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我党军事运动的历史贡献
［摘 要］ 本文认为共产国际对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军事理论的探索、军事人才的培养和军事实践经验的积累诸方面有着重大影响，从短期看它直接影响着党在大革命时期军事运动的政策走向，从长远来看它对中国共产党最终独立地创建人民军队，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具有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共产国际 大革命时期 军事运动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党的军事运动的指导既有正确的方面，也有错误的方面。长期以来，党史和军史学界对其错误的方面，如过份倚重和信任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建立军队，阻止和限制共产党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当蒋介石、汪精卫向共产党举起屠刀时，下令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等错误及危害已有深入的研究。但长期以来，党史和军史学界对共产国际在大革命时期对党的军事运动所作的大量正确和有益的工作缺少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本文认为：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为促成国共合作，取得大革命的胜利，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向中国派遣了大批的军、政顾问（主要是广东国民政府、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国民军）；接收中国学生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或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在东征、北伐过程中给予战争实践的指导。这些工作，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军事运动中取得相当业绩，并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迅即领导武装起义，创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来展现共产国际在大革命时期对党开展军事运动的影响，从而论证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党的军事运动中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一）
共产国际关于革命战争、革命军队、武装斗争的论述，对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探索军事运动有关理论，初步形成自己的军事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1921年建党之前，中国就有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使广大青年学生和工农等其他社会阶层能够接触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刊物，创办外国语学校，为选派革命青年赴苏俄学习作出准备。［1］(P4)1920年秋，长沙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由新民学会骨干毛泽东、何叔衡等负责。［1］（P7）与此同时，苏联共产国际也派出了维经斯基、柏烈伟、斯托杨诺维奇（朱涅尔）、马马耶夫等人到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去了解工作，向他们介绍俄国革命的情况。［1］（P6）1921年应国民党邀请去桂林的马林，途径长沙的时候，出席了青年团体的集会，给他们介绍了阶级斗争和俄国革命的问题。［1］（P12-13）
共产国际的特派代表们通过各种刊物、集会，特别是通过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等途径，有效地传播和宣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军事思想。如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授课内容包括“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苏俄状况”、“军事运动及农民运动”、“各国革命史”等。［2］(P691)在1925年创办的莫斯科中山大学设置的课程中也将“近代世界史、苏俄革命之经过及其意义”设为主要课程，而“中国之国民革命运动”则更被列为其专科，各科教授按其研究方式，“鼓励学生关于政治经济问题作为独立之研究及创作”。［3］（P72）在黄埔军校的授课内容中也编入了“三民主义浅说、苏联概括”等内容。［4］(P24)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 ［5］（247）这就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敌人,使中国民主革命有了明确的方向。怎样才能打倒我们的敌人呢？共产国际认为，“组织自己的军事力量”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争取中国民族独立的支柱”［6］（P 312），从而提出在中国必须用革命的武装来实现革命的目标。通过这样有效的宣传与交流，中共的早期领导人对大革命时期军事运动的若干重要问题取得了一些新的、具有真理性的认识。
对战争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党认识到，“人类经济的政治的进化，自然会造成阶级的战争”［7］ (P179)因此，为人民幸福计，民主派对封建革命是必要的 ［7］（P179），从而得出中国社会要进步，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都离不开战争的结论。
关于战争与和平，党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8］(P190)战争是实现和平的手段。“战争诚然是我们所不讴歌的，但是民主主义的战争，减少军阀战争效率的战争，把人民从痛苦中解放出来的战争，在现在乃是我们不能不讴歌的”。［9］（P25）党辩证地说明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认识到在革命年代，以革命战争来消灭反革命的战争是必要的。
关于革命与武力，中共早期领导人也得出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周恩来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的有组织的革命军队不可”,［10］(p134-135)“我们无军队便不能革命” 。［11］ 这一时期，瞿秋白撰写了《中国革命与武装斗争问题》［12］，赵世炎撰写了《中国革命与武力》,［13］(P12)邓中夏撰写了《论兵士运动》，恽代英撰写了《军事运动问题》等文章，从各个角度论述了武装斗争在革命进程中的重要性。
关于政党与军队，周恩来在1925年明确指出：军队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 。军队与政党的关系，应该是军人服从政党。军队是政党的军队，反对“以军治党”，主张“每一个革命党的军人，都应该尊重党的权威在军队权威之上” 。因此，“每个革命党的军人，不可以单看自己是一个军人，必须看自己是一个有武装的党人” ［14］(P304) 。
在共产国际指导和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人在军事理论方面进行的探索，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指导了大革命时期党的军事工作，使党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没有彻底放弃军事工作；二是对党在以后的革命进程中创建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发动人民革命战争作了开拓性的理论贡献。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共产国际过分强调共产党应支持国民党，以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对中央的控制，这一时期，我党的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是有所脱节的，理论走在实践前面。有些理论付诸了实践，却又以帮助孙中山和国民党建设军事力量为主。这最终导致了大革命时期党在军事工作方面的一些失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损失。
（二）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通过黄埔军校、国民军、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等各种形式为中国革命培养、锻炼和积聚了一大批军事人才，为党以后创建人民军队，独立开展人民革命战争奠定了军事人才基础。
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是我党培养和聚集军事人才的摇篮。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在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建的。早在1921年12月的时候，马林应孙中山之邀到桂林时就向孙中山提出了建议：“建立革命的武装中心，应先创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骨干。”［7］(P12-13)当时，孙中山非常赞同这些意见，在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交流中，他表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按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15)(P102)在1923年的演讲中，孙中山同国民党人说：“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才能成功。” ［7］(P275)为帮助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促成中国之民族主义，共产国际陆续向中国派出顾问团。1923年夏，第一批苏联军事顾问团由苏联驻华武官阿纳托里，伊里奇·格尔克带领来到中国，顾问团成员有波里亚克·格尔曼、捷列沙托夫、斯莫连采夫、切列潘诺夫。［7］(P272) 1924年，鲍罗廷向莫斯科去电要求给广州派五十名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军事工作人员。［7］ (P34)苏联政府除资助黄埔军校200万元开办经费外,还运来8000支步枪和200万发子弹,并派遣了加伦将军等一批有丰富经验的军事教官。[15](P102-103)黄埔军校是中国革命的军事摇篮，我党真诚地与国民党合作，在黄埔军校中卓有成效的开展各项工作，特别是军队的政治工作，为国民革命军的创立及壮大立下了卓著功勋。同时，党的工作在客观上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及两广军界的影响，吸引、教育、团结了一大批进步军人在党的周围，这是我党的一笔巨大的财富，为今后党创建人民军队准备了必要的军事人才。在黄埔军校工作和学习的人员中，有相当一批人后来成为创建人民军队的重要领导干部。如，周恩来、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林彪、陈赓、周士弟、刘志丹、左权、周逸群、黄公略、段德昌、许继慎、邝继勋、卢德铭、吴光浩、曾中生、陈其涵等。“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十大元帅中的林彪、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曾是黄埔的教官或学员，十位大将中三位出身黄埔，被授予上将、中将、少将的将军中，黄埔的学员更是众多。”［16］这说明黄埔军校是中共大革命时期培养和聚集军事人才重要基地这一观点是符合事实的。曾任黄埔军校副校长的李济深说：“黄埔是共产党的基地。”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