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世界现代转化下的儒家道德生机


  【摘要】儒家道德曾面向并适应古代日常生活世界,以“人伦日用”为基本内容的古代日常生活世界为“儒家之道”创造了生存、延续空间。近代以来,中国受西方近代文明刺激而发生现代转向,此一转向逐渐动摇“儒家之道”所依赖的政治制度、经济基础以及生活方式。“人伦日用”所表征的“日常生活世界”也不得不发生现代转向,儒家伦理与其疏离,“儒家之道”如何适应现代“人伦日用”成了问题。当代中国呈现出“城乡二元结构”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分裂与并存,“儒家”必须“日常人生现代化”才能重新回归“现代人伦日用间”并焕发活力。
  【关键词】人伦日用;儒家道德;日常生活世界;儒家日常人生化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3—0058—5
  传统中国在19世纪中叶之前的日常生活世界具有高度同质性和保守性,尽管王朝更替在二千年中不断上演,但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图式却几乎没有影响。若要探讨其关节处,这与儒家所倡导并实践的“道在人伦日用常行间”的理念不无关系。但这种亲密关系却在近代遭遇危机,无论是儒家伦理道德还是作为儒家寓所的日常生活世界都因为“欧风美雨西东来”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二者渐行渐远成了不可避免的历史事实。
  一、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异化及解体与儒家之道的动摇
  我们知道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架构为“五伦”,而其中的社会骨架却是“三纲”,与“三纲”相适应是被称为“五常”的儒家道德,即“仁、义、礼、智、信”。据贺麟先生的理解,由“五伦”说进展为“三纲”说有其逻辑的必然性,从效果上讲,
  “是由自然的人世间的道德进展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有宗教意味的礼教。由一派的学说,进展为规范全国全民族的共同信条。”“五伦”发展到
  “三纲”的意义,不仅仅是贺麟先生所强调由一派伦理观念而发展为传统帝制国家的意识形态。它更是儒家全面社会建制化,由民间儒家升格为政治儒家,儒家制度化的象征。若从日常生活世界的视角观察,自汉以后,传统中国相对的“人伦世界”进展为单向、绝对的“三纲世界”,发生了性质上异化,即导致了日常生活世界的全面政治化。
  近代以来“人伦世界”的解体实质上是“三纲世界”的崩溃。“三纲世界”实际是上由家族制度(父子关系与夫妇关系的结合)和建基于其上的君主制度(君臣关系)的结合体,其包括了毛泽东所指出的封建宗法四权的三种,即政权(君权)、族权(父权)和夫权(男权),这些权力都是以制度化和权威化的方式作用于传统中国人伦世界。“三纲世界”的崩溃,从制度层面来说,随着君主制度覆灭,中华民国成立,首先是君臣关系不复存在,“君为臣纲”的伦理义务自然随之灰飞。其次,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以农业耕作经营为基础的大家庭制度也难以为继,经验知识为科学知识取代。“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难以维持,制度化的“父权”、“夫权”也随着君主制度的崩溃而失去支撑,因此,此“两纲”发生戏剧化转向,即“父子关系”和“夫妻关系”获得了平常身份。可以说,“三纲世界”崩溃的结果是“人伦世界”的回归,但近代“人伦世界”的回归是传统“五伦”世界变成了“四伦”世界。也就是说,随着夫妇关系和父子关系的恢复平常身份,同时意味着兄弟关系和朋友关系获得平等身份。
  “三纲五常”的纲常名教随着“三纲”崩溃,儒家之道失去制度性的依托而在近代发生极大的危机。
  “三纲世界”崩溃之后,首先意味着纲常伦理的等级性和片面性特征的解除。“五常德”由此发生转化,一方面解除了与“三纲世界”的连体关系,从而获得了相对独立。另一方面,儒家“五常德”相应地丧失了“常德”的优势地位,而成为五种平常的儒家道德。“人伦世界”的回归同时还带着传统儒家道德所不熟悉的西方近代道德价值观念,如民主、平等、自由、个性、竞争等等。儒家道德从而成为近代中国道德观念版图中的一极,显然,“人伦世界”已经不仅仅只容纳儒家道德,而成为多种道德观念的激烈争夺的地盘。
  二、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现代转化及儒家道德的游离
  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日用常行”主要表现为日常经济生活、日常人际交往活动以及日常信仰活动,这些活动是以家族中心展开的,重视“饮食”、“丧葬”、“祭祀”、“婚姻”等活动及其礼仪。
  传统日常经济活动主要以家庭为经济生产和消费单位,由于是以农业耕作为主和家庭手工业为辅的生产方式。这种家庭经济模式使得家族成员必须依附于家庭而生活,而农业耕作方式主要依赖于经验性知识,这种生活方式也就成为儒家孝道产生的物质基础。由于农业生产仰仗自然气候,农业收成有限且不稳定,为维持家庭成员的生存,从长远计,家庭消费自然需要量人为出,儒家倡导天人和谐、勤奋、节俭,鄙视懒惰、奢侈浪费自然能深入民心。
  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经济现代化取得了显著成效。这首先表现为近代以来科学的发展,生产技术提高,使得农业耕作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生产的规模扩大,突破了传统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家庭耕作方式。其次,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化。经济生产的规模化和市场化,工商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经济生产不再是满足一家一户的消费而是为了市场交易。人们的生活所得不再主要依靠自家生产,而是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获取。因此,家庭的经济功能大大弱化。个体可以脱离家庭而得到生计来源。经济发展需要通过消费来拉动。传统的日常消费模式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消费得到鼓励,而不是受到抑制。再次,经济竞争、追求经济效率成了现代经济的主要特征,利润追求成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机。凡此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使得儒家之道中的家族主义的价值、重义轻利的观念遭受极大的冲击。
  “饮食”的来源与家庭脱钩使得传统家族制度遭遇挑战。最直接的表现即是家庭成员可以脱离家庭获得生计资源,因此获得身份自由。家族制度的稳定根本撼动。与此相应,传统婚姻制度也难以为继,其原因还是家庭经济模式的解体,妇女不必依赖家庭生存,能在家庭之外的市场获得生计。妇女经济权力的提高相应带来社会地位的提高。传统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也就难以为继,片面的“夫权”和片面针对“妇女”的“三从四德”也失去生存土壤。这是儒家道德从未遇到过的挑战,“自由”、“平等”、“自主”等观念是从现代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生长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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