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到广州视察时,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人向她提问《红灯记》最早到底是谁写的。江青说,那个人名叫沈默君,一般作家在一部剧中塑造一个英雄人物都很不容易,而他却在一部电影里一下子塑造了三个英雄人物,很了不起,但他是一个“右派分子”,因此我们不能再提他的名字。
江青所说的沈默君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神秘的赶马人
1957年的冬天是寒冷的。
北大荒更是朔风呼啸,辽阔的荒原被雪花搅成了白茫茫一片。
在这雪飞冰冻的大荒原上,有一个部队的军垦农场,几排低矮的茅屋,半截被压在积雪中。这里集中关押着一些在那年夏天里因“大鸣大放”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的人,平时他们被押着到原野上去劳动,太阳落山后才能回到茅屋里睡觉。天气太冷了,别说他们无法出去干活,就连那些看管他们的人,都只得整天“猫”在屋子里,这使得这些人有了一点喘息的机会,得以在屋子里烤火,或在被窝里休息。
寂静的雪野里响起了一阵马蹄声。
这是农场派出去拉运粮食的马车,一匹高大的骡子正吃力地拉着,由于风雪太大,骡子显得十分吃力,身上已沁出了汗水。马车上坐着一个人,身穿老羊皮袄,头戴一顶皮帽,将一双手交叉插在袖筒里,紧紧地搂着一杆长长的鞭子。
走不多远,前面出现了一片树林,马车突然陷进了深深的雪堆里,无论赶车人怎么用力向那匹骡子抽鞭子,马车就是不能前进。
在这冰天雪地里,如果这样下去,不被饿死也会被冻死的。
这时,赶马人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一座小木屋,屋顶上正冒着袅袅的炊烟。
他如同发现救星一样,急忙向小木屋跑去。
屋子里住着几名守林子的工人,年长的有五十多岁,长着浓浓的络腮胡子。当他听说来人是附近军垦农场的人时,立即叫上同伙,一同前来帮助赶车人将马车从雪堆里拉了出来。
看看天色已晚,他们便留赶马人到小木屋里休息,并告诉他说这样的雪天一个人赶车很危险,由于刚才耽误了时间,他已无法在天黑之前赶到农场了,不如等明天雪小一点后再走,回头由他们出面给农场领导写个证明,说明情况。
赶马人此时已是人困马乏,只得同意次日再赶路。
吃过晚饭之后,赶马人同大伙一起围炉取暖。
屋外是呼啸的寒风,屋里的木柴正“噼啪”地燃烧着。在这间小木屋里,一只酒瓶在几个男人的手中来回地传递着。
喝了酒的男人们就开始讲自己亲自经历的故事。
那些充满着大东北泥土气息和乡情的故事,赶马人听得睁大了眼睛。
满脸络腮胡子的守林人曾经是一名北满抗日联军的老战士,他呷了一口烧酒后,用手抹抹胡子,讲了一个地下交通员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炸毁日军的一批准备运上前线的军火,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内线了解到这批军火的具体存放地点和准备运送的具体时间,于是火速派一名地下交通员,将这个情报送往抗联总部。
这位地下交通员根据事先联系的地址从偏远的黑河来到哈尔滨,住进了联系好的一家小旅店,这家小旅店位于哈尔滨道外,是一个不会引起日军注意的地方。
可是,由于日军不断地搜索和围剿,情况发生了变化――负责接头的人左等右等未到,等到第三天时,地下交通员随身带来的钱都已用光,连饭钱都没有了。但是按照地下交通的组织规定,在未见到接头人时,他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这个地点的,怎么办呢?
为了完成任务,这位地下交通员只好饿着肚子等候。为了节省体力,交通员每天只好躺在炕上空着肚子睡觉,到第四天在炕上竟饿得昏死过去,就这样一直等到第五天。当这位交通员已经奄奄一息的时候,接头的人终于赶到这家小旅店,接过了交通员送去的情报……
赶马人被这位抗联老战士讲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他从身上掏出一个小本子来,借着柴火的光亮,想记下这个故事。
可是,他很快又将小本子放回了衣袋里,因为他知道自己此时的身份,不能用笔记下这个故事,只能将这个感人的故事深深记在心里。
这个神秘的赶马人是谁?他为什么对这个故事如此感兴趣?
盼望春天
那位对抗联老战士所讲的故事感兴趣的赶马人名叫沈默君,是北大荒某军垦农场的一名“右派分子”。
说起沈默君的名字,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但只要一提起他编剧的那些电影,在中国内地几乎人人皆知。
沈默君,曾用笔名迟雨,祖籍安徽寿县,1924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8年出任文化部剧本委员会委员兼创作组组长,创作了《台岛遗恨》、《孙中山与宋庆龄》等多部电影剧本。
然而,这只是他创作的一部分,他更重要的作品还是在此之前创作的另外几部电影,相信每一个读者在读到笔者后面写到的那些电影时都会对他肃然起敬。
这是一个典型的江南男子,长得面目清秀,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虽然在北大荒经过一年多的“劳动改造”略显憔悴,但脱去那身老羊皮袄,骨子里透出的仍然是温文尔雅的书生气。
沈默君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送”到北大荒来“劳动改造”。
他自幼就对戏剧产生兴趣,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投笔从戎,参加战地服务团。1938年参加新四军,在新四军火线剧团当演员,后来又担任导演、文化教员、股长、文教科长等职。1948年任华东野战军总后政治部文工团团长,创作了歌剧《叶大嫂》、小说《夫妻英雄的故事》等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沈默君进入第三野战军文化部担任专业创作员。翌年,他便与沈西蒙、顾宝璋合作,创作出了新中国首部战争大片《南征北战》的电影文学剧本,不久被搬上银幕,一经放映,就受到全国广大观众的欢迎,在中国电影银幕上演出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紧接着沈默君又于1952年创作出电影文学剧本《渡江侦察记》。根据他创作的剧本拍摄的同名电影,同样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一部经典影片,荣获文化部颁发的1949―1955年度优秀影片故事片一等奖。
1954年沈默君调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电影创作组组长。1957年他与黄宗江合作创作的电影剧本《海魂》,获得了1958年文化部全国电影剧本创作三等奖并被拍成电影,由上影著名演员赵丹、刘琼、高博、王丹凤、康泰联合主演,深受好评。
正当沈默君雄心勃勃地开始电影创作的时候,1957年那场突然袭来的风暴,使他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创作的权利。
他被强令脱下军装,背着时代“赐”给他的沉重的十字架,被押送到遥远的北大荒接受“改造”。
北大荒的生活是艰苦的,每天天刚放亮,他就被叫起来去地里劳动,中午也不让休息,午饭都是蹲在地里吃,无情的风霜在他年轻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使他一下子显得苍老了许多。
除了“劳动改造”之外,更让他不寒而栗的是没完没了的“思想改造”――对他所创作的几部电影的严厉批判。
令他感到不解的是,在对他进行批判的同时,这几部电影却仍然在全国各地放映,就连这偏远的北大荒农场,也不时会有放映队放映,只是影片的演职人员表上再也找不到他的名字了。
苦难的生活并没有使年轻的沈默君对生活失去信心,他坚信自己是清白的、无辜的。他始终认为当政治大潮过后,风平浪静之时,一切都会还原成原来的样子。
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沈默君心中盼望着阳光明媚的春天。
他将苦难强咽进自己的肚子里,没有悲伤,没有气馁。利用自己劳动的间隙深入东北乡村,他深入一座座茅屋的火炕上,听乡亲们唠家常、讲故事。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他收集了大量反映东北抗日联军和革命群众对敌英勇斗争的故事。
他渴望有一天能将这些故事写成电影剧本,在中国的银幕上展现出来。
后来东北一个摄制组到北大荒拍片,当他们架好机器,面对辽阔的大地准备拍摄外景时,从镜头里发现,遥远的地平线上走来了一支扛着铁铲的队伍,他们一个个低着头,在几名武装战士的押送下,正朝田野走去……
这些突然出现在镜头前的人无形中破坏了画面。
摄制组立刻停下拍摄。
当这队人群走近的时候,摄制组的人突然一下子都惊住了,有人对走在队伍中间一个腰上系着草绳的人叫了一声:“沈默君!”
摄制组的人在劳改的人群中发现了沈默君。只见他形容枯槁,苍白消瘦,走路时头也不抬,走到地里之后,只顾埋头刨土,片刻之后,从头到脚都是黄土。
看到一个优秀的编剧被折磨成如此模样,摄制组的人都惊呆了。
当时正逢全国电影界全力以赴拍摄“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片,电影制片厂很需要沈默君这样的人才。摄制组回来后,立刻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希望能解决沈默君的问题,让他尽快出来工作,协助参加献礼片的创作。
有关领导听了汇报之后沉思很久,问道:“让这样一个人出来写献礼片,行吗?”
摄制组负责人说:“这是个人才,他文字功夫很深。为了拍好献礼片,可以先想法让他出来协助一下。”
有关领导犹豫地说:“那可是个‘右派分子’呀!”
急着要人的摄制组负责人说:“怕什么,我们又不同他多说话。再说,我们摄制组有这么多革命群众,再坏的‘右派分子’只要有我们大家的监督,还不能把他给改造过来呀?”
有关领导想了想,认为摄制组的人说得对,答应想办法让这个“右派分子”出来参加拍摄工作。
可是事情解决得并不顺利。一直拖到献礼片拍摄结束并播映后的1961年底,沈默君才被宣布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以“继续观察,以观后效”的“监管对象”的身份,被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借调到哈尔滨的文化单位从事文学创作。
此时,背着沉重的精神十字架的沈默君,已在北大荒的军垦农场里整整“改造”了四年之久。
红灯初亮
1962年5月,沈默君从哈尔滨调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
虽然此时的他仍处在“以观后效”时期,但摘掉了头上那顶沉重的“大铁帽”,身上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他经常独自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发愣,脑子里不时回想着从林海雪原的北大荒听到的那些北满抗日联军老战士的故事,渴望有一天能将这些故事搬上银幕。
苏里是当时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他导演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和《刘三姐》,红遍全中国。
苏里想再拍一部有影响的电影,可是苦于没有好的电影剧本。
沈默君的到来使他十分高兴。因为他太熟悉沈默君创作的电影了,对于这位才华横溢的电影剧作家,苏里寄予着极大的希望。
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苏里约上另一名长影厂导演尹一青,一同找到沈默君。
此时沈默君正在自己那间小小的屋子里看搜集来的一些创作素材,见来人是著名导演苏里和尹一青,心中又惊又喜,立刻将他们让进屋子里。
屋子十分简陋,只有一张凳子。沈默君将它让给了苏里,自己则与尹一青坐在小床上。
苏里提出希望沈默君为他们写一部好的电影剧本。
已被“劳动改造”多年的沈默君,一直都在孤独和寂寞中生活,到长影厂后,他没有想到立刻会有导演来约自己写剧本,还是当时名声很响的苏里。
他为此感到高兴,一下子站起来,问苏里:“你们想要一个什么题材的剧本?”
苏里没有立刻回答,想了想说:“写一个革命历史题材的怎么样?”
沈默君一下子愣住了。
因导演电影《刘三姐》出名的苏里,现在要他来写革命历史题材的剧本,沈默君感到有些为难:自己离开电影剧本创作已经整整五年了,手生了不说,对题材的把握心中也没底。到底哪些题材能写,哪些不能写,写出来后会不会再次受到批判?
沈默君心有余悸,他试探着问二位导演:“你看,我已多年不写了,现在也不知道写什么样的题材才好。”
苏里说:“我看就你的水平,写什么都不会差。”
沈默君只好笑着说:“艺术上的事我可以把握,但这题材上的事情我可没有底,还得你们二位导演出一个题目。”
苏里一听笑了起来,说道:“你沈默君究竟是不懂还是装不懂,还是在北大荒这几年把你给弄傻了?这题材也不是我们说了算数的,首先得看你有没有生活,有了生活,才能写出好本子来嘛!”
一句话,说得三个人都大笑起来。
从此,只要一有时间,三个人就聚在一起商量,各自讲自己知道的故事,谈自己的生活与感受。
艺术的火花在秋天的阳光下碰撞着。
北满抗日联军老战士在冰天雪地的小木屋里讲的那个故事,再一次浮现在沈默君的脑海中,唤起了他许多回忆。四年北大荒生活中所感受的人和事,以及自己搜集到的故事,此时都如同泉水一样涌了出来。
一天,三人再次相聚,沈默君向二位导演讲述了那个北满地下交通员的故事。
故事立刻将两位导演深深吸引。
最后,三个人约定,将来要写的电影剧本就是以“北满抗联”的英雄事迹为主线,并相约各自回去后再想一下具体的故事情节。
一开始都很激动的三个人,就这样围绕着这个故事苦苦地思索着。可是几天下来,还是没有想出一个更好的故事情节,更没有想出一个贯穿全剧的主题来反映“北满抗联”英雄可歌可泣的斗争。
这天傍晚,吃完晚饭后三人相聚的时候,再次讨论剧本的创作。
尹一青突然无意中冒出一句话:“未来的剧本中如果我们能将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一家人,因为革命斗争的需要联结在一起,为了一件革命工作,他们把家庭的亲情与为革命的牺牲精神很好地联系起来,这个故事拍成电影后一定会很感人……”
这无意中的一句话,立刻将沈默君的灵感激活了。
回去之后,沈默君一个晚上没有睡着,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着,那冰天雪地的北大荒,朔风中屹立的小木屋,熊熊的火堆旁那个抗联老战士高大的身影,那个地下交通员感人的事迹……一起涌现在他的脑海里,使他无法入睡。
于是,他翻身起床,拉亮屋子里的电灯,在灯下一直写到天明。
第二天,沈默君拿出了自己的创作构思。
他要在未来的电影里讲一个历时久远的铁路世家的故事――祖孙三代三个人,妈妈是师母,女儿是参加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烈士遗孤,三代人三个姓……
这时,在这个自动形成的创作小组里,又增加了于彦夫。还没等沈默君说完,于彦夫凭着他对艺术的良好感觉,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故事,按捺不住兴奋之情,连连叫好。
在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后,沈默君便开始全力以赴地投入创作提纲的写作。
几天之后,当沈默君将写好的剧本提纲交给几位导演时,大家一致赞同。
就这样,几个人约定了新的电影剧本的主题与主要故事情节。
根据定下的思路,沈默君与另一位编剧罗静一起投入了具体的创作。
这个电影剧本以东北某地的一个党的地下交通员为线索,塑造了没有血缘关系的祖孙三代人,为完成上级交派的传递密电码的任务而英勇斗争、前仆后继的光辉形象,热情歌颂了抗日战争期间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了革命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取革命斗争最后胜利的伟大主题。
可是,真正开始创作剧本,问题又来了:到底用一根什么样的红线来贯穿剧本的始终呢?
沈默君到底是具有丰富创作电影剧本经验的作家,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设计了以一盏铁路工人巡道时常用的红灯作为秘密联络信号的生动细节,这既使故事情节紧凑、生动,又有一个象征性的物体作为依托,贯穿全剧,宣扬了在革命斗争中红灯照亮前进道路的主题寓意。
两个多月之后,剧本写出初稿,沈默君为这个电影剧本取了一个名字――《红灯志》。
沈默君小心翼翼地将这个电影剧本交给电影厂讨论,在报送之前,为了防止有人对剧本的名字提出不同看法,同时还取了一个《三代人》的名字以作备用。
送去讨论的电影剧本立刻受到了好评,同时也有人提出不少修改意见。
沈默君最初的剧本里的孙女名叫李月娥,日本宪兵队长叫松井。在讨论时有人提出这两个名字不太好――“李月娥”太像古典戏曲里的人名,而电影《平原游击队》里的日军队长就叫松井,为避免未来的影片在这个人物的名字上与之相混,建议改一下。
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这时,于彦夫突然想到自己家乡有一个抗日女英雄名叫邓铁梅,建议把“李月娥”改成“李铁梅”,叫起来响亮;同时建议把“松井”改成“鸠山”,给人以凶险狠毒的感觉。
编剧接受了这些建议,将剧本的人名作了改动。
经过多次修改,电影剧本最后通过。
为了加强这个剧本的革命性,有不少人认为《红灯志》这个名字不突出,最后以《革命自有后来人》为题目,在《电影文学》上发表了。
还在“以观后效”的“右派分子”沈默君,觉得不便用自己的真实名字,发表的时候就换了一个笔名:迟雨。
迟到的“雨”呀,在沈默君干枯的心田里,那是盼了多少年啊!
剧本发表,立刻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这是刚刚“出山”的沈默君没有想到的,他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读着那一封封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这些信中意见最集中的就是:希望能够尽快地将这个剧本搬上银幕。
在沈默君最早的剧本里,祖孙三代最后都为着那本送往柏山游击队的密电码献出了生命,如此处理,全剧无疑是悲壮的,是震撼人心的。
可是在接到的读者来信中,读者提意见最多的也是这一点。这些来信中指出,不能让革命的后代李铁梅牺牲,应该让她活着完成这个任务,这样才合乎《革命自有后来人》这个主题。
沈默君认真分析了读者们的这些意见,认为提得中肯,对于完善这个剧本很有意义。于是他采纳了这个建议,对发表后的电影剧本进行了再次修改。
沈默君这次修改的最大特点是让“牺牲”了的李铁梅复活,让这个革命的后代逃过敌人的追捕,找到了柏山游击队,将奶奶与爹爹用生命保护下来的密电码交到了游击队的手里,使游击队最后消灭了前来追赶的日本鬼子。
沈默君在剧本末尾所加的这个光明的尾巴,完全适应了那个时代对于电影艺术的要求,适应了当时人们的审美取向,立刻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读者的欢迎。
剧本报到文化部,很快得到了批准,长春电影制片厂指派于彦夫执导,立刻投入拍摄。
新中国成立之前,东北解放军接收了“满洲映画株式会社”,成立了东北电影公司,于彦夫当时任资材科科长。后来他在新中国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中任导演助理,从他执导的第一部故事片《夏天的故事》开始,到故事片《芦笙恋歌》、《笑逐颜开》,以及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的故事片《创业》、《希望》、《16号病房》、《黄山来的姑娘》、《鸽子迷奇遇》,这些精彩纷呈的不同风格的作品,蕴涵着他的心血、智慧、才华和追求。
于彦夫是个有想法的导演,他在接手了沈默君的电影剧本《革命自有后来人》之后,有意隐去了剧本中较为直白的“革命”二字,将一家三代的革命斗争完全融合在平常的生活中,同时将片名改为《自有后来人》。
影片放映后,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电影院前排起了长队,许多观众含着热泪,接连看了好几场。
沈默君等人所创作的这部电影,为以后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提供了蓝本。
一盏红灯,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点亮。
(责任编辑/吕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