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穆的国史观谈中国古代史教育的价值取向问题
作者简介：
姚锦祥(1959～)，男，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副教授、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历史课程与教学论。
关键词：钱穆，国史观，古代史教育，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K23 Cr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8－0015－04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疑古、西化的风潮日甚一日。一些学者在高扬西方文明大旗的同时肆意夸大国史的弊端。钱穆先生曾对此种现象做过这样的解释：
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二千年来思想界，莫不与专制政体相协应。”“二千年来之政治，二千年来之学术，莫不与此二千年来之社会经济形态，所谓‘封建时期’者相协应。”
在高中新课程中，“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等必修模块的专题，属于中国古代史教育的内容。这部分专题的教学，相当多教师将其作为批判的对象看待，其教育价值的定位一如钱先生所说。培育学生的民主、法治观念是否一定要以贬损国史为代价?历史教育的这种价值取向是否适当?读一读钱穆先生所述的国史观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一、钱穆的国史观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20世纪中国著名的史学家和国学大师。1913起相继在小学和中学担任国文和史地课教师，时间长达16年。期间，先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过《论语文解》《周公》和《墨子》等著作。自1930年《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的发表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同年，经顾颉刚推荐应聘北上，任燕京大学国文讲师。次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钱穆国史观的形成与发展，与20世纪三四年代中国的史学变革以及社会变化息息相关。
20世纪20年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孕育起来的“古史辨”一派的学术活动，使人们开始怀疑中华文明史的起源问题。钱先生认为“疑古”思潮足以危害国人对国史的信心。他主张治史不应当专以疑古为务，认为：“倘中国古史尽由伪造，则中国人专务伪造，又成何等人?”《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就是其反击疑古学派的成果之一。该文依据《汉书》，指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有关刘歆伪造经书一说曲解史实者有28处之多。这不仅为刘歆清洗了伪造经书的不白之冤，也了结了晚清以来今古文之争的公案。在此前后，他还在收集我国典籍材料的基础上，对先秦诸子的年代、事迹、文献及其关系等相关问题一一考证，力图使古史从“可疑的历史”变为信史。其成果《先秦诸子系年》在1935年出版。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挽救传统文化的危机，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通过成立国学教育机构、开展国学研究以及中学教育渗透国学等方式兴起了国学教育运动。在这一过程中，钱先生开始思考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的价值问题。如，1936年的《略论治史方法》一文强调最多的是史学的文化含义：“中国以往历史，究有何等意义?中国以往文化，究有何等价值?中国将来之前途，除却抹煞自己以往之一切而模仿他人以外，究有何等生路?此则尚待真心治史者之努力。”此文在批评有关倾向性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史学发展方向的看法：“中国新史学之成立，端在以中国人的眼光，来发现中国史自身内在之精神，而认识其以往之进程与动向。”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南京国民政府指令中国通史为大学必修课。北京大学从1933年起开设此课，由钱穆主讲。1938年，钱先生将其讲义编为《国史大纲》一书。其卷首一万多字的“引论”，不仅概括了全书的编纂意图与解释体系，还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国史观。其引论开篇所述的四条作者声明(“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尤为引人注目。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只算是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是一个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于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是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疑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钱穆先生从国民与国史关系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国民当知国史”的三条基本原则和要求。
第一，只有具备一定的国史知识才是合格的国民。他认为，既然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就应当了解和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否则将不是一个合格的国民和有知识的国民。
第二，国民对国史要怀有“温情与敬意”。他在辨别“历史材料”“历史知识”“历史情感”三者联系与区别的基础上，指出对国史的温情与敬意来自于对国史的了解与认识。只有深刻的认识才能产生深刻的感情，无识则必然无情。他将此与爱父母之心和宗教信念作比较。“人最亲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妇乃至朋友。凡其所爱，必其所知”。“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当面体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为上帝者，而后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在此，钱先生是以一种亲情之爱以及教士传教的心情在作国史的传播工作。
第三，国民要认同国史，反对虚无主义。钱先生在全面评述中国近代史学流派主张的同时，对革新派“自秦以来二千年”中国的传统政治“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的观点，以及中国两千年来的思想“皆为孔学所掩盖”“皆为老学所麻醉”“二千年来思想界，莫不与专制政体相协应”等说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指出革新派人士所说的弊端多数只是在明清时期才出现，以偏概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宣传改革的效果，其根源是对国史的无知与误解。先生将这种国史观指斥为“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是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和“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上述内容可以看作为先生写作《国史大纲》的本意，即让人们得以在国难当头的时刻，通过习史认识祖国历史、热爱祖国文化，以激动保种护国之心。要求每个国民在了解本国历史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