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对外话语传播机制创新思考
【摘要】对外传播能力的构建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体现。近年来我国不断深化对外话语传播体系基础设施与传播途径的完善，但目前仍无法取代西方国家在国际传播领域的主导地位，在传播理念与意识上的创新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文章将探讨我国如何从机制创新层面真正实现对外有效传播，己达而达人。
【关键词】对外话语传播 机制 创新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对外话语传播机制的建设涉及到诸多方面：领导人出访演讲、新闻媒体的海外传播以及官方、民间文化交流等。目前我国对外话语传播体系建设在理念与意识上的创新呈萌芽状态，其反映的理论实质具备一定的普及意义，因此，本文将从“共同经验范围”的建立、议程设置的完善以及“多对多”传播模式的构建等角度探讨中国对外话语传播机制的创新。
国家领导人出访演讲的创新话语表达
对施拉姆“共同经验范围”的实践。“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1955年提出了信息交流的三种模式。其中第二种模式演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共同经验范围”（a field of experience）如何在信息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发挥作用。施拉姆指出，“两个试图交流的个人必须积累有相当的共同经验。即在信源和目的地之间，只有在其共同的经验范围之内才真正有所谓的交流，因为只有这个范围内的信号才能为信源和目的地所共享。”①
概念意义相同的两个词语在信息传播者与接收者所处的文化环境中的内涵往往不同，根本原因是信源与目的地的经验范围不同，中国政治话语在内容与表达方式上与西方受众的经验交集甚少，而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出访演讲在拉近与西方受众的距离层面做了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2015年9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西雅图参加晚宴并发表讲话，他提到：“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是及时顺应人民的要求，其中没有什么权力斗争、没有什么纸牌屋。”《纸牌屋》的文化内涵是美式政治的权力游戏，这一西方受众相当熟悉的隐喻生动地阐释了中国式反腐绝无美剧中呈现的权利斗争、尔虞我诈，而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习近平于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言，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演讲时就分别在开始与结尾两处使用了斯瓦希里语的“哈巴里”（大家好）和“阿桑特尼萨那”（谢谢大家）。特别是2014年9月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发表的演讲中，习近平更是连续引用了五句泰戈尔诗词，听众反响热烈。以上实例说明传播者和受众的经验范围交集越大，信息的传播效率越高，交流也愈加畅通。
中国特色关键词的凝练阐释。随着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之类充满偏见的言论在西方国家甚嚣尘上。尽管我国在政治话语的国际表达上日趋主动，但是正如张志洲所说：“话语权的本质不是‘权利’（right），而是‘权力’（power）。”②
我国具备充分的向外发声的条件，然而涉及到中国特色关键词的定义与解读，西方受众解码的信息往往是错位的、不准确的。以“中国梦”为例，西方主流媒体往往从字面意思与“美国梦”进行比较，却与原本含义相去甚远。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在多次出访演讲的过程中向外国受众阐释“中国梦”的核心内涵，将“中国梦”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构为意义紧密关联的一对关键词，通过政治话语关键词的对外阐释有效地形塑了现代中国的身份。
习近平总书记履新以来提出了一系列凝练的关键词，符合当下人们对碎片化传播方式的接收习惯。例如：一带一路、两个一百年、三严三实、四个全面、五位一体、八项规定等包含数字的关键词结构简明清晰，重点突出，有效缩短了海外受众消化理解的时间，也避免了冗长的论述造成主题失焦。
第一人称使用频繁的外交修辞特色。我国国家领导人在政治话语对外传播过程中使用的外交修辞亦呈现第一人称单数与复数使用频繁的新特色。就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出现的频次而言，李克强总理于2014年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一词共出现了32次，而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一词共出现了40次。在习近平出访发表的两篇字数接近的演讲《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4322字）以及《促进共同发展 共创美好未来》（4034字）中，“我们”一词出现的次数分别达31次与22次之多。“我们”的使用不仅令信息接收者感受到来自信息传播者的尊重、善意与亲切，同时还能够产生共鸣，达到交流的传播者与受传者的共情效果，说明我国领导人的话语不仅具有力度，同时具有温度，令普通外国受众能够感同身受的平民情怀与相互尊重。
第一人称单数与复数的恰当使用有助于塑造领导人的亲民形象，达到交流的传播者与受传者的共情效果，说明习近平的政治话语不仅具有力度，同时具有温度—即令普通外国受众能够感同身受的平民情怀与平等尊重。
我国新闻媒体海外传播的创新发展意识
传统新闻媒体对制约因素的突破。一是对外新闻传播话语内容与方式的反思。我国新闻传播媒体的全球覆盖率飞速提高的同时，存在着海外受众接收率与接受率普遍较低的问题，我们应意识到限制海外传播接收效率的关键因素，即“宣传”的单向性灌输思路依然存在，“传播”的双向沟通理念还需深化。
就海外传播的环境而言，我们应当察觉到有利的因素：英美主流媒体在涉华新闻的报道频率上与过去相比有了显著的攀升，海外受众对涉华新闻的兴趣也在逐渐增加。同时，我们更当认识到，尽管海外受众对中国的关注度有所提升，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仍是本国主流媒体，如何与这些海外主流媒体竞争受众的注意力资源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西方记者在报道理念、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上都与中国记者存在差别，为避免西方媒体戴有色眼镜审视、报道中国新闻，我们现阶段的重心应放在讲好中国故事上，只有当中国记者的新闻报道的内容和方式更贴近中国百姓的真实生活，海外受众对中国的了解才能更加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