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与中国的应对
在世界政治版图中，亚太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与此相应，美国也对其亚太战略进行了调整，并由此导致亚太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为此，中国也需要进行适度的政策调整，以更好地应对这一变化中的局面。
美国的战略调整
2011年11月11号《外交政策》刊登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文章，它对未来几年美国的对外战略进行了规划，其核心思想是，认为未来的世界政治将决定于亚洲，在这个地区获得稳固的领导地位，攸关美国在整个世界的领导地位，因此，今后十年美国外交的最重要使命之一，是把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大幅增加的投入锁定在亚太地区。[1]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文章试图为未来十年美国的亚太战略进行规划，虽然它不一定实际上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但它的出现本身体现出美国试图对其亚太战略进行调整，并加大亚太战略与政策力度的清晰意图。
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核心是对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进行东移，这一东移，不只是简单地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亚太地区，而且从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加大了对中国政策压力的力度。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说法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出现，目前随着美国在亚太地区一系列战略布局的展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已逐渐成为事实。希拉里的文章明确宣告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已经东移，并以明确无误的语言表达了美国要领导亚太地区的愿望和决心。
战略重心东移是美国为了在变动的国际环境下，通过在世界主要地区重新对资源进行更有效的配置，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以加强和巩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而做出的一项战略选择。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看，对于维持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地区，分别是欧洲、东亚和中东，其中，欧洲和东亚的重要性又超过中东。防止在欧洲和东亚地区出现一个区域性的主导大国，防止任何其他大国主导欧洲或东亚地区，是美国维持全球霸主地位的一个重要环节。[2]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实力迅速上升，同时中国加强了与东亚国家在经济及其他多方面领域的合作，自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合作进展较快，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在贸易自由化方面，也逐渐发展出两套比较成熟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方案，即“东盟+3”（包括东盟、中国、日本和韩国）及“东盟+6”（东盟、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但是以上两个东亚合作的主要方案中，均未将美国纳入其中。加上2009年日本鸠山政府提出“东亚共同体”设想，这些发展，在增强东亚内部凝聚力的同时，使美国意识到其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与此同时，亚太地区是一个在世界政治中重要性不断上升的地区，这个地区拥有很多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巩固自身在这一地区的领导地位，加强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增加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出口，有助于美国摆脱目前的经济困境，创造宝贵的国内就业机会，对于从长远来说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经济基础，也十分关键。
自金融危机以来，关于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说法在国际社会中颇为普遍，虽然对于美国实力是否真的衰落学界还有不少争论，对于美国实力的长期走势，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这种说法在国际社会中如此普遍地存在，对美国本身是一个颇为不利的因素，因为它说明国际社会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对美国实力、能力的怀疑。这种怀疑本身会导致美国的传统盟友对美国产生一定的离心倾向，认为美国的保护可能不再像以前那样可靠，美国的承诺可能不再像以前那样可信，并使相关国家试图寻求其他替代性的办法和思路。如果不在这种离心倾向冒头的早期对其加以抑制，一旦这种离心倾向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一种自我积聚的效应，从而造成一种“树倒猢狲散”的后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球霸主在一个相对较长时段的表面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产生使霸主国真正走向衰落的效果。美国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某些方面采取了颇为强势的立场和做法。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洲”、“重返东南亚”，一再表示自己在亚洲地区存在的决心，是为了通过立场的宣示，提升盟国对美国的战略信心和战略依赖。
美国的战略与政策调整不仅停留在口头上，而且在很多政策实践中都有表现。在过去一两年内，美国努力加强了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友的联盟关系，包括美日扩大了在情报、监测和侦察领域的合作，美国宣布将在澳大利亚永久性驻军的计划等等。在南海局势颇不平静的时期，美国于今年6月，联合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文莱等六个东盟国家，在马六甲海峡、西里伯斯海和苏禄海举行为期10天的联合军事演习。6月28日至7月8日，与菲律宾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7月，又与日本、澳大利亚两国海军在南海文莱海域举行联合军演。7月，还与越南举行为期一周的海军交流演习。这些做法，使南海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增大了地区局势的不稳定性。但通过这种方式，美国加强了其在东亚地区的存在，进一步巩固了其在东亚地区的地位。
美国在东亚地区不仅有政治、安全目的，更有非常强烈的经济目的。美国试图领导亚洲，是为了服务于美国的利益，它不仅要服务于美国的政治利益，还要给美国带来可以直接看到的经济利益。为此，美国加大了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的力度，试图以TPP为基础，建立由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区，同时削弱中国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长期忽视亚太区域合作政策。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以及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在本地区形成了相当的影响力。这是一种美国不愿看到的事实。在此背景下，美国在APEC框架内难以改变被动状态的情况下，企图通过推动建立TPP，逐步恢复其在亚洲的威信和主导地位。
美国利用部分亚太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和担忧心理，吸引他们加入TPP，从而在经济上与中国进行话语权的争夺。美国也试图用TPP这个平台稀释和冲淡东亚地区内部的经济合作机制，使美国自然而然地获得跨太平洋地区经济合作机制中的领导权。TPP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由贸易机制，它在经贸之外的影响将不可避免地扩展到政治和军事领域。TPP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合法”进入东亚地区的经济平台，参与TPP从政治上将美国与亚太地区法定地紧密联系起来, 从经济上则将东亚和美国共同嵌入到亚太市场中去。[3]从进程上看，TPP分化了不少东亚经济体，导致本已动力不足的东亚合作在其压力下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其他亚太国家的考虑
美国的战略调整，在某种意义上，迎合了一些其他亚太国家的某些战略与利益需要。
自2010年经济总量被中国超越，失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之后，日本又经受地震、核泄漏等事件的连续打击，加上国内政局动荡不已，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从长期看，日本的实力地位走势难言乐观，在相当程度上已失去在东亚地区争夺领导权的雄心和现实可能性。日本也无法接受东亚合作由中国主导的现实，而中日共同主导东亚合作的进程，这一前景虽然理论上较为美好，但由于中日之间存在的某些现实的和历史的矛盾，加上美国的阻碍，这一情况实际不大可能出现。
在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洲的情况下，日本政策虽然经过一定程度的犹豫，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实际上最终还是选择了更紧密地站在美国一边。在今年南海局势的变化中，日本采取了多种支持东南亚声索国[4]的做法，包括联合美国和澳大利亚在文莱附近的南海海域进行了联合军事训练；强化了与菲律宾的政治和经济联系，把两国副部长级双边政策磋商升级为战略对话，扩大联合军演。日菲将两国关系定位为“战略伙伴关系”等等。日本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美国的整个东亚战略的一种配合，有助于显示日本对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的价值。不过，日本的这种做法从长期看，是否真正符合其战略利益并不那么容易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