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４：中国广播电视创新点评
情感真人秀节目成为亮点
2004年底，电视界的一条消息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号称我国第一个深夜性节目的“面罩”被广电总局叫停，这个节目是为2005年制作的，但是它在2004年底的炒作却导致了失败，虽然这种炒作可能并非该节目策划人的本意，而从媒体对此事的披露过程看，这仍然像是一种谨慎的炒作。
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是因为它提醒我们，中国的广播电视节目需要什么样的创新？这种创新有没有底线？如果有的话，那么这种底线是道德的，还是政策法规的？
和流产的“面罩”节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京电视台第七频道的“生活广角”，还有江苏卫视的“超级调解”。这两个节目并没有引人注意的炒作，但是他们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有趣的是，江苏卫视在全国打出了情感频道的牌子，这有点类似于湖北卫视的公益品牌和湖南卫视的娱乐特色。
怎么看待这类节目？我们也许姑且可以把它称之为情感真人秀，看上去它有点像《北京青年报》知名记者安顿主持的栏目“情感自述”的电视版，不同之处是，“生活广角”面对的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情感问题。在此之前，我们很多人已经习惯于在电视上看到那种破镜重圆式的真情大复活，这种节目最早在湖南流行，然后在全国流传。对比“生活广角”中的情感真人秀，过去那种真情大挪移类型的节目显得人工色彩浓厚，好像是一种可控式情感。而“生活广角”节目的情感表述好像是失控的，包含了强烈的冲突元素。这不禁使我们想到，同样是北京电视台，当年的“国际双行线”节目就由于播出了作曲家谭盾愤然离场的片断而受到业界的关注。
自从中国引进西方的电视真人秀节目以来，一些电视台也搞了类似美国“生存者”节目的大型真人秀，但是现在看来，比较成熟的倒是以演播室为中心的情感真人秀。这似乎与国情和文化有关。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能够从这些情感真人秀节目中看到某些西方的影响，比如，冲突要素的强化，隐私的暴露。实际上，隐私权是一个比较西方化的概念，所以在西方，情感真人秀类型的节目常常受到舆论的制约。而在中国，我们如今看到了一些奇怪的反差。几年前，《绝对隐私》类型的书籍就十分畅销，虽然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隐私为何物。在这种情况下，含蓄的国民性格好像已经阻挡不住公众对私人情感的消费。
在“生活广角”的节目中，我们还看到了突然的电话袭击和密室录像，这些场景令人觉得像是在看电视剧。问题是这样的节目能走多远？套用流行的歌名，有多少当事人可以再来？因为据我们所知，有的电视台也曾经策划这样的节目，但是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认可。可见在一些地方，这样的节目方式仍然是一种禁地。
“李敖有话说”和 “超级女声”
近几年，创新在中国成了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虽然由于诺贝尔奖的心理影响，创新似乎是中国人的一个弱项。是不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格外强调创新？怎么理解创新？创新是仅仅指形式上的更新，还是包括了内容上的突破？
具体到广播电视界来说，我们一提到创新，就很容易联想到创办新节目和改版。很多节目在新的一年到来时都要改版，好像谁要是不改版，就会抬不起头。改版变成了一种形式上的压力，时间成了改版的压力，改版热好像走入了一个形式的怪圈，改来改去，给人的感觉是换汤不换药。
2004年3月8日香港凤凰卫视播出的“李敖有话说”节目给了我们一点有益的启发。这个节目的形式可以说简化到了极致，只有李敖一个人坐在演播室里讲，好像是在给观众讲课，这按说是有违电视常理的，因为电视讲究画面语言。但是这种节目往往是反其道而行之，比如，这些年流行的电视评书节目，也是一个人在那里讲，知名评书艺人单田芳的形象和年龄跟台湾作家李敖差不多，但是在他们自己唱主角的电视节目中，常常是一条枪胜过许多人忙乎半天。过去凤凰卫视办过一个大讲堂式的节目，效果似乎不如“李敖有话说”。同样是电视读报节目，许多人更欣赏杨锦麟的读报风格。网络上有人甚至提出一种假设，如果让李敖主持央视的读书节目怎么样？这说明了电视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媒介，同时也越来越是内容上的媒介。所以电视媒介的创新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形式，尤其是在电视观众越来越成熟的今天，内容创新就显得更加重要。
2004年电视节目的另一个亮点是由湖南卫视与上海天娱传媒共同打造的《超级女声》，它被《新周刊》的2004生活方式创意榜评为“年度创意 TV秀”。
《超级女声》与常见的电视歌手大奖赛以及《非常6＋1》等选秀节目不同，它号称“零门槛”的报名条件，不收报名费，不分唱法、不论外形，只要是女生、年满16岁、喜爱唱歌，就可以参加。知名传媒学者喻国明认为：《超级女声》看似一个歌手选拔赛，实际上却为人们构建了一个破除等级感的虚拟场合。它为普通人提供了展现自我、彰显个性的机会，这对于传统的娱乐节目是一个颠覆。过去的娱乐节目是用明星娱乐大众，即使是《非常6＋1》也要求参加者有一定的特殊才能。而《超级女声》则让电视回归到观众自娱自乐的时代，加强了观众的亲近感和认同感。
新闻：两会代表和媒体全接触
新闻报道的改革常常有赖于重大新闻事件。2003年，由于美伊战争和非典接踵而至，所以新闻报道的变化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2004年，没有这样的大事件，所以新闻报道相对平稳。每年的春季是中国的政治季节，因为有两会，同样的道理，这一段也是中国的政治传播最集中的时期。
首先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全国两会的预热：地方两会。过去我们关注比较多的往往是全国的两会，地方性的两会常常被报道的比较少，不大引人注目。2004年的情况有了很大不同，一些地方的两会成了当地新闻报道的热点。
以北京为例，2004年的北京人大会议要选举新市长，虽然代理市长王歧山是唯一的候选人，但是北京当年正月十五在郊区发生的重大灯会踩踏死伤事故依旧留给人们一丝悬念。在北京的两会结束时，王歧山作为新任市长在电视直播的记者见面会上谈笑风生，这情景很容易使人联想到2003 年SARS流行时王歧山从海南调任北京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2004年，央视报道两会的栏目名称很有意思，叫做《两会全接触》。这个栏目通过邀请会议代表和专家到《两会全接触》节目演播室，并且采取连线方式报道群众的各种意见，有可能让国家高层领导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直接听取没有经过加工的民声。
在这次两会中，报纸和电视有一个类似点，过去是报纸找代表，现在是代表找报纸。在报纸上的代表日记中，一个代表透露了代表们急着看报纸，原因是想知道自己的发言是不是被报纸刊登了。无独有偶，在电视上，我们也看到了代表们纷纷亮相，比如，央视新闻频道《共同关注》两会特别报道《民生进行时》就邀请了一些两会代表和观众直接对话;而央视《今日说法》栏目干脆把演播室搬到了人民大会堂对面，请两会代表现场评说。一些地方电视台也在北京设立了演播室，请本省的两会代表座谈。看上去，这些电视台的演播室好像成了两会的分会场。
这当然反映一种变化，两会的代表需要与他们所代表的群体进行交流，而新闻媒介是最好的沟通工具。民众想要知道他们的代表在两会上为他们说了什么，两会代表也想通过媒介让老百姓更多地了解自己，这是一种良性的互动。
总的看，中国政治报道和中国政治民主化是相辅相成的，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在宏观上决定了中国政治报道的活跃程度，虽然中国政治报道在形式甚至内容上可能在某个时间段有所超前，但是恐怕不能不承认的是，相对于中国政治报道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影响来说，中国民主改革的进度对中国政治报道的影响要更大一些。而在这种政治报道中，电视似乎有一个天然的缺陷，就是它好像不如报刊那样富于纯粹政治媒介的特色。尽管电视台也把两会代表和委员以及专家学者和官员请到了演播室，甚至通过网络和手机短信等最新信息传播方式来收集和报道各种百姓意见，但是他们看上去似乎常常不如报刊舆论那么单纯和强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