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去行政化”的关键:确立大学行政管理的科学性
内容摘要大学“去行政化”的要义，就是既承认现代大学行政管理的合法性、必要性，更强调大学的行政管理有别于政府管理、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的特殊性，在大学组织文化的“场”内确立大学行政管理的科学性，即服务并切合大学的学术活动、教育活动的特性。我们有理由相信，大学去行政 化有利于那些由教授、博导、院士出任校长、书记的学科专家向真正的教育家的转变，而且他们中的佼佼者，也可能成长为真正的教育家。
关键词大学去行政化行政级别越权与异化校长职业化
作者龚放，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南京：210093）
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回答网友提问时强调，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引起了全国范围内关于大学“去行政化”的讨论。6月6日，国家公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指出：“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7月29日正式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再次明确了各级各类学校“去行政化”的改革取向：“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1］就政策层面而言，大学“去行政化”已经成为全社会共识，并且已经成为国家的改革方向——尽管加了“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这样较为审慎、也较有弹性的修饰词。但是，大学“去行政化”何以须为？仍然有辨析、澄清的必要；大学“去行政化”何以可为？也不无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大学去行政化”：
绝不等同于取消院校的行政级别
对于逐步淡化或取消高等院校的行政级别，有多位著名大学的校长、书记发表了不同观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天津大学校长龚克的担忧：“目前社会上有一个很清楚的官僚体系，高校里若没有明确的行政级别，就不知道该和谁对话，找不到省里的主要负责人，甚至连厅局长都可能不愿见没有行政级别的教授，令你事难办。”龚克的坦言，涉及了当今中国不容回避而又令人无奈的“行政化”、“官僚化”的社会现实。确实，高等院校的“行政化”倾向，仅仅是全社会日益严重的“官本位”问题的“冰山一角”。如果连著名大学校长都会因为没有明确的行政级别而“求见”无门、对话无人，更遑论普通教师的建言献策或平民百姓的投诉、辩白了。今天的中国非要总书记批示或总理发话，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失地农民的温饱才有人问津。这些报道在让人们感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亲民务实作风的同时，也凸显了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官员的“官僚化”作风和对百姓疾苦麻木不仁的恶习。同样，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官本位倾向，各级党政机关不从根本上确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新”的价值观和执政观，则大学的“去行政化”是难以真正落实到位的。
话说回来，大学的“行政化”固然与实际存在的院校行政级别有关系，但“去行政化”又并非依赖淡化或取消“副厅”、“正厅”或“副部”、“副省”此类级别就能见效或完事。解决此类问题的核心还在于身居大学管理高层人们的价值取向。是“富贵于我如浮云”，还是“丈夫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提级时”？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也好，与行政级别完全脱钩也好，对一个真正献身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大学校长而言，应当是无足轻重的。1950年代中期，身为云南省省长的郭影秋主动向中央请缨，出任南京大学书记兼校长，周恩来总理曾经对云南籍的辛亥革命老人李根源说：“贵省的省长郭影秋，不愿当省长，自告奋勇到大学去。”匡亚明作为1920年代即投身革命的高级干部，在省级领导与新组建的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校长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当时他们并非没有行政级别，但他们志存高远，不为级别所束缚和牵累，将心思放在研究、探索教育、科研和办学规律上。他们后来能够成为有思想、有见地且有建树的大学校长，由革命家“华丽”转身为教育家，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思想境界超越了个人名利和荣辱，他们的“兴奋点”与关注点集中在“育天下英才”、“进学术前沿”和“办一流大学’，他们真正做到了“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
防止行政管理的越权和“异化”
长期担任剑桥大学学术副校长的阿什比勋爵曾经直截了当地指出：“大学的兴旺与否取决于其内部由谁控制（黑体由原作者所加）”。［2］毫无疑问，200年前的柏林大学，是名副其实的“学者共同体”，或者说“学术共同体”。数十年前阿什比主政时期的剑桥大学，也是学科不多、规模有限的“同质体”。在这样的“同质体”大学，其内部事务基本上由专家学者兼管，大学在实现基本自治的同时，也做到了教授治校。
但是，时移势迁，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学的体量、形态、使命和功能均发生了根本变化。1963年美国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在哈佛大学所发表的豪情万丈的演说，形象地展现了这一历史性变迁的画面：19世纪中叶纽曼所赞许的大学，充其量是“一群僧侣居住的村庄”；20世纪30年代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也不过是“一座由知识分子垄断的城镇”，它们都难以与加州大学这样“充满无穷变化的大都市”——“多元化巨型大学”相匹敌。［3］曾经担任美国康奈尔大学校长18年的弗兰克·H.T.罗德斯，则用一组数字突出反映了大学规模的扩张、学科的繁衍、功能的拓展是如何改变了大学管理的性质和文化——“不断增大的大学的多样性带来了大学校园规模的扩张。早期的美国本科生院是小而紧凑的同质体。２００年前，哈佛大学录取了大约57名学生，１００年前是3373人，到今天达到了18700人，其中有6800人是本科生。……1891年的时候，密歇根大学的校长詹姆斯·安吉尔还没有秘书，他的所有回信都是手写的，亲自为所有的文学院学生注册，教授国际法和合同史，做礼拜仪式，他认识所有的103个教工，以及2420学生中的好几百个。‘他清楚课程的每一个部分’……”［4］中国大学的情况同样如此。30年前，拥有13个系科和6000余学生的南京大学在江苏省是数一数二的大学。如今，仅就规模而言，2.5万名在校学生数的南京大学，也许难以跻身全省高校的前10名之列。
现代大学已经是这样一个巨型的复杂系统，或者说“矩阵结构”。它不仅要培养数十个学科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而且要进行数十个学科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研究；它既要与各级政府打交道，从它们那里获取财务、经费的支持和政策、法规的指令，还要与相关的企业、事业单位周旋，既向它们“输出”自己的“产品”——从毕业生到科研成果，又吸纳相关的“输入”——从信息、经验到资金、技术装备；它既从事着文化整合、知识创新这样难以估价的精神生产，又经手着数亿甚至上百亿的巨额资金运作……大学依然是学术共同体，但它已经不是昔日纯粹的“同质体”而拥有纷繁复杂的行政管理事务。它一方面要循着学科专业的内在逻辑和发展方向前进；另一方面，它又应该按照行政事务的程序决策行事。我们看到两个最基本的事实：
其一，“知识是学术系统中人们赖以开展工作的基本材料；教学和研究是制作和操作这种材料的基本活动；这些任务分成许多相互紧密联系但却独立自主的专业；这种任务的划分促使形成一种坡度平坦、联系松散的工作单位结构；这种结构促使控制权分散；最后，目标必然是模糊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