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卢梭“均势”观的两个历史维度
摘要:卢梭对于“均势”状态的理解,既部分真实地反映了18世纪欧洲的政治局势,又包含诸多理想化的思想成分,与后世学者的相关理论存在承继关系。他们都就“均势”的性质和状态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理论,却又无法以现实佐证其“普世”性。以“理论”与“现实”双重维度上的卢梭“均势”观为例,足见部分理论家简单预测国际关系发展的误区与教训。
关键词:卢梭 均势理论 18世纪欧洲
一、卢梭的“均势”观
“均势”概念最早由意大利人伯纳多·鲁塞莱提出,后逐渐应用于实践领域。它作为最古老、最持久、最有争议的国际政治理论之一,是解读国际社会各国“分合大势”的重要思想,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自1713年《乌特勒支和约》签订之后,“均势”便成为欧洲各国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并对18世纪以后的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先驱的卢梭,也在其《永久和平计划》一文中,以18世纪欧洲的政治时局为关注对象,发表了上文有关“均势”的一番见解。汤伟与郑达柱先生曾在2008年第4期的《国际关系学院学报》上发表了《卢梭的国际关系思想》一文,评析了卢梭以建立共和制和小型共和国为核心的国际关系理论。而本文则欲在此基础上,就卢梭国际关系思想中的“均势”观进行更为发散的思考。
昆西·赖特曾提出过国际关系研究的四种范式,即将一切社会现实划分为“实际的、可能的、概然的、向往的”四个范畴加以研究。根据卢梭对18世纪欧洲“均势”的理解,我们也可以从上述四个角度对卢梭的“均势”观加以概括。
1.实际的:卢梭通过对欧洲时局的观察认为,18世纪欧洲各国的政治交往已经形成了一个“坚固的体制”,亦即稳固的“均势”体制;它在欧洲社会各个成员国家中实际的存在着。
2.可能的:卢梭凭借其理论推测认为,18世纪欧洲的“均势”可以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近似于“自然状态”的规律与原则,不需要依靠政治精英耍弄外交手腕来维持。
3.概然的:卢梭通过对未来欧洲局势的预测认为,“均势”将会以“一边发生倾斜,另一边重新组合”的方式自动调整,以维护体系自身的稳固和平衡。
4.向往的:卢梭通过对价值和规范的综合判断认为,欧洲的“均势”应该是永恒的国际体系;只要它不受到外部势力的过分打扰,便可以实现持久的运作。
二、“均势”背后的现实与理论
(一)“均势”与18世纪的欧洲政局
一种成熟的理论,势必脱胎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回望18世纪欧洲各国的政治现实,笔者认为:一方面,作为时代的亲历者,卢梭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在其“均势”观中对18世纪的欧洲政局做出了较为真实的反映;另一方面,卢梭在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上又过多的受制于其向往“自然状态”的理想化认识,与18世纪欧洲的现实情况存在出入。
1.存在的“均势”
后世学者在描述18世纪欧洲的“均势”状态时往往毫不吝惜其溢美之辞。在这个欧洲民族国家蓬勃兴起的世纪之中,虽然爆发了包括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以及北方大战在内的多场战争,但“仍存在一种普遍持有的假设,即它们是一个国家共同体的成员,由家族友谊、宗教和历史传统等共同纽带联结在一起”并在彼此的交往过程中遵循着一定的相处原则。无论是英国对法奥的抑制还是对普鲁士的扶持,都在最大程度上维持了欧洲政局的“均势”,使得在17世纪后半叶攫取欧洲霸权的法国逐渐失去了其主导地位。
同时,18世纪欧洲“均势”所反映出的“自发”性特征也是十分明显的,具体表现为“较多竞争性,较少受制于共同协议、惯例和体制的作用”。正是各大国之间相互忌惮而又相互满足的产物,的确可以称的上是“无心插柳”的“自然”结果;亦即“更多的来自于自然的造化,而不是人为的努力”。
2.非理想化的“均势”
虽然卢梭在认识18世纪欧洲政治格局的过程中较好的反映了其“均势”状态的存在特点,但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上,其论述还是过分夸大了“均势”在18世纪欧洲的现实作用,走入了过于理想化的误区。
(1)并非“体制坚固”
卢梭所提出的欧洲具有“的确十分坚固”的“均势体制”的说法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值得商榷的。在18世纪的欧洲,“均势”更多的表现为一种“状态”,而非一种“体制”,更加没有表现出“坚固”的特征。
依靠“自发”调整外交政策而最终营造出“均势”状态的欧洲各国,在18世纪始终没有为共同维持一个以“均势”为特征的“欧洲体制”做出明确的集体行动。它们只是同步引入了一种新的外交策略,即在凭借一己之力无法达到称霸目标的情况下,以操控第三方势力消长的方式来达到制衡敌国的目的。这一状况的出现与人类与生俱来的“利己”心理密切相关,而当各大国恰好都具备了这样的见识并行之以明智的手段,“均势”便得以在18世纪的欧洲舞台上繁荣一场。但是,这种“繁荣”在当时实际是没有根基的:其中既缺少外交家的精心斡旋,也缺少协调机构的综合平衡,更没有相对稳定的结盟与权力分配规则。这样的状态实在与完整的“体制”结构相去甚远,也必然难以长久适应政治局势的变化。
(2)并非“形形色色”
对于卢梭的“均势”观,笔者的第二点存疑在于:认为均势在“形形色色的欧洲成员”中都得以维持这一观点是有违18世纪欧洲的政治现实的。“均势”究竟应该是大国之间的“权力均势”还是各个国家之间的“权利均势”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均势”体系中的“利益和谐”究竟能达到怎样的程度也一直引起学界的广泛思索。无论经典的“均势”在理论上应该具备怎样的特征,我们可以肯定的是:18世纪出现的早期“均势”形态并非照顾到了欧洲社会“形形色色”的国家实体,它的实现无疑是建立在牺牲若干小国利益这一基础之上的。
(3)并非“毫不费力”
卢梭在其“均势”观中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毫不费力”就能完美运作的理想“均势”状态,亦即认为“均势”体系可以通过“一边发生倾斜,另一边马上重新组合”的理想模式来实现对自身及时有效的完善,并且这一过程较少地借助了人力的作用。然而,“均势”在政治生活中的实践却远没有卢梭所设想得那样简单。
观察18世纪欧洲大国间“合纵连横”的组合模式我们不难发现:“一边”与“另一边”的国家“站位”在多数时候并不是准确而及时的。由于欧洲尚未形成一套真正稳定的“均势”体制,各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变幻莫测的结盟策略也就显得愈发耐人寻味。在18世纪,欧洲国家间的结盟往往并不符合“扶弱抑强”的经典均势模式,而是呈现出形式上的多元化,不断挑战着卢梭“一边失衡则另一边平衡”的完美设想。第一种为“强强联合”,即老牌强国与新兴强国结盟并将其作为与对手争霸的筹码,其典型事例即七年战争前英国与普鲁士的联合以及《威斯敏斯特条约》的签定。第二种为“强弱联合”,但不同于经典“均势”所定义的强国通过联合弱国防止“一国独大”局面的产生,而更多的表现为弱国在两强相争中通过对优势方的投靠以求自保。俄国在18世纪的迅速崛起,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周旋于英法两国的矛盾之中,以求得“夹缝”中的生存发展。
正因为以上多种结盟形式的存在,使得18世纪的欧洲“均势”更多处于各大国“毫无章法”而又“各显神通”的竞争氛围之中,其维持也势必要考虑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18世纪的欧洲均势应该是一种“多边均势”,是以各国为利益中心的若干“小均势”交叉作用的结果;“大国之间的平衡类似旋转木马的平衡……所有均势都相互作用。大国利益变化时,也变更自己的伙伴,如同跳方阵舞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