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沃伦・史迪威是位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的美国将军。早在1911年11月,他就曾到上海度假,那是他的第一次中国之旅。九年后,他奉命到中国工作。1935年至1939年,他担任美国驻华武官参赞,其足迹遍及中国各地。因此,他被美国军界称为 “最精通中国和远东问题的军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奉命前来中国,作为罗斯福总统的驻华军事代表,开始履行其职业军人的历史使命。不过,在中国的日子里,他与蒋介石之间充满了矛盾与龃龉。
初晤蒋介石还算欢愉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政府震惊之余又感到欣喜和鼓舞。韩素音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蒋介石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口里哼起了一段京戏,并且整天向圣母作祈祷。国民政府的官员们纷纷互相祝贺,仿佛已经获得一次伟大的胜利。在他们看来,美国对日作战,这是他们盼望已久的伟大胜利。”
果然,美英苏三大国很快便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并将对亚洲实行联合军事行动。蒋介石希望美国派一位高级军官做他的同盟军参谋长。1942年元旦,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推荐他的老部下、好友、陆军中将史迪威担当赴中国的使命。史迪威在接到这项使命时,多少有些不愿意,因为,他对国民党政府面对日本侵略时所表现出的麻木不仁和惊慌失措,极为失望。但是,作为一名军人,他还是欣然接受了罗斯福总统的任命。
1942年3月6日,史迪威来到重庆,拜访同盟国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初次会晤是欢愉的,蒋介石以极为认真的态度对他说:“我将任命你为中国驻缅军总司令。中国部队驻缅第五军、第六军归你指挥,以抵挡日军在缅甸的进攻。”史迪威满心欢喜,高兴地向中外记者说:“中美两国军队并肩进入东京那天,将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在仰光失守后,他才感觉到所谓授权,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因为,蒋介石同时任命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为中国驻缅军总司令。当英国总督多尔曼・史密斯对此提出质疑时,杜聿明笑着答道:“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认为,让美国人留在战争中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给他们一些名义上的指挥权。”事实也确实如此,史迪威徒有很多虚衔,他很难指挥得动驻缅的中国军队。蒋介石从遥远的重庆,直接和杜聿明联系,下达调动部队的命令。
史迪威清醒了,在日记中写道:“主啊,被绳索拴着的指挥官,其精神负担该有多重啊!”他匆匆到重庆,余怒未消地对蒋介石说:“您的部下没有执行您的命令,至多也只是执行了命令的字面意思。公正地说,要让中国军队把他们的两个军交给一个他们不熟悉、不能充分信任的、该死的外国人来指挥,确是过高的奢望。”
没想到,蒋介石听完后竟惊讶起来,立即和他一起飞到缅甸眉苗,召集中国军官开会,当众宣布,史迪威“拥有提升,撤职和惩罚中国援缅军中任何军官的全权。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创新”。蒋介石还私下许诺,将授予他一枚用篆体字镌刻的官衔图章,以确认其行使的指挥权。可是,一个星期后,他所得的图章却是“同盟军总参谋长”,而不是“援缅军总司令”。至此,他才恍然大悟,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他只能是“顾问”,而不是指挥官。
集结在缅甸的军队各有各的心思:英国军队想溜,中国军队欲守。而史迪威恰恰相反,决意反攻,大干一场。4月,日军凭借其空中优势,向盟军在缅甸的驻地狂轰滥炸。20日,日军向腊戍进攻,突破中国军队防线。史迪威想组织力量,重新夺回丢失的阵地,可是,军心涣散、全无斗志。当第五军、第六军悄然撤回中国时,他竟一无所知。为了夺回被日军占领的战略要地东枝,他冒着猛烈的炮火,亲自率领中国军队的一个连,坚守阵地。他再次感到屈辱和懊恼,在一份定期的总结报告中,史迪威写道:“蒋介石使我什么事都做不成。我现在只好承认这一点……我完全受骗了,我真傻……”
他拒绝蒋介石派来的飞机的营救,率领残余部队,走入险象环生的原始森林,这里荆棘丛生,遍地都是蚂蚁、昆虫、水蛭,时不时还有离群猛象的袭扰。他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整日满面怒容、不言不语。一位记者报道说,史迪威“貌似愤怒的上帝,骂起人来犹如堕落的天使”。5月24日,他们终于抵达印度德里。一时间,他成了举世闻名的英雄。络绎不绝的记者,没完没了地采访他。在记者招待会上,他郑重宣布:“我声明,我们遭到了一次沉重打击。我们撤出了缅甸,这是一个奇耻大辱。我认为,我们必须找出失败的原因,重整旗鼓,胜利地返回缅甸。”
蒋介石抱怨:他的权力比我的权力大
史迪威身材高挑、瘦骨嶙峋,常穿一件非制式的运动衫,而不愿着表明军阶的制服。人们很容易在前线遇到他,只见他脚蹬美国大兵靴,头戴一顶旧式的硬边战斗帽,嘴里叼着烟斗,嚼着口香糖,操着母语般熟谙的中国话下达命令。他为人坦诚,憎恨空谈,不愿讨好他不尊敬的人。这样一位自负好斗的职业军人,与笃信“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的蒋介石相处,无疑是两头毛驴拴在一根桩上,注定是要踢蹶子的。他们相处不久,他便感到蒋介石“非常难对付”,而蒋介石则抱怨:“在中国,史迪威将军的权力比我的权力大。”
他对蒋介石也曾经有过好感。1928年4月,他在美国《卫兵》杂志撰文介绍蒋介石时,还赞赏说,中国统一的完成,表明蒋介石“是靠自己体力的力量获得的”。在他担任武官参赞时,正值日本侵华气焰甚嚣尘上,蒋介石不号召人民起来抗日,却别出心裁地搞起新生活运动,这时,他才蔑视起蒋介石。而他对国民党军队只忠于蒋介石个人,以及各自为政、保存实力的做法,更是深恶痛绝。他称呼蒋介石为“花生米”,他认为蒋介石刁滑、诡诈,如以“花生米”相称,那真是名副其实。
他与蒋介石的矛盾,已成为公开的秘密。罗斯福对此极为焦虑,给马歇尔写了一封信,措辞强硬地说:“史迪威是以错误的方法在和蒋委员长打交道。蒋委员长是不能以我们对待其他中国人的通常办法与之交往的。他是中国的最高统帅、中国军队的总司令。”可是,史迪威却很不理解罗斯福的态度,立即给马歇尔拍了一封电文,进行辩解:“我因不向走私诈骗者发放军用物资而恶名远扬。美国宣传重庆的观点,已构成对我的工作的重大障碍。美国公众舆论得到的全是虚假的印象。真实的情况是,部队处于绝望的境地。士兵吃不饱,无薪饷,未训练,被轻视,军队贪污腐败成性。本来可以把他们拉出污水坑,但由于我们不断让步使得蒋委员长认为,他只消一坚持,我们就会屈服。”
史迪威继续训练中国军队,为重开缅甸战役作准备。可是,1942年11月8日,盟军在北非登陆后,美国的军援物资便大多倾向北非,中缅印战区再也得不到如数物资了。他牢骚满腹地向马歇尔抱怨说:“我不知道非洲战场得到了多少。难道我就用这些东西去安慰中国人吗?”他还给陆军部拍去电报,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的愤怒情绪。马歇尔也有同感,对史迪威说:“我已看过你那封骂娘的电报了。我非常同情你的反应。”
珍珠港事件一周年纪念日时,马歇尔正式通知他,缅甸战役已引起高度重视,因为重新打通缅甸运输线,可以为从中国出击的空军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美国政府将增加对缅甸战役的支援。他高兴极了,因为,他所处的战略位置,已仅次于艾森豪威尔指挥的北非战场。美国已意识到缅甸的战略地位,特意增加六千名美国勤务部队,专门执行筑路及其他任务。
他高兴得太早了,当他赶到重庆时,事情又变得难以捉摸。何应钦抓住一些枝节问题,没完没了地絮叨:“空投时,一些箱子摔破了,药用碘酒也被砸碎了。”12月28日,蒋介石照会罗斯福,对未在孟加拉湾建立海军优势提出质疑。蒋介石认为美国没有实现其诺言,即控制缅甸水域,加强美国驻华空军力量。并且说发起缅甸战役,必须符合中国的利益,如果前提条件不充足,那就会失败,就会给中国带来灾难。1943年1月8日,蒋介石正式拒绝发动缅甸战役,提议推迟到秋天发动为宜。
1943年夏秋间,缅甸战役已在积极的准备之中,史迪威明显地感觉到蒋介石“脾气好多了”,宋美龄也称他为“乔大叔”。然而,开罗会议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巨头又得出一个新结论:盟军应把军事打击的重点放在德国。罗斯福得到情报说,日本将在太平洋而不是在中国被打败。罗斯福让史迪威通知蒋介石,盟军至少在一年内,不会在缅甸采取联合军事行动。
“必须让共产党得到援助”
1943年8月,史迪威从印度回到重庆,他向蒋介石建议:为牵制日军力量,以利缅甸战役的准备和发动,应该同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合作,采取联合军事行动。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也是对共产党自称愿意在委员长的指挥下抗日的一种考验。”蒋介石当然不会予以理会。 不过,大洋彼岸的罗斯福倒是饶有兴趣,立即给蒋介石写信说:“大敌当前,灾难随时可能降临。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愿意打日本的人的援助,显然是错误的。”
与一些美国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史迪威对中国共产党没有很深的政治成见。他在任驻华武官参赞时,负责搜集和研究共产党的情报。他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怀有浓厚的兴趣,甚至想“写一封信问一问贺龙如何”。他认为共产党的“情报工作、组织机构和战术都很出色”。他将其对共产党的认识,与其他武官进行交流,获得他们的好评。1936年2月,英国大使馆便在一封便函中,感谢他提供的“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情况的非常有趣的小册子”。
在日军大举入侵,战则必败的亡国舆论中,林彪领导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力挫日军,首战告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史迪威由此深受鼓舞,找来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就平型关大捷的话题,对八路军和共产党进行广泛的讨论。他常常反问自己:“难道八路军不是很了不起吗?”在武汉,他通过史沫特莱认识了周恩来和叶剑英,接触和交谈后,发现中共高级领导人“襟怀坦白,彬彬有礼,态度和善,为人直率”。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的高官们西装革履,油头粉面,一副装腔作势、目中无人的派头。
1943年11月7日,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抵达重庆,他努力说服赫尔利,对华援助不应将共产党排斥在外。因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抗日的,是很有战斗力的。
蒋介石感到史迪威已是越走越远,共产党的军队如果得到先进的武器装备,那么,他们就会如虎添翼、势不可敌。蒋介石别无良策,只得给罗斯福去电极力阻挠。史迪威知道后,立即给马歇尔去了封长信说,蒋介石应该和共产党达成包括得到武器装备的协议,让八路军在山西参加战斗。罗斯福在一份“态度非常强硬的电报”中,明确表示要把共产党纳入美国援助的范围。史迪威的态度也更加明朗化了,在给马歇尔的电报中说:“如果让蒋介石控制物资,谁会得到,你是很清楚的;谁得不到,你也是很清楚的。但我们必须让共产党得到援助,因为他们愿意抗日。”
1944年9月13日,他接待了两名共产党的使者,他们带来了毛泽东和朱德的问候。谈论了什么,虽没有详尽的记述,但是,他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已多少透露出会谈的信息:“他们已和我联系过了。他们表示愿意在我的指挥下进行战斗,但不愿在蒋介石任命的司令官的指挥下作战。”他告诉这两名使者,很想到延安去看看。他将说服共产党将自己的军事力量部署在黄河以北,不与国民党军队接触,并将给以五个师的美式武器装备。
与蒋介石水火不容
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关系越闹越僵,矛盾焦点是由谁来支配援华物资。一次,在使用两架运输机的问题上,他们发生了争执。桀骜不训的他,使蒋介石恼羞成怒,立即给罗斯福拍去电报,婉转地暗示罗斯福,应该将史迪威召回美国。可是,万万没想到,罗斯福竟在回电中明确回答:“史迪威将军要全部按照你的命令来行使职权是不实际的。”罗斯福拒绝了蒋介石,并且告诉他,就是召回史迪威,新的继任者也享有与史迪威同等的权力。
蒋介石只得忍气吞声、一再克制。但是,他一刻也没有放弃这种呼吁,罗斯福开始腻烦了,也想调换史迪威,以缓和紧张局面。然而,马歇尔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对罗斯福说:“担负重新打通缅甸重任的人,必须是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能够率领部队作战的统帅,而不是一个只会与重庆发展和谐关系的协调者和物资供应者。”而在美国再也找不到比史迪威更合适的人选了。
蒋介石碰了个硬钉子,但他决心撵走史迪威的初衷,是不会改变的。宋子文正是带着如此使命,在华盛顿四下活动,凡是他能建言的权威人士,都不厌其烦地对其唠叨。在排挤史迪威的过程中,宋子文的动机是不言而喻的,无非是取史迪威而代之。1943年9月15日,宋子文给罗斯福寄去一份中缅印战区的新计划,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撤换史迪威。
美国军方对于召回史迪威,一直有截然不同的意见,而马歇尔的态度则是至关重要的。马歇尔一如既往地支持史迪威,认为应该将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以和他所负有的指挥权相适应。1944年6月30日,美国陆军部在一份要求晋升史迪威的文件中,对他大加褒奖。罗斯福拗不过军方的意见,签发了这份由陆军部起草的电报。这份电报于7月6日发给了蒋介石:
目前的危急形势,在我看来,要求委任一名有权指挥和协调所有在华盟军部队,包括共产党部队的人。我想我完全了解你对史迪威将军本人的态度,但是……我不知道还有谁有能力、有决心、有力量来消除正在威胁着中国和我们征服日本的全面计划的灾难。现在我要将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并建议你立即考虑把他从缅甸召回,直接置于你的领导之下,负责指挥所有中国和美国驻华部队。你必须赋予他协调和指挥作战的全部责任和权力。
蒋介石再也不提召回史迪威了,换了一种方式,要求罗斯福派位高级别的特使,前来调查中国战区的情况,于是,副总统华莱士被派到了中国。华莱士在中国的日子里,每天都被蒋介石和宋子文所困扰。蒋介石指出,为摆脱中国战区的不和谐局面,美国政府应派位总统特使,以直接沟通中国战区和总统之间的联系,无需再经过国务院和陆军部。华莱士认为这个建议合情合理,可以采纳。宋子文没完没了地数落着史迪威的过失,反反复复地讲述史迪威必须被召回的理由。华莱士招架不住了,竟然也得出结论:史迪威必须离开中国。
即使如此,蒋介石还是不放弃撵走史迪威的决心,他又进一步出击,通过总统特使赫尔利直接向罗斯福传递信息,指出史迪威所谓的军事指挥权,已涉及一国的主权。他说:“只要我还是国家元首和中国最高司令官,在我看来,我无疑有权召回一个我不能再信任的军官。”赫尔利向罗斯福报告,蒋介石和史迪威“性格各异,互不相容”――“如果你在他们的争执中支持史迪威,你就必将失去蒋介石,还可能失去中国”。罗斯福权衡利弊,认为蒋介石和史迪威是水火不容。为了维护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罗斯福作出直接而明确的命令,史迪威立即从中国撤回。
1944年10月19日,史迪威接到总统的命令,本想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一个解职声明。马歇尔担心他会出言不逊,造成难堪的局面,指示他在四十八小时内就要踏上归程。他写了两封告别信,其中一封给朱德的信说:“对不能与您和您不断壮大的杰出的部队并肩抗日深感失望。”蒋介石和宋子文前来送行,蒋介石解释说,这一切都是由于双方性格不合造成的,对此深表遗憾。这次,史迪威倒不失绅士风度,笑着说:“祝你们取得最后胜利,我永远是中国的朋友。”■
(责任编辑/刘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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