却未能同时树立起现代法理型权威，由此形成了权威真空。在传统的政治秩序已毁，现代法理秩序未立的条件下，能够填补权威真空的只能是超凡魅力型权威，正所谓“时势唤英雄”。毛泽东正是超凡魅力型权威的典型，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他屡次表现出超越常人的胆识与远见，表现出挽救危局的非凡才能。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领导，才得以克服重重困难，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顺利完成了秩序重建的历史使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作为开国领袖，受到全党和人民的衷心拥戴，被称作“人民救星”，有效填补了权威真空。
然而，超凡魅力型权威是一把双刃剑。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危机时刻，它能够使人们在黑暗中看到光明，为人们指明前进的方向，统一人们的思想，协调人们的行动，唤起人们的革命激情，激励人们为革命而奉献一切：但进入现代化建设期以后，它的负面效应便日益显现。超凡魅力型权威的统治从本质上讲是权威政治而非民主政治。超凡魅力型权威的行使没有确定的制度程序和法律程序，与现代化建设期规范化的社会管理方式格格不入。它固然可以挟革命之余威，雷厉风行地组织和领导现代化建设，但同时也使现代化进程充满不确定性和震荡性，“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
随着负面效应的日益凸现，超凡魅力型权威逐渐失去了往日享有的神圣光环。1976年爆发的四五运动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走进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从历史的惨痛教训中，他深刻地认识到，超凡魅力型权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